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体育论”的源头
摘要 针对日本的“快乐体育论”传入我国以来出现的多义性理解的状况，本文把梳理“快乐体育论”的源头，揭示其本真面目作为研究目的。
认为：日本脱产业化社会的到来为其“快乐体育论”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客观环境基础；之前以“运动手段论”为特征的日本学校体育暴露出来的弊端，刺激了“快乐体育论”的诞生；胡伊青加与凯亚洛斯的“游戏论”则为“快乐体育论”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思想依据。
概括而言，不应对“快乐体育”的“快乐”望文生义，把其单纯地放在方法论水平理解，而应结合时代背景，学校体育的现实，从发生论、存在论的高度予以把握；“快乐”不是达成体育目的（体质、技能、社会性）的手段，运动亦不是获得“快乐”的手段，“快乐”作为显发游戏本质的要素，与运动同在。
毕业论文网 关键词 快乐体育；脱产业化社会；运动手段论；运动目的论；游戏论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4）02—0044—05 1 研究的缘起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最受关注的外来学校体育理论，无疑是由日本引人的“快乐体育论”。
在“中国知网（将检索条件设定为“全文”时，1981年以来，含“快乐体育”一词的文献共有14455篇。
即便将检索条件限定为“篇名”时，1986年以来，篇名中含有“快乐体育”一词的文献也有1198篇（检索日，2013年9月10日）。
检索结果还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快乐体育”理论引入中国以来，其受关注程度总体成逐年上升趋势。
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篇名中出现“快乐体育”一词的文献，每年都有100篇以上，可以说，近年来学校体育界对“快乐体育”的关注度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是显著提高。
如果从对待“快乐体育”的态度方面进行归类的话，无非三种类型，即，“改革派（拥护派）”，“保守派（反对派）”，“审慎派”。
改革派积极乐观地坚决拥护“快乐体育”理论，该阵营学者的共同之处是期望借助“快乐体育”理论，通过确立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改造现有教材（竞技运动项目教材化），开发新教材，宣扬目标学习的方式，推崇“小组学习”的教学形态，革新学习评价体系，试图扭转“学生厌恶体育，但喜欢运动”的历史难题，并为终身体育的实现奠定基础。
与“改革派”的态度截然相反，保守派则悲观，甚至激愤地坚决反对“快乐体育论”，该阵营的学者认为“快乐体育论”下的体育教学“不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将师生传承关系本末倒置”，“不能进行系统的知识、技能的传授”，“不符合用最少的时间，最佳的方法与途径取得最大效益的原则”。
“审慎派”则冷眼旁观“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争论，他们对“学不会、学不乐”的传统的体育教学痛心疾首，期望借助“快乐体育”扭转这样的局面，然而，他们却又担忧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起什么作用”，“学生自愿、自发的学习能否使学生既学到体育的知识、技能，又为学生身心更加完善的发展奠定基础”，“对系统教学带来一定的局限”，“把握不好容易导致‘放羊式’教学”。
为何出现以上对待“快乐体育”三种不同态度？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对“运动技能学习与体验运动乐趣”的关系方面的分歧――要运动技能，还是要快乐，亦或二者兼得。
另外，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则是由于对“快乐体育”的限定词“快乐”的内涵的认识方面的差异，才导致以上分歧。
例如，有人望文生义把“快乐”理解为“乐与汗”、“学生喜欢什么就教什么”、“任由游戏教学漫天飞”等；还有些善于思考的学者从心理学的“兴趣”（一直接兴趣）方面解释“快乐”。
