1978年文学批评的复杂性

新时期文学至今已走过近四十年的光辉历程。当人们谈起它时，总免不了将其与“文学性”“人的文学”等“五四”话语相关联，以明确其对“五四”传统的传承，同时也暗含其与“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的断裂。“在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公式化、概念化、政治化的‘文革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当代文学’的真正意义是通过‘新时期文学’加以体现的。”①几十年以来，“断裂论”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占据显要位置。其间，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批评（如学者李杨），质疑了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所造成的文学史写作的局限：“这些研究不能说全无意义，但至少存在一种危险，就是重新被纳入并强化80年代的知识谱系，即通过将‘五十—七十年代’文学政治化和非文学化，来强化‘八十年代文学’与‘五十—七十文学’的对立，将二者的对立理解为‘文学’与‘政治’的对立。”②；亦有学者着手对50—70年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关联性展开研究（如学者毕光明），“调整研究者同研究对象的关系位置，同等看待当代文学中的‘人的文学’和‘人民文学’这两个传统，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文学的双重视点上对研究对象进行历史考察和结构剖析，形成新的阐释结果”③。这些举措，对于探讨“断裂论”的历史局限，呈现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具体轨迹，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我们也须警惕：历史的发展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其中有变化，有惯性，也有融合。执着于其中任何一端，都将陷入偏执。因此，寻找历史发展的扭结点，冷静梳理文学史发展的具体脉络，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范式。

一。

“断裂论”流传于20世紀80年代，李杨在其文章《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曾总结了这一理念的基本思路：“‘新时期文学’‘接续’了被中断了数十年的五四文学传统，使文学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使文学回到了‘文学’自身，或者说使文学回到了‘个人’——有的评论家干脆认为是‘回到了五四’。”④这一理念隐含的含义便是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定性为“非文学”而排斥于外。如此一来，新时期文学又将起源于何处呢？

从1978年的文学批评来看，所谓的“断裂”，确实存在，但并非一刀切式的全盘型“断裂”，而是循序渐进式的变化。或许严格说来，“断裂”一词并不十分合适，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批评仍对新时期初期的文学批评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前者对后者的意义，不只是起点，更代表了后者产生的文学资源和传统土壤。

首先，是对两类矛盾的辨析和区别，主张对文艺问题进行细致具体的分析，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文艺问题的争论。这一点，周扬在中国文联会议上曾强调过：“在争鸣的过程中，我们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是少量的，而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有时也很不容易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不容易区分，我们就一定要学会区别这两类矛盾，尤其要特别注意矛盾的‘转化’问题”⑤。

其次，明晰了这一问题，接下来的便是一连串的良性循环。既然文艺争论不能看成敌我矛盾，那么提倡反批评，也就顺理成章了。“提倡反批评，可以收到帮助提高我们辨别能力的效果，可以让香花获得为自己辩护，即坚持真理的可能，这好处是无法估量的。”⑥反批评得以提倡，棍子式的批评方式得以遏制，文学批评的氛围也就日渐宽松起来。“对待有错误的作家和作品，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特别要严格地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因为思想上和艺术上有某些缺陷就否定一部作品，也不能因为写过一两部不好的作品就否定一个作家，更不能因为出现几个不好的作家就否定一个时期的文艺成就。”⑦文学批评的日渐宽容，带来了作家写作空间的扩大，文学创作上的繁荣也就指日可待了。同时，这些理论批评，“在拨乱反正中为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和深化，为艺术个性的解放和发扬，起了鸣锣开道的作用”⑧。

当时的文学批评，反对主题先行创作方式的文章俯拾皆是。“文艺作品必须从社会实践中来”，“真理总是从实践中来，反映客观真理的文艺作品当然也只能从现实生活中来”，“现在我们不少作品还是被群众批评为‘不真实’，就是因为不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去写，偏要适应不是从生活实际中来的某种意念去写的缘故”⑨。在这种反复强调生活真实、强调实践检验真理的文学批评思潮的影响下，新时期文学创作才日渐摆脱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束缚。我们看到，在1978年，虽然受主题先行影响的模式化创作仍然大量存在，但也同时出现了一批像《班主任》《伤痕》《灵魂的搏斗》这样直面生活真实、触及和反思现实痼疾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出现，得益于现实主义的回归，得益于文学批评对真实和实践的强调，它也同时为文艺创作揭开了新的一页，迎来了创作和批评的良性互动。

再次，既然主张创作要从生活实际出发，那么，生活的丰富和人的丰富，就不能被创作者所忽视。生活的丰富，必然引来对题材多样化的倡导；而对人物性格丰富性的重视，则势必会打破人物塑造单一化、样板化的创作范式。由此，“多样化”的倡导，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命题。

“岁月的流逝，生活的重负，忧患的折磨，艰辛的斗争，使一个人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既然现实生活是复杂多样的，表现它们的手段，也必须与之相应，是复杂多样的。题材、风格要多样化，体裁手法也必须多样化，才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多方面的生活，使文学艺术在革命思想统帅之下给人以多姿多彩的感受，高度发挥潜移默化的功能。既然综观事物的全过程，从这一端到另一端，必然有复杂性和多样性。那么，艺术手段也必然应该是多样的”⑩。

《文艺报》复刊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关于倡导题材多样化、冲破题材禁区、倡导描写人物的爱情、私生活等一系列文章和争论此起彼伏，并持续发酵。

最后，既然生活是丰富的，题材就应该是丰富的，那么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体验和创作个性，选择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题材进行创作。因而，作家的个人生活经历、体验和创作个性开始被关注。1978年，《文汇报》曾组织过关于题材问题的大讨论，其中就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