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好像永远年轻”
在“杂交水稻之父”这个名字背后，90岁的袁隆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了一圈袁隆平身边的人，学生邓启云说他总是不服老;记者兼朋友谭毅挺说他“热情、坦然、不会摆架子”;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兼秘书辛业芸说他像一个永不停歇的跳高运动员。
每个人都收藏了袁隆平不同的一面。相同的是，这位90岁的国民科学家身上似乎有一个奇妙的磁场，最终让这群人被同一种激情、同一种热爱、同一种理想无形牵引着、感染着、改变着。
“哎哟！我差点pass away啦！”。
2010年，烟龄有60多年的袁隆平被查出患上慢阻肺。此外，X光片显示他的肺部有一处阴影，医生说有癌症的可能性。一向对身体很有信心的袁隆平吓了一跳。为了不离开心爱的水稻，他意识到必须要戒烟了。
“抽烟有几大好处，友谊的桥梁、寂寞的伴侣、纳税的大户、灵感的源泉、痴呆的良药……”袁隆平自有一套抽烟理论，在研究中心广为流传，大家听完都笑着摇头，一副“拿这老爷子没办法”的表情。“他那会儿是没想到后面的后果呐！” 辛业芸对《环球人物》记者笑着说。
烟是慢慢戒的。袁隆平给自己制定了一套分步走计划：先把焦油含量高的改成含量低的，然后一支烟只抽半支，适应后再变成只抽1/3，慢慢地吸烟也不过肺了，直到2012年，袁隆平完全戒烟了。“他是真有毅力啊，只有这样的人戒烟才这么坚决。他个性要强，说戒就戒，肯定是觉得这样下去不行，真的不能再多抽一下了，一切得为了他的水稻。”辛业芸说。
最近这两年，袁隆平身体状况不如以前，住过几次院。有时候他自己感叹：戒烟戒晚了，要是早戒个10年、20年就好了。2018年，袁隆平病情不稳住了院，学生邓启云去探望，袁隆平见到他就说：“哎哟！我差点pass away啦！”邓启云站起来学着老师的语气和动作，现在回想还是忍不住笑。生死攸关，仍然要幽它一默。
2019年3月，袁隆平去医院做检查，医生为了测试他有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出了一道算术题，问他95+13等于多少，他一下就答出来了。医生连忙说：“没有痴呆没有痴呆。”袁隆平开心地总结：“我们搞科研的，最怕痴呆。既然我还没有痴呆，就要继续工作，退休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事。”。
现在，90岁的袁隆平走路有些缓慢，家距离办公室有几百米，以前常常走路上下班，但是现在需要开车把他接过去。他的听力也不像以前，“年纪大了，耳朵不灵了 ”，但他不愿戴助听器，“不管用，主要是分辨率不高，声音（我）听得到”。他凑近了仔细听别人的提问，回答时不由得放大音量。每天清早的例行下田，也有了改变。他起床，出门，穿过小楼后面的铁栅栏，站到田边——只能站在田边，不能下到田里了，因为身体不如从前，“一脚踩下去，起不来的”。
目睹袁隆平身体的变化，《环球人物》记者心里隐隐有些难过。还记得12年前，2008年的夏天，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兴高采烈地做自我介绍：“我有70多岁的年龄，50多岁的身体，30多岁的心态，20多岁的肌肉弹性。”并且“炫耀”自己的运动成绩单：每年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举行游泳比赛，他都能战胜小伙子们当仁不让地成为游泳冠军。“游泳、排球、跳舞，都是不花钱的平民项目。”“游泳我是一流水平，打排球我只能算是二三流的水平。”。
但一切身体变化都不能改变一点，他要继续上班。身体服老了，心里还不服。袁隆平的办公室有张巨大的办公桌，上面摞着整整9摞书，这些都是他平常要用的。桌上放着眼镜、放大镜，“眼镜不行就用放大镜”，光放大镜就有3个不同型号的。他的办公室里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纪念品：美国科学院院士的证书、“世界粮食奖”颁奖现场的照片……其中巴基斯坦送的画像上还注了一行英文字——The man who puts an end to hungry，他们称他“饥饿终结者”。
“他好像永远年轻。”邓启云说，“现在很多事情，他还是很想身体力行地参加。其实到了这个年龄，做一些指导，口头上说说就可以，但他不是。”2004年，很多科学家到海南参加一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会议。74岁的袁隆平也在其中。会上，科技部有位处长说，以后像袁院士这样的老科学家慢慢地退出一线了，可以主要培养年轻人，为他们做一些顾问和指导。“袁老师当时就站起来说：‘我不是裁判员，我是运动员！’”邓启云回忆说，当时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十几年过去了，袁隆平还是这样的心态，要做“运动员”。
2005年，湖南籍院士新年联谊会在长沙市举行，袁隆平拉小提琴，与钢琴家刘诗昆（右一）合奏《我的祖国》。赤脚下田，赤脚开会。
