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赵超构对社会主义时期市民报建设的贡献: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赵超构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报人之一，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5年了。
他对我国新闻事业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他长期主编、用心呵护的《新民晚报》这份报纸。
“新民”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一份著名的报纸，而且还是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享有一席之地。
二是他撰写的数以万篇的时评与杂文，其杂文因自成一体而被誉为“林放式杂文”。
三是他在长期的新闻工作生涯中积累的丰富的办报思想与经验。
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市民报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因此，在这里集中探讨一下赵超构先生有关社会主义时期市民报建设的贡献。
一 所谓市民报，是指以市民为读者对象、满足市民需求的综合性报纸。
市民报，同机关报等其他类型的综合性报纸一样，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类报纸。
但是，在新中国建国后很长一个时期内，所谓市民报，其实只有晚报一个品种，在建国初期甚至只有上海的《新民报晚刊》一花独放。
直到改革开放后，市民报才出现了大发展的势头，先是晚报纷纷复刊或创刊，后又出现了都市报等不少新品种，市民报这个新概念也应运而生。
当然，目前尚未有一个为新闻传播界普遍接受的定义。
如果我们考察这类报纸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之路，可以发现，是赵超构先生最先提出并且认定社会主义需要市民报这一观点。
而且，赵超构先生早在主持《新民报晚刊》工作时就努力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因而，他也堪称社会主义市民报建设的先行者之一。
赵超构先生自1934年进入南京《朝报》担任国际新闻版编辑，直至1992年在上海《新民晚报》社长任上去世，所工作的报纸就其性质而言，都是以市民为读者对象的报纸即市民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赵超构先生在从事市民报的办报实践中已经树立了市民报的基本理念，积累了办好市民报的丰富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超构先生作为一位与共产党人同舟共济的爱国报人，在党的领导与支持下，主持上海《新民报晚刊》（1958年后改名为《新民晚报》）的全面工作，后担任社长。
1953年《新民报晚刊》公私合营后，这份报纸就其性质来说已经是一份社会主义的报纸。
如果按照当年一切以苏联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经验为准，走苏联《莫斯科晚报》之路，那么，这份报纸也就只能转变为机关报或准机关报。
事实上，《新民报晚刊》一度也确实走过这道弯路。
难能可贵的是，在党的领导和夏衍等当时一批有眼力与胆识的中共报人的支持下，赵超构先生在主办《新民报晚刊》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中国的晚报之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不同于苏联《莫斯科晚报》的办报路子，即把《新民报晚刊》办成一份市民报的路子。
赵超构先生公开提出关于在社会主义时期办市民报的理念与观点，则是在1956年我国第一次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改革兴起之后。
他在《新民晚报1953年以来的工作总结》中指出：办社会主义的晚报，总的要求是“在党的领导下，用党的思想教育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报道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成就，批判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行为和社会现象，鼓舞人民群众热爱祖国，热爱党和人民政府，热爱社会主义生活。
”但是，“根据党委领导下各报分工的原则，根据社会主义报纸应当做到统一而又多样的原则，根据晚报的传统，新民报应该跟其他报纸求同存异，发挥特点。
求同，是求政治思想之同；存异，是创造晚报的特点，标晚报之新，立晚报之异。
”“求同，是求人民报纸之同。
所有的报纸都应该宣传党的政策，都应该宣传社会主义，都应该具有指导性、真实性、战斗性、群众性，这是人民报纸的共性。
存异，就是根据分工原则，发挥自己的特点，晚报应当不同于日报、专业报，应当不同于综合性的报，地方报纸应当不同于中央报纸。
这是存异。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507～508页）“如果所有的报纸都挤到一条线上去，那只会削弱了宣传的力量，没有什么好处。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495页）值得注意的是，在求同存异这个问题上，赵超构先生所持的观点是两点论：“只求同而不许存异，抹煞各报特点，要求各报都办得像解放报一样，不具体分析各报特点，强求一律，这是教条主义的看法；片面求异，否定了人民报纸的共性，这是机会主义的看法。
这两种看法都要反对。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507～508页） 联想我们现在的报纸竞争态势，该同的不同，为了片面求异忘记了自身是一份社会主义报纸；该异的不异，在体现各报特色时却拿不出什么新东西，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