概括而言，我们对“快乐体育”的理解基本上停留在方法论层面，更多的是望文生义的推测，狭隘地把“快乐”理解为了低水平的“玩耍”，或心理学意义上的“兴趣”。
运动技能学习与“快乐”是否“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快乐体育论”所追求的“快乐”是否等同于“玩耍”、“兴趣”？于是，为了厘清这类疑问，本研究将把梳理“快乐体育论”诞生的源头，揭示其本来面目作为研究目的。
“快乐体育论”指的是日本“全国体育学习研究会”（以下简称全体研）于1979作为标语开始倡导的学校体育学习理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快乐体育论”的诞生，其直接理论来源是七十年代初竹之下休藏的游戏（Play）?运动活动（sports）?体育论。
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契机――社会（时代）的变迁以及此前学校体育发展困境。
还有，继续向前追溯的话，“快乐体育论”中还可看到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子，以及五十年代之后全体研倡导的“集团学习”的痕迹，不过，这并非直接原因，因此本文将不涉及。
2 脱产业社会的需要 学科教育的样式，除了要考虑学生能力发展需要、学科的特征之外，还要兼顾社会（国家所需劳动力的样式）的需要。
当时，以竹之下休藏为核心的“快乐体育论”的骨干成员，绝大多数来自于体育社会学领域。
因此，与其他学校体育理论流派相比，他们对学校体育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更加关注。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美国占领当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美国当局之所以大力扶植日本经济自有他们的算盘。
美国相关决策层认为，扶持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不仅可以防止他们重返军国主义道路，还可以遏制他们踏入社会主义阵营。
于是，战后初期美国就开始对全面崩溃的日本经济予以援助，尤其是1950年之后，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成为美军军需生产、维修的基地。
以此为契机，日本接过巨额军需品采购订单的同时，还迅速掌握了当时欧美的大量先进生产技术。
这为此后日本经济的迅速腾飞奠定坚实基础的同时，也为日本民众迅速走出战败的失落与悲情找到了精神寄托。
五十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完全复苏，进而，此后10年间出现“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奥运会景气”、“伊奘诺景气”等几次发展高潮。
进而，以六十年代开始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为标志，日本很快就步入了经济、技术发达国家的行列。
这段时期的日本社会结构被称为产业化社会，培养适应经济建设的优秀劳动力，成了这一时期学校教育的核心任务。
“工作第一”或“为了工作而休闲”，是这一时期的日本民众共同生活态度的写照。
这段时期的学校教育重视的是适应产业社会的“学力”、“基础体力（运动能力）”。
1964年日本内阁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增强国民的健康?体质的对策》明确指出，健康?体质的增进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随着经济、技术的迅猛发展，日本民众获得了更多的余暇时间以及可支配资金。
这为反思以“工作第一”为特征的产业社会的弊端提供了客观条件。
产业社会带来的都市化、自动化让日本民众感受到了物质生活的便利，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与物质生活便利相伴的，是自然环境的恶化、人际关系疏远，以及“自杀”、“过劳死”问题的日趋严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休闲活动（recreation）及运动活动（sports）的普及问题，日益受到公司企业及生活社区的关注。
到了六十年代后期，资源紧缺问题日益凸显，加上“石油恐慌”的刺激，日本不得不开始谋求产业结构转型。
