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裔文学 论《女勇士》后殖民主义文学性
【摘要】该文运用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原则,以《女勇士》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分析作者在种族和性别方面对女性的主体身份的探索,证明《女勇士》为华裔女性主义美学的完善和表达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女勇士》;女性形象 汤亭亭的《女勇士》通过描写家族谱系中的几个女性在中国和美国社会各自的经历及这些女性在命运面前各自表现出的坚忍、绝望、反抗、脆弱的性格侧面,揭露出女性在中国传统社会和移民社会中遭受的性别歧视,显现了华裔美国女性在两种文化冲突的抗争与融合中重建华人女性主体传统的努力。
一、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概述 后殖民主义指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前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为建立主体和民族文化身份努力摆脱被欧洲殖民国家统治地位的阶段。
后殖民主义理论其实质是通过消解西方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模式以摆脱本民族文化的边缘化状态,甚至建构新的文化中心。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旨在消解以男性文化为中心的传统父权制,改变文学中沉默的妇女形象和被边缘化的地位,建构女性主体空间。
后殖民女性主义集后殖民和女性主义批评为一体,关注殖民地女性受到的双重压迫,旨在颠覆性别、文化、种族等级秩序,确立殖民地妇女的主体地位。
后殖民女性主义认为,后殖民地女性有着在传统的父权社会和殖民统治之间的双重边缘身份,面临着夹在世界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两难处境。
二、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视野下的《女勇士》中的女性形象特征 在《女勇士》中,作者所塑造的女勇士形象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经历了从对自己的性别和种族倍感困惑到重新发出反抗声音的自我身份定位过程。
作者让“女勇士”发声的目的并不在于颠倒传统意义上的边缘与中心地位、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概念,而是用消解种族、性别二元对立的方式去消解西方中心论和父权中心论。
(1)女性的地位:双重身份局外人 《女勇士》中的女性形象出生在男权世界中,生活在种族、性别、阶级、文化的多元社会构成中,既在传统男权社会的枷锁中挣扎,又徘徊在疏离“他者”的异乡门外,面对着来自多种主导话语的霸权政治的压迫。
作者从女性角度表达出自己对深受男性歧视的妇女的怜悯以及对传统中轻视女性的愤怒。
无名姑姑在丈夫远走他乡后怀上了别人的孩子,村民不仅不对其遭遇同情,反而无情地羞辱她,最终她因不堪社会舆论的压力带着新生儿投井自杀,成了父权制度下的牺牲品。
无名姑姑的“无名”本身就预示着男权社会中女人身份的卑微。
造成其悲剧的根源在于父权制度本身。
长期以来,生活在异质文化环境中的少数民族一直遭受主流社会的排挤和歧视。
西方社会后殖民的文化心态决定了华裔社会边缘人的身份,而此种身份直接导致了华裔女性生活的整体压抑感,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普遍丧失了表达自我的话语权,《女勇士》对此做了深刻的揭露。
作品中,母亲勇兰、姨妈月兰以及“我”的经历都掺杂了被视为异质文化环境中“他者”的悲哀:母亲勇兰告诫女儿不要向外人言说自己的中国背景;月兰阿姨在面临丈夫抛弃后因为环境的陌生不敢言说也无法言说,最终惨淡地病死疯人院;而“我”在东西文化的碰撞间也经历了成长中的无声与无语阶段。
这几个人物面对西方世界时有着种种困惑,心理充满了矛盾的挣扎,却保持着沉默不敢反抗。
(2)女性主体身份的构建―从沉默的“他者”到吟唱的“歌者” 在《女勇士》中,作为“第二性”存在的女性形象虽然没有实质上的主体身份,但是却表现了一定的女性主体意识。
在汤亭亭的书写中,女性的意识苏醒的主线由最初的沉默无声状态发展到寻求话语权阶段再过渡到抗争状态最后呈现为一种开放的“文化沟通者”风格。
主体意识在文本中一直没有泯灭,在父权意识形态影响下和在种族歧视环境中生活的压抑女性形象积极进行着对其主体身份的追寻,从无名女人无身份的沉默、月兰阿姨的“失语”再到母亲的“自听自说”和“我”发出的“自我声音”,构建了女性主体“发声“的主线,也是一步步确立女性主体价值地位的审美创造。
进一步说,“我”想象中的“精神之母”花木兰和蔡琰的形象,揭示了女性最终获得解放的方法:即女性需要积极地参与多元对话, 包括与不同性别和不同种族的互相交流与融合。
作者通过塑造“我”的形象欲强调华裔女性的沉默是由性别、文化和种族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
“我”身为华裔女孩,经历了成长阶段失声的痛苦,“我”的失声代表着整个华裔女性群体的沉默。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沉默甚至作为华裔美国人为免遭主流社会的排挤而成为他们自动的选择。
“我”在群体沉默的环境中长大,缺乏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只能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但残酷的现实反而迫使“我”对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外界对声音的压制并不能够熄灭“我”内心渴望“发声”的欲望,在潜意识的空间中,“我”积极建构女性自我,并在模拟两位女性英雄人物花木兰和蔡琰的想象中寻找到自我的主体地位。
花木兰的形象在作品中秉承了民间传说中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建功立业、告老还乡的叙述框架,在此基础上,作者塑造了一个融合西方女权主义传统和中国剑侠想象的女性权威形象。
这个形象少小离家拜师学艺,炼得一身好功夫,又替父从军,在战场上与敌方厮杀,甚至在战场上找到了爱人并与之构筑了幸福家庭,归乡后还杀死了代表着封建专制统治的皇帝。
这个 “花木兰”为摆脱传统父权统治下女性受人摆布的命运、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并不刻意掩饰自己的女性身份。
从这个角度来看,她通过参与男性世界的争斗,在为父老乡亲报仇雪恨的同时自己也赢得了新生。
这个故事融合了女性证明自我价值的人生理想,寄托着作者对两性间实现互补、融合、平等关系的渴求,表达了作者消解封建父权体制的性别对立和父权中心的渴望。
蔡琰是作者运用中国传说塑造的另一个女勇士般的人物。
这个故事代表着长大了的“我”在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和深入的思考后终于找到了民族沟通与文化融合的道路。
蔡琰是传统中国才女的典型,她兼备文武之才,汉末动乱时,不幸为胡人俘获,被迫嫁给南匈奴左贤王。
虽然忍受着他乡生活之苦,她却并没有对生活丧失希望,她在沉默中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终于在羌笛的伴奏下唱出了“胡笳十八拍”。
这种哀而不伤的和者之歌象征着华裔女性终于打破了多年的沉默,在坚守自己民族文化传统时又积极参与文化沟通,最终到了主体地位。
作者在保留故事原有寓意的基础上又由此拓展了一层:蔡琰的歌者形象表明作者要打破文化、种族的边界,消解“他者”与自我的对立,渴望民族之间相互沟通、各个文化间相互融合而不是种族对抗和文明对立的愿望。
三.结语 通过对《女勇士》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分析,我们看到华裔女性面对性别和种族歧视时追寻女性主体地位所做的努力。
汤亭亭作为华裔女性作家的代表,正视了现代华裔女性的现实地位,证实了少数族裔与主流社会的差异、女性与男性地位的差异、女性内部的差异,呼唤不同种族、男女的平等对话与沟通,颠覆了二元对立体制,构建了华裔女性女勇士的文化沟通者的形象,为华裔女性文学写作开拓了新空间。
参考文献: [1]肖薇.异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6. [2]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 陆薇.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作者简介:张羽(1986—),安徽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