同质化现象的出现并日趋严重，除了为获利而跟风媚俗这一原因外（这一原因留到下面谈市民报的风格特性时再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厢情愿地力图“一报统天下”的幻想。
胡乔木曾经说过，办报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我们办一张这样的报，让人家看了我这张报，就不必看别的报；第二种方案是我们办这样一张报，让人家看了别的报，还非要再看我们的报不可。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568页）第一种方案显然很难行得通，虽然很有诱惑力、很过瘾；第二种方案才是实在的、可行的。
考察我国报业的发展历程，即使是党的机关报，有人也想按照第一种方案办报，但最终也没能办成这种报纸。
因此，赵超构先生当年非常理智地选择了第二种方案，不仅成就了今天《新民晚报》的宏图伟业，而且还使《新民晚报》这类市民报因其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性而在社会主义报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特别是在我国50年代初期“一切向苏联看齐”之时，《新民报晚刊》的出版，真有“万绿丛中一点红”之感。
市民报的存在是否合理，就像其他任何一类报纸的存在是否合理一样，其检验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它有没有自己的读者对象。
当年，赵超构先生提出晚报应该是不同于《解放日报》的一类报纸的观念，是因为他认为晚报有其不同于《解放日报》等机关报的读者对象。
赵超构先生说：“不能预想或规定以某个阶层、某个专业、某种年龄、是领导或是群众作为晚报的特定对象。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554页）但是，“从工人、干部到知识分子，从小朋友到老爷爷，从领导同志到一般专业干部，他们都是晚报的读者。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554页）因为“他们读晚报时候的身份，不应该是工人、农民、干部，而是城市居民。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570页） 请注意“城市居民”这一提法，按照今天的表述就是市民。
确实，我们每一个住在城市里的人，一定有城市居民这一身份，都有一张居民身份证，都有自己作为城市居民的需求，即使是有自己的职业、职业身份和职业生活的人也不例外。
每个人在工作时间的需求可能是各不相同的，但在八小时之外的业余时间的需求基本上是一致的。
既然市民及市民需求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因而以市民为读者对象、以满足市民需求为宗旨的报纸即市民报，也就有了自己存在的理由与必要。
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之际，赵超构先生援引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飞入寻常百姓家”，把市民报的基本方针准确而又形象地界定为“穿梭飞行于寻常百姓之家的燕子”,（《新民晚报》，1982年1月1日第一版）“我们的报纸，应该使老百姓各有所得。
”“报纸要办成老少皆宜。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576页）赵超构先生特别强调要为民分忧、与民同乐，做老百姓的知心朋友。
赵超构先生为《新民晚报》写的《复刊的话》有一句话：“为民分忧，与民同乐。
”在正式发表时被当班编辑改成了“为国家分忧，与百姓同乐”，受到了赵超构先生的批评。
（《赵超构传》，张林岚著，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301页） 二 那么，怎样办好社会主义时期的市民报？社会主义时期市民报究竟有什么不同于《解放日报》等机关报的风格特性？对此，赵超构先生在主持《新民晚报》工作期间，积极探索，努力践行，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著名的“短、广、软”三字风格：“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507页） “短”、“广”两个字，不是赵超构先生的发明，“软”这个字才是赵超构先生的创新。
赵超构先生提出“软些、软些、再软些”这一观点，是为了打破当时由于大学苏联经验而造成的报业沉闷局面。
内容枯燥、语言生涩、形式呆板，成了当时报纸的通病。
但是，“软些、软些、再软些”这一观点提出后，在当时是有不同意见的。
毛泽东听说后也担心太软了黄色的东西会出来，因而在1957年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时指出：“‘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
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页）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他后来曾对吴冷西说去上海看了几天《新民晚报》，认为办得还是比较严肃的。
（《吴冷西论新闻报道》，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因为赵超构先生提出“软些、软些、再软些”，目的是对当时报业的沉闷局面猛击一掌，虽在字面上看确有矫枉过正之嫌，但“软”的底线心中还是十分清楚的。
赵超构先生在1957年3月在报社大会上阐述道：“‘软些、软些、再软些’。
我们是比较地重视趣味，要求生动的。
我们所谓软，指的是思想既要正确，又要把报纸弄得生动一些，通俗一些，把文章写得深入浅出，对读者亲切一些。
不是不择手段的软，也不是片面追求趣味的软。