虽然进入七十年代之后日本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是相关决策层考虑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他们发起并迅速对其产业结构进行全面调整。
转型期的日本民众的生活意识，也随之由"32作第一”或“为了工作而休闲”，逐渐转变为了"32作与余暇生活同等重要”或“为了休闲而工作”。
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为了弥补运动不足造成的身心困扰，为了健康而丰富地享受人生，为了与他人和谐交往，他们开始把运动活动（sports）当作终生的休闲方式。
概括而言，五十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全面复苏，步入高速发展期之后，运动活动的社会化问题愈加受到关注，尤其是到了产业结构转型期的60年代后期，日本民众的运动需求显著增加，随着大众运动活动（sports）的呼声的日益增高，市民运动活动（sports）、地域运动活动（sports）很快就变得司空见惯。
然而，与社会体育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这段时期《学习指导要领》下的学校体育的开展则显得极为保守，并未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
3 “运动手段论”的不合时宜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干预下，日本的学校体育理念不得不从战前的“身体的教育”向“通过运动的教育”转换，相应的学校体育目标、内容、教学方式直接照搬当时的美国模式。
学校体育目标，由二战期间只强调“身体”（体力、意志力）方面的目标，变成了促进身体发展的同时，兼顾情绪方面、社会性方面发展；学校体育内容，由“体操”为主的内容变成了以“运动项目（sports）”为主的内容}学校体育的教育方式，由军训式、教师为主，强制、整齐划一的教学方式，变成了强调学生尽量自主学习的教学方式。
需要强调的是，“通过运动的教育”并非全盘否定战前的“身体教育”，而是采取批判性继承的方式，后者吸收前者，后者的目标比前者的目标（内容）更为宽广――从“身体”扩张到了“全人”（身体、精神、社会）。
另外，从“运动活动"（sports等）与“体育”（目标）的关系来看，“运动活动”作为实现“体育”目标的手段，并未实质改变，因此，两者被统称为“运动手段论”。
从与社会关联的角度来看，“通过运动的教育”符合产业化社会的时代要求，但是到了脱产业化社会，则已明显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于是，竹之下这样概括产业社会时代的学校体育：在以工作为中心的产业化社会，学校中的学习服从于工作，而非游乐，工作与游乐相互对立，游戏及运动活动（sports）等即便被作为教育内容，也与运动享受无关……产业化社会的教育必须立足于产业化社会的价值观……产业化社会强调工作的机械化、制品的规格化，与此相适应，所有学生在体育课上必须达到的相同目标水准被予以了明确规定，个人差异一般不被认同。
于是，举办体育公开课时，后进生被留在了教室。
另外，“快乐体育”登场还有一个非常现实原因，即当时日本学校体育普遍出现的“学生喜欢运动，但不喜欢体育课”现象。
当然，这是“运动手段论”必然诱发的现实问题。
以1947年的学习指导要纲、1949年与1953年的学习指导要领为标志，日本战后初期的学校体育一般被称为“生活体育”（或“新体育”）。
这段时期的日本学校体育，与其他学科肩负着培养民主国家建设、具有民主精神民众的使命，因此，在这段时期，“社会性（一民主的生活态度）”发展方面的目标备受关注，而之前的身体发展方面的目标则遭到了冷遇。
这段时期学校体育的最显著特点是以学生的运动生活为母体构建体育内容，进而谋求改善学生的运动生活。
然而，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伴随集权主义的抬头，以及对生活教育、生活体育的所谓“基础学力的低下”“儿童中心主义”的批判，日本的教育理念及学校体育理念迅速开始转变。
运动技术教学的系统性、国家主义训教色彩的组织纪律性，在学校体育中逐渐占据上风。
另外，受1964年东京夏季奥运会申办成功的影响，这段时期学校体育的开展，明显具有竞技运动训练的色彩。
其后，随着高度经济成长带来的生活环境恶化、青少年体质低下等问题的日益凸显，以及东京奥运会热情的降温，196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旗帜鲜明地把“增强体质”作为了核心目标，基于体能训练理论的学校体育实践得以盛行，体质监测备受关注。