《湖南日报》原科教部主任谭毅挺曾多次采访袁隆平，两人成了朋友。袁隆平几十年里一直称呼谭毅挺为“小谭”。2009年《湖南日报》创立60周年，袁隆平专门写了篇文章，题目就是《我的朋友小谭》，感谢谭毅挺对杂交水稻的长期报道。
在和袁隆平的交往中，谭毅挺觉得这位科学家非常低调，“我第一次见他，他不摆架子，这个人很热情、很坦然，动不动就哈哈哈笑起来”。
1982年秋，袁隆平参加第二次国际马尼拉水稻研究所的会议。会议期间，他跟谭毅挺通过一个电话，谭毅挺写了一则短消息报道此事。后来，谭毅挺应《大自然》杂志社的邀请，写一篇有关袁隆平的文章。谭毅挺记得那时快过年了，两人聊着聊着，袁隆平用重庆话讲了一句：“我们在国际水稻所可“有味”（重庆话：有意思）了，他们说我是‘杂交水稻之父’。” 谭毅挺赶忙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袁隆平讲了那次会议的情况，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称他是“the father of Hybird Rice”。紧接着，他又谦虚道：“不不不，（我）哪有这样的（本）事咯！”。
凭着职业敏感，谭毅挺认真地说：“袁老师，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我的文章虽然写的是你，但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杂交水稻之父’不是中国人封的，是国际水稻所的专家公认的，是不是？”“‘啪’，我就把这个消息给捅出去了！”谭毅挺对《环球人物》记者笑着说。
邓启云与袁隆平的交集也源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袁隆平正在安江农校热火朝天地搞科研。年轻的邓启云从湖南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这里教书，来之前农学院的教授对他说：“安江农校有个袁隆平很了不起，去了要好好跟他学。”。
后来在学校见到袁隆平，觉得他果然和其他老师不一样，浑身上下充满率性自由。“他搞杂交水稻，经常打赤脚下田，开教职工会议的时候，他就打赤脚来开会，有时候穿双拖鞋。他心里把学院当作一个家，所以没有什么顾忌。”这么多年过去，每次想起这个场景，邓启云都觉得，这种自由感对科学家来说格外珍贵。
1988年，邓启云被调到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从此一头扎入杂交水稻研究中，和袁隆平的接触也渐渐多了起来。他还记得第一次向袁隆平汇报工作的场景。“当时他在家煮了碗面条，我在一边汇报，他就埋头吃面，我中间停顿了一下，想看看他的反应，结果他示意我继续。我汇报完5条内容，他的面也吃完了，然后放下筷子一条一条详细地给我答复。我当时觉得惊讶，怎么他的记忆力和专注力这么厲害？”。
邓启云还发现，一年四季，冬去春来，袁隆平总是第一个捕捉到草木枯荣的人，地里只要冒新苗，就逃不过他的眼睛。这种对大自然的高度灵敏性，让他能够抓住科学上瞬息万变的灵感。“经典遗传学认为水稻没有杂交优势，但袁老师没有被束缚住，60年代当他发现那一株‘优良水稻’时欣喜若狂，后来却培育无果，他马上想到这是天然杂交水稻，必定有杂交优势。这就是科学家的洞察力。”邓启云说。
在袁隆平身边工作学习几十年，邓启云也见过袁隆平着急的时候。遇到谁把事情搞砸了，好比“一手好牌偏偏打烂了”的时候，他会生气，会骂人。有一次，邓启云陪袁隆平从香港中文大学回内地，从温室带回了7株苗子。“老爷子习惯坐火车，结果火车一路颠簸，快到长沙的时候，我一看苗子快死了，当时就傻了。结果被他骂得要死哟，也没敢吭声。”邓启云一边回忆一边笑。后来回到实验室，他集中精力好歹救活了5株，这才松了口气。
“袁老师骂人，当场骂完就完了，第二天见面该干啥干啥，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他着急是对事不对人，不会对你抱有成见，给你压力，他知道你是无意为之。袁老师是个明白人。”邓启云说。
“我不戴没秒针的手表”。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写了本书，叫作《谁来养活中国》。辛业芸记得当时袁隆平像一个斗士，立马站出来说：“我们中国人可以养活自己。”后来他专门写了《通过科技进步展望我国水稻的增产潜力》，以论文的形式回答这个问题。“那种自信，瞬间感染了我们。”辛业芸说。
后来有一次，她去美国为世界粮食基金会选派实习生活动做评审。一位美国学生认为中国面临环境污染、土壤肥力下降这种情况，只能种美国的大豆。当时辛业芸脑子里全是袁隆平底气十足的声音：“人口增长，土地减少，我们靠自己、靠科技，就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她当场给这名美国学生讲了杂交水稻的故事。“我说我们不靠美国的大豆，我们就靠自己。他听得脸红，真的，听得脸红。”。