只是反对老是板面孔教训读者的作风。
”“总之，办报是在跟读者交知心朋友，过去那种板面孔、搬教条的路子是不受欢迎的。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510页）因此，赵超构先生所谓的“软”，指的是由市民报的读者对象广泛所决定的趣味性，或可读性。
（1981年11月5日《新民晚报》复刊前夕，赵超构先生在全社职工大会上谈编辑方针时称之为“可读性”。
）他曾详细分析与阐述了趣味性这个概念，认为趣味可分为三类：“有有益的趣味，有健康无害的趣味，有有害的趣味。
”“有益的趣味本身就有思想性，例如英雄模范事迹、学者的科学成就、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很可以写得生动有趣，它本身就有趣而有教育意义。
”“有的东西虽不能从本身硬找出一些思想性来，例如马戏团杂技演员表演总要贴上一些社会主义标签，那是可笑的，下一局棋，打一局桥牌，就不必找社会主义的政治意义。
但是这些文娱活动是社会主义生活中的必需品，可以使我们身心愉快，更好地去工作。
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我们就干，这就是健康的趣味。
”“落后的趣味，指的是诲淫诲盗、幸灾乐祸、庸俗丑恶的东西，它对社会主义不利，我们不干。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505页）总之，新闻媒体应该以移风易俗为荣、以跟风媚俗为耻。
社会主义的市民报应该用有益的、健康的趣味去占领市民的业余生活，代替那些低级下流的腐蚀人心的东西，“帮助人们更好地休息”，（《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491页）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令人感慨的是，毛泽东对“太软了黄色的东西会出来”的担心，在今天反倒应验了，举目环视当今的报纸、电视、互联网，各种有害的趣味充斥其间，特别是在网上黄色的东西更是触目可及。
来了一阵风，不管是香是臭，以跟上为荣。
只要社会上已经形成了热点，不管多么粗俗、庸俗或低俗，不以献媚为耻。
因此，我们今天很有必要重读赵超构先生几十年前的这些教诲，分清哪些趣味是有益的、哪些趣味是健康无害的、哪些趣味是有害的。
至于“短”、“广”两个字，“短些、短些、再短些”这句话是胡乔木先于赵超构先生提出来的，“广些、广些、再广些”作为报纸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早已有之，当然这一表述是赵超构概括出来的。
赵超构先生对“短”、“广”这两个字的贡献，是他从市民报的特点出发作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其中不乏个人独特的见解。
赵超构先生认为，“短”、“广”、“软”三个字，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其实短与广也就是软，不短不广就不软。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506页）具体而言，所谓“短些、短些、再短些”，就是“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多登点短文章，少登些长文章，节约时间，便利群众”。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497页）而且，晚报等市民报一般都采用小型报的篇幅，人们一般把这类报纸称之为小报。
但市民报作为一份综合性报纸，市民还要求我们做到“消息快、消息多”，因而还得节约篇幅，“改进文风，坚决删掉可说可不说的话”，（《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491页）作为直接发挥指导性作用的评论文章，赵超构先生认为晚报等市民报应该采用“小言论”的形式，“一些大道理，结合当时当地的情况，化成小道理来讲”。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515页） 所谓“广些、广些、再广些”，就是要扩大报道面，体裁多样，内容多样，从言论批评到幽默漫画；从增产节约到家务事、儿女情；从科学知识到社会新闻，生活的各个侧面都应有。
市民报是办给广大群众看的，是办给千家万户看的，其报道范围应该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牵涉到千家万户的种种事情。
赵超构先生对“广”字的新贡献，最具有胆识的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报纸也需要社会新闻的观点。
建国初期，社会新闻曾经是个禁区，总有人认为社会新闻是资产阶级报纸用来耸人听闻甚至毒害读者的精神鸦片，也有人把社会新闻同黄色新闻划等号，因而认为社会主义报纸不能搞社会新闻。
1956年第一次社会主义新闻改革兴起后，赵超构先生提出社会主义报纸应该有社会新闻，并在主持《新民报晚刊》工作中积极实践，突破了社会主义报纸不能刊登社会新闻的禁区。
最初，搞社会新闻经验不足，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赵超构先生坚决顶住“一棍子打死”的批评，还乐观地预期：“社会新闻今后还要繁荣起来，‘百花齐放’，这朵花不能没有。
尽管现在还有一些人、还有一些报纸反对社会新闻，但他们将来也会跟上来搞社会新闻的，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新闻都有了，‘道德新闻’不能没有，我们的社会新闻就是要从道德的观念出发来惩恶劝善，移风易俗。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507页）时至今日，事实已经证明赵超构先生在1957年作出的预言完全是正确的，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已跟上来搞社会新闻了，社会新闻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1957年，赵超构先生还在《新闻业务》上发表文章《关于社会新闻的一些意见》，从理论上探讨了社会新闻的定义、范围，报道社会新闻的目的等有关问题。