然而，这样的学校体育实践，以学生普遍反感为导火索，很快就诱发了来自各界的广泛质疑。
到了脱产业化社会，以工作为中心的价值观，转向了工作与余暇生活并重的价值观，于是，如何与余暇生活接轨、如何区别对待成了学校体育必须直面的迫切课题。
脱产业化社会的到来，工作与余暇生活同等重要已经成为共识，人们已经不再把余暇生活中的运动活动看作“不务正业”或“玩物丧志”。
这为反思产业社会奉行功利性价值观（运动手段论）的学校体育提供了可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竹之下为首的全体研的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理念逐渐发生转变。
竹之下以“运动活动（sports）何意？”作为问题意识，反思之前的运动活动（sports）观，认为当时对待运动活动（sports）的态度占优势的是手段轮，目的论则受到冷落。
由此，“运动活动”自身价值方面的研究正式登上了日本学校体育研究的舞台。
4 游戏理论的思想积淀 竹之下从目的论的角度思索运动活动（sports）的含义的思想原点是胡伊青加（又译约翰?赫伊津哈，John Huizinga）及凯洛亚斯（又译罗歇?加卢瓦，Roger Gaillois）的游戏论（play）。
如果把全体研的“快乐体育论”与二者的游戏论进行对照的话，会清晰看到二者的游戏论实乃“快乐体育论”的思想源头，“快乐体育论”是游戏论在学校体育中的一般化、具体化。
于是，以下内容将以竹之下对游戏、体育、运动活动（sports）三者内涵及相互关系的论述为线索，追索胡伊青加的《人：游戏者》（Homo Ludens，1938）与凯洛亚斯的《游戏与人》（Les jeux et les homes，1958）中的相关观点，粗描“快乐体育论”的思想面貌。
4.1胡伊青加的游戏论 十九世纪之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方面使得人类的生产、生活更加便利，另一方面则使人们过于注重实际，急功近利，以战争频发、范围扩大（世界大战）等为标志，人类文明的危机愈加凸显，欧洲长久以来理性主义的传统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反思“人之为人”，重觅人类文明的存在根基，成为了不同领域、不同流派思想家的共同使命。
作为其中一员，身为文化学家的胡伊青加把目光聚焦于游戏问题，一反之前游戏研究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之前的游戏研究的通病在于，皆认为“游戏必然服从于某种不是游戏的东西，游戏必然具有某种生物学目的”。
作为对这种局限性的超越，胡氏以游戏的乐趣因素的性质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即游戏的“快乐（fun）”因素“拒斥一切分析，一切逻辑解释。
作为一种概念，它不能被归结为任何其他的心理范畴……显发游戏本质的却正是这种乐趣因素”。
因此，他才认为生物学和心理学终止探究的地方恰恰是探究游戏文化功能的突破口，真正的、纯粹的游戏应该被赋予人类文明的基础位置。
进而，胡氏采用结构分析的方式对游戏的要素（特征）予以重新梳理，认为人类学意义上的游戏应该包括这样几个基本要素（主要特征）：游戏者“自愿”在“自由”的时间进行的“自由”的活动；脱离“日常的”或“真实的”的生活（无功利性）；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封闭性”），遵循一定的规则（“限定性”）开展。
以这样的框架性铺垫为基础，胡氏大胆假设“游戏”为“生活的一个最根本范畴”。
围绕这一假设，胡氏采用文化一史学的研究进路与方法，对语言、竞赛、法律、战争等人类文明现象（文化）的游戏因素逐一展开剖析，最终得出“人是游戏者”、“处于最初阶段的文明乃是被游戏出来的。
它不是像婴儿从子宫中脱离出来那样从游戏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产生出来且永远也不脱离开游戏的。
”概括而言，胡氏超越了之前手段轮、方法论水平的游戏研究，使其上升到了目的论、存在论高度；把“快乐（fun）”赋予了游戏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根基位置――显发游戏的本质。