2011年，超级杂交稻第三期目标亩产900公斤高产攻关验收的时候，辛业芸和同事们心里直打鼓，到底能不能达标，都不敢说。当时，中央电视台把直播车开了过来，准备现场直播。“我们哪里经历过这种场面呐！就和袁老师说，袁老师，咱们低调一点、低调一点，万一没实现怎么办？”辛业芸记得清清楚楚，袁隆平直接把她叫到办公室说：“我用三种方法给你算，无论怎么算，我都能过！”。
“我一听，三种方法都能过，心里忽然就有底了，他真的好自信，最终也确实达标了。”往后这些年，辛业芸已经习惯了袁隆平这份“定海神针”般的自信，“我坐飞机遇到气流颠簸，有时候就想，袁老师也在飞机上，肯定没事！”。
辛业芸做袁隆平的秘书20多年，曾经想送他一份礼物，她看到袁隆平一直戴卡西欧的手表，决定也送一块这个牌子的手表，比起老年保健品，估计会更合他心意。没想到因为这件事，她了解了袁隆平对秒针的执着。“我不戴没有秒针的手表，因为我游泳是要看表的！”是她忘了，袁隆平曾是个游泳健将，每游一个来回都要掐时间，对他来说，秒是一个重要的计时单位。更高更快，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被他贯彻到底了。
在获得共和国勋章时，全国人民都通过直播看见了习近平总书记和袁隆平有一番对话。这番话也是关于超级杂交稻产量的。“总书记问我，有什么进展？我说，我们正在向1200公斤亩产冲刺！”这相当于每公顷产量达到18吨，而袁隆平的目标还像跳高一样，要再高一点，每公顷20吨。
超级水稻的亩产数字不断更新，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袁隆平“是不会停止的”，他领头带着一群年轻人跑，年轻人的步伐有时候甚至追不上他。邓启云和袁隆平开玩笑：“袁老师啊，你的思想跑得太快太远了，‘禾下乘凉梦’得靠年轻的几代人，搞个50年才能實现呐！”。
袁隆平则对他手下这批科研人员很有信心，“我的学生多数是能下田的，晒得很黑的，他们以事业为重，不怕辛苦和劳累，很可爱、很不错的！”。
袁隆平还曾对邓启云提过，他喜欢对水稻有感情的年轻人。“杂交水稻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从把它播种到田里面，一直到收获，我每天只要有时间都要到试验田里去看一看：它长得好不好，要不要肥料，要不要水，有什么虫，有什么病。如果虫来了，那赶紧要治，如果治不好，被虫吃掉了，那我会伤心的。每天看着它成长，心中无比欣喜。”这是袁隆平10年前写下的文字，他希望他的学生都能懂得这份牵挂的心情。
“哈！我又年轻了！”。
辛业芸发现，跟在袁老师身边久了，好像无意之间，所有人会自然而然地跟着他往前走一步，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
袁隆平是研究中心里第一个骑摩托车的，也是最早开私家车的，“拉动内需嘛！”辛业芸还记得当时袁隆平这么说。后来研究中心的人陆陆续续买了汽车。“他喜欢研究这些新东西，我们那会儿思想就跟不上，个人电脑、私家车这些都不懂。”。
上世纪90年代，摩托车流行时，袁隆平带辛业芸去市场，指着一辆红色的小摩托车让她买，嘱咐完扭头就走，也不管辛业芸会不会骑摩托车。2009年他带着辛业芸去4S店，跟店员说：“我秘书要买车，跟我的一样。”说完掏出5000元给店员当定金。辛业芸本来没准备买车，袁老师已经这么说了，最后就买下了。
除此之外，辛业芸学游泳是袁隆平教的，邓启云打排球也是袁隆平拉进来的。“我原来觉得排球就是老年运动，结果发现越打越有魅力，一天不打就难受。我和袁老师都打主攻手的位置，老爷子打球非常认真，哪个球打好了，他马上喊：‘好球！’哪个球打差了，他就说：‘筐瓢（湖南话：搞砸了）。’还故意喊你‘瓢师傅’。下象棋也是这样，他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你吃我的炮是不是？打掉你的马！我再将你一军！’哈哈！你和他一起玩，真的很有趣味。”邓启云大笑着说。
生活中，袁隆平喜欢拉小提琴，跳过踢踏舞，书法也很好。“一直以来，很多人对他有误解，觉得他有点土。其实不是这样的，他有阳春白雪的一面。他也很绅士，知道什么场合该穿什么衣服，该讲什么样的话。”辛业芸说。
在湖南，老百姓会亲切地称呼袁隆平为“袁嗲嗲”，对老百姓来说，他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早年采访时，谭毅挺对一个场景印象深刻：农民们忙碌一天，收完稻子都去袁隆平家喝茶聊天，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现在袁隆平的人气只增不减，在去往研究中心的路上，记者留意到种子站、米酒招牌都有他的书法字迹，就连理发店的名字也是他亲笔设计的。
“曹氏名剪·萍”是袁隆平的“定点”理发店。2019年9月底，出发去北京参加共和国勋章授勋仪式前，他还专门来这里理了发。平时理发，他都挑人少的时候去，怕引起围观。老板曹小萍不收袁隆平的钱，可他每次会硬塞100元，还不让找零。16年里，袁隆平对发型有自己的主张，他喜欢短短的板寸，脑门处带点圆弧度。对曹小萍来说，每次给袁隆平理发，都是一个开心愉快的过程。剪完后，她总会听到他俏皮地说上一句：“哈！我又年轻了！”现在，曹小萍和她的理发店也跟着袁隆平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