当时他对社会新闻下的定义是：“社会新闻是以个人的品德行为为重点，而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新闻。
”据此，他认为社会新闻可以包括三类内容：一是“新社会的新人新事新气象”，二是“有关婚姻、家庭、懒汉、刻薄无情、流氓行为、诈骗、自私和愚蠢、腐化堕落、吹牛拍马、投机取巧、趋炎附势……这一类道德风纪方面的世态和事象”，三是“犯罪新闻”。
当然，害多利少的事件还是不宜于在报上公开发表。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511～512页） 此外，赵超构先生倡导“广些、广些、再广些”，还有一个目的是想“开辟一些地方新闻”，（《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572页）因为某一城市的晚报主要是办给这一城市的居民看的，这一城市里发生的事情，哪怕是邻里琐事，也都应该成为报道的一个方面。
这一点，我们确实做到了，但是开发的力度还不够，或者说发掘得不深。
我们身边的事、本地区的事的报道，总觉得有点“灯下黑”的味道，不深入、不精彩。
而报纸、电视、互联网上报道天南海北的东西，千奇百怪，给人的感觉是身边很单调，而外面的世界则充满色彩。
三 关于包括晚报在内的市民报，在报道与宣传内容方面，赵超构先生也作过比较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社会主义报纸的基本任务，大致有四项：政治宣传，指导当前的斗争和工作；反映生活，指导生活；提供读者以各种知识；培养读者的健康趣味。
作为一份市民报，当然也要承担上述四项基本任务。
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时，赵超构先生又把这些要求概括为“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的十六字办报方针。
但是，“晚报是供人们工作之余看的，是供人们在灯下看的，因此就要帮助人们更好的休息，就要成为人们过好文化生活的朋友，而不应该成为板起面孔教育人的教科书。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491页） 关于宣传政策，赵超构先生认为，“一定要结合社会上的实际问题来宣传党的政策。
……只有多研究社会问题，才能宣传好社会主义。
通过一些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社会问题，来宣传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以及个人与集体、国家的正确关系，提高人们的觉悟，这就不是空空洞洞地背诵教条了。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545～546页）此外，还要平等待人、以理服人；“要做到平易近人，跟亲友谈心那样。
这问题看起来好像是个文风问题，其实是一个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
你板起面孔来训斥人家，用大帽子压人家，或者抡起棍子吓人，这至少是不文明。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546页）在宣传策略上，要细水长流、潜移默化、下毛毛雨，而不是下倾盆大雨。
唐代诗人杜甫有两句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我觉得可以援引为晚报在宣传政策工作的座右铭。
但是，正如赵超构先生早在1957年就明确指出的那样，政治宣传即指导斗争与工作这项基本任务，晚报这类市民报，限于条件，只能量力而行，不可能像党报那样做。
晚报等市民报的重点，应该放在“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后三项基本任务上。
关于传播知识，赵超构先生认为，作为市民报的重要任务之一，要反映与指导生活、提供知识，范围要广，衣食住行、文化娱乐，以及国内外时事知识、科学知识、医药卫生知识等等，乃至名胜古迹、民情风俗，无所不包。
特别是要根据读者的实际，365天，每一天都不轮空，点点滴滴地供应读者以各类知识。
关于移风易俗，赵超构先生认为，党报应该多管一点党风及干部作风，而晚报则偏重于社会风气问题。
他还敏锐地发现可以把移风易俗与搞社会新闻结合起来：“移风易俗的题材应当是多样的，为此，我们要加强社会新闻：一种姑名之为道德新闻，一种是法制新闻（有别于旧报刊的所谓犯罪新闻）。
资产阶级报纸在社会新闻上搞黄色新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社会新闻上搞红色新闻呢？”（《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550页）关于丰富生活，赵超构先生强调既要关心群众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物质生活，更要考虑丰富读者的业余精神生活，要办好体育版、文化版和副刊。
副刊一定要又广又杂，不拘一格，“只要有益有味，不含毒素，丰富多彩是没有禁区的。
”（《赵超构文集》第六卷，第552页）丰富市民的生活，并不是一味地去迎合市民的爱好，还要有干预生活的勇气，要积极培养读者的健康趣味。
今天，赵超构先生已经去世15年了，他为办好《新民晚报》这份以市民为读者对象的报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赵超构先生有关《新民晚报》办报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探讨，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市民报建设的重要理论宝藏之一，至今对晚报、都市报等市民报的建设仍有强烈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