关于“游戏”的概念，胡氏这样界定：“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这种活动或消遣是在某一固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其规则是游戏者自愿接受的，但又有绝对的约束力；它以自身为目的并且伴有一种紧张、愉快的情感以及对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识。
”另外，胡氏的“游戏”概念的指称范围包括动物、儿童与成人叫做“游戏”的全部活动。
胡氏虽然如此界定“游戏”的概念及其指称范同，但他在《人：游戏者》一书中真正芙注的并非从儿童及动物身上看到的游戏――文化之前存在的游戏，而是与成人社会休戚相关的游戏的文化属性及其社会机能。
4.2凯亚洛斯的游戏论 另外一位对竹之下产生重要影响的法国社会学、文化学巨匠凯洛亚斯的游戏论，总体上看则是对胡伊青加的游戏论高度评价、批判性继承基础上的发展与扩充。
凯亚洛斯批判胡氏游戏论的第一点，认为胡氏的“游戏”的范围过于狭隘，偏重于竞争的游戏。
如此一来，游戏何以称得上“一个整体”；凯亚洛斯还认为胡氏把游戏的原动力归结为不能还原的“快乐（fun）”，却剥落了同样可作为游戏构成要素的偶然（alea，投机）和眩晕（il—inx）。
凯亚洛斯批判胡氏游戏论的第二点，认为胡氏把盛典与游戏等同看待――胡氏把祭祀放入了游戏的范畴，凯亚洛斯认为胡氏的这种做法过于夸大游戏，实乃胡氏的一大败笔。
在“游戏”概念界定方面凯亚洛斯与胡氏的界定并无多大差别，只是以上述第一点的批判作为基点，扩充了“游戏”的涵盖范围。
这种扩充主要体现在凯亚洛斯对“游戏”的概念的进一步界定，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自由的活动。
即游戏者不可被强迫，游戏者一旦遭受强迫，游戏就会丧失具有吸引力的快乐的性质，从而沦落为劳作； ②被隔离的活动。
⑧具有不确定性的活动。
即虽然允许游戏者发挥其聪明才智，鼓励创意，但是游戏的结果及进程不能预知。
④非生产性活动。
即并不创造财物与财富，只是消费。
⑤遵循规则（rule）的活动。
⑥虚构的活动。
即与日常生活相比，在乔装意识下进行的活动。
进而，作为对游戏的分类，凯亚洛斯根据游戏者的心理态度把所有游戏归纳为了4个范畴，其含义可如下概括。
①竞争（希腊语agon，竞技）。
该范畴内游戏的原动力，是让他者承认自己在领域内卓越性的愿望。
速度、耐力、力量、记忆力、技能等方面的较量都属该范畴。
竞争的本质体现在平等条件下竭尽全力。
②偶然（拉丁语alea，碰运气或投机）。
该范畴内游戏的原动力是信赖幸运之神的垂青，敢于孤注一掷的冒险精神。
游戏者所能做的是在期待与不安中等待命运的宣判。
猜拳、赌博、抽奖等属于该范畴。
③模仿（英语mimicry，模拟）。
该范畴游戏的特征是：游戏者暂时脱离现实世界，游戏于虚幻的世界，经由幻想、扮演和伪装来产生超越自我限制的感觉，从而演好另外一个角色（人格）；相对而言，该范畴的游戏看不到严密的规则，取而代之的是虚构的自觉，不断地创造，对模仿的好奇心；游戏过程中，一旦打破现实的自我与模拟中的他者或它物之间的界限，该游戏将会变质、堕落。
儿童模拟游戏（例如“过家家”）、玩玩具、舞蹈、演剧、小品等属于该范畴。
④眩晕（希腊语ilinx）。
为了追求眩晕感、身心失控感，刻意搅乱原本正常的知觉，使意识发生暂时性改变，是该范畴游戏的特征。
过山车、蹦极、华尔兹、高山滑雪等属于该范畴。
如果把上述4个范畴看作对游戏种类的横向分类的话，从儿戏（希腊语paidia，本能类游戏）到规则游戏（拉丁语ludus）的发展方面的分类则可看做游戏的纵向分类。
进而，凯亚洛斯还以其对游戏的界定及分类（4个范畴）为基础，对游戏的异化（变质、堕落）问题及游戏的社会作用予以了深入讨论。
4.3竹之下休藏的游戏?运动活动?体育论 一般认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的运动活动（sports）观的形成过程中，学校体育发挥了至观重要的作用。
因此，竹之下才认为日本人的运动活动观的症结所在，应该从明治以来的学校体育史中去寻找。
在寻找这一症结的研究过程中，竹之下正是以胡氏的游戏论，尤其是其中的游戏要素论作为了研究视角，认为：当从胡氏的游戏要素论审视日本人的运动活动（sports）观时，会发现其中的“自由”要素、规定性?限定性要素（规则）并未被引起重视。
其表现是以1913年公布的学校体操教授要目为标志，瑞典体操在学校体育中开始占据统治中心地位，其后日本学校体育变迁过程中，游戏及运动活动（sports）教材的比重虽然逐步增加，但是教学方法并未发生相应的改变。
究其原因，竹之下认为，游戏与运动活动（sports）“虽然不能等同看待，但是游戏的要素对运动活动而言非常重要，如若失去，运动活动将会远离文化，运动活动对人类将会没有意义”。
竹之下援用胡氏的游戏文化论――文明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产生出来且永远也脱离不开游戏的”，认为，运动活动?体育研究中的生理?心理学观点固然重要，然而目的论意义上的文化论研究同样不可被遗弃，之前缺失的恰恰是后者的研究。
这种缺失表现为，在引入欧美的运动活动（sports）过程中，长久以来并未深入探究“运动活动（sports）何意”，只是学到了其表面形式而已――由运动竞技与身体运动（包含野营等野外活动）组成的运动活动只是被作为了身心健全发展的手段。
这正如胡伊青加在谈到现代运动活动时所言，现代运动活动已变得过于死板，原本自然、轻快的特征正在被逐渐遗忘，作为维系共同社会纽带的价值愈加弱化。
概括而言，胡伊青加的“显发游戏本质的在于‘快乐（fun）’”、“游戏以自身为目的”之说，使竹之下的运动活动（sports）观、体育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也是胡氏游戏论对竹之下的最主要影响。
这正是十年之后的1979年，全体研明确打出以运动自体为首要目标的“快乐体育”旗号的思想渊源。
从这一点来看，快乐体育的逻辑，并非很多学者所理解的那样，“为了快乐而运动”（运动是快乐的手段），而是“在运动中体验快乐”。
另外一位游戏论者凯亚洛斯对竹之下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他的游戏的4个范畴说（类型说）。
竹之下受英国体育史家麦金托什（P.McIntosh）对凯亚洛斯游戏论的相关解读的启发，认为把凯亚洛斯的游戏范畴说与体育中的学习内容分类关联考虑时，与体育中的学习内容关系最大的是“竞争”（希腊语a―gon，竞技）与“模仿”（英语mimicry，模拟）这两个范畴。
比较而言，运动活动（sports）则主要属于“竞争”的范畴，舞蹈则应划入“模仿”范畴，进一步细化的话，运动活动包括：①竞技类运动（competitive sports），例如田径运动、球类运动；②搏击类运动（combat sports），例如拳击、柔道；③克服类运动，例如登山、远足、器械体操；④非竞争类运动，例如华尔兹等舞蹈，这类运动主要属于“模仿”范畴。
当然，这种体育学习内容分类方式并非固定不变，之后的几十年，竹之下及其后继者曾多次对其进行调整。
可以说正是受胡伊青加，尤其是受凯亚洛斯游戏的4范畴说的影响，才有了全体研的“基于运动的机能性特性的学习内容的构造化”理论及其实践。
4 小结 通过以上讨论，从以下几个方面揭示了“快乐体育论”的源头。
随着脱产业化社会的到来，日本民众的经济水平显著提高，余暇时间显著增多，个人价值观相应发生了根本转变，产业化社会“工作第一”或“为了工作而休闲”，转变为了脱产业化社会的“工作与余暇生活同等重要”或“为了休闲而工作”。
其二，“快乐体育论”，是为了谋求走出此前学校体育困境的产物。
产业化社会作为“通过运动的教育”的运动手段论，到了脱产业化社会，其功利性的弊端暴露无遗――以片面强调提高“运动技能”、或片面强调“增强体质”为特征的学科中心主义造成的“学生喜欢运动，但不喜欢体育课”等问题。
可以说，“快乐体育论”，强调学生学习主体性、社会性，强调与“终身体育”接轨，强调“运动中的教育”（运动目的论），皆是为了走出之前日本学校体育的困境，重建学校体育体系。
其三，胡伊青加与凯亚洛斯的游戏论，为“快乐体育论”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胡伊青加的“显发游戏本质的在于“快乐（fun）’”、“游戏以自身为目的”之说，启发竹之下以运动活动（sports）一游戏中的“快乐”因素为突破口、进而构想了以“运动目的?内容论”为特征的。
“快乐体育论”（“在运动中体验快乐”）；凯亚洛斯游戏的4范畴说，可以说是全体研“基于运动的机能性特性的学习内容的构造化”理论及其实践的理论基础。
总之，通过以上对日本“快乐体育论”三个源头的梳理，可以看出：不应对“快乐体育”的“快乐”（flm）望文生义，把其单纯地放在方法论水平理解，而应结合时代背景，学校体育的现实，从发生论、存在论的高度予以把握；“快乐”不是达成体育目的（体质、技能、社会性）的手段，运动也不是获得“快乐”的手段，快乐作为显发游戏本质的要素，与运动同在。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只对日本“快乐体育论”的三个源头进行了追溯，若要体系把握“快乐体育论”的内涵，还需对其（在学校体育中的）实践特征予以全面梳理。
于是，作为本文的后续研究，将围绕“运动目的?内容论”、“运动的技能性特性”、“目标学习”、“相互关爱”的学习等关键词，以及针对“快乐体育论”的批判与反批判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