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始末_第一次解放思想大讨论
爱情是一个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永恒题目，用汗牛充栋来描述对爱情众声喧哗的言说当不为过。
关于爱情的说法很多，方式各异，但以个人参与讨论、以报纸连续刊载的方式呈现于公众舆论面前，首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竞生揭的“爱情定则”讨论，它堪称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爱情大讨论。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张竞生在《晨报》上无意中阅读到一则耸人听闻的新闻：《谭仲逵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这则重大的社会新闻由编者特别加了按语：“北大教授谭仲逵于去夏丧妻之后，其妻妹陈某女士，因粤中事变，所入学校，陷于停顿，不得已来京转学。
陈在粤时，与广州公立法政学生沈厚培相爱，缔结婚约。
陈到京后，即寄居于谭宅相处日久，谭竟时有不当之处，陈屡欲迁居，均因强留不果。
其后陈获重病，谭服侍异常勤。
日久，遂得达与陈结婚之目的。
沈得此消息后，乃来京访陈。
相见之后，陈即恸哭。
昨日沈致函本社，述其经过，嘱代为发表。
本社以其于社会道德颇有关系，特为披露于后。
”其后就是沈厚培致书《晨报》的全文，备述沈陈情变的详细经过，并诿过于谭熙鸿（仲逵）横刀夺爱，谴责谭熙鸿道德沦丧，有辱斯文，请求舆论界主持公道。
读到这个消息，张竞生深感意外。
这来得太突然，太具震撼力，对爱情素有研究的张竞生对此格外关注。
辛亥首义成功时，张竞生是南方议和团的秘书，谭熙鸿是南京临时总统府的秘书，都是追随孙中山的同僚；民国政府派遣首批稽勋留学生，张竞生和谭熙鸿是留法的同学；学成归来后，他们又是同时执教北京大学的同事。
在法国留学时，他们曾经住在一起，但因为彼此的性格、志向、行为方式迥然有异，虽和睦相处，却也从未成为知心朋友。
后来，谭熙鸿与陈璧君的妹妹陈纬君在法国结婚，谭熙鸿遂与汪精卫成了连襟。
张竞生有时到汪精卫家里闲聊，偶尔也能互相见到。
及至到了北大成为同事，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谭熙鸿夫人陈纬君因产后咳嗽不止，进入法国医院调养，不幸在医院中又染上猩红热症，数症并发，遂于三月十八日晚上在医院去世，时年二十六岁。
谭熙鸿与陈纬君结婚六年，伉俪情深，天不假年，陈纬君遽归道山，遗下两岁的儿子伯鲁和襁褓中的女婴小纬。
少年失怙，中年失偶，是人生的大不幸。
谭熙鸿经不起如此沉重的打击，一下子病倒了，以致其代理北大总务长一职无法履行，不得不由沈士远暂时接替。
六月二十四日，张竞生与蔡元培、李大钊、李石曾、李四光、沈士远、肖友梅、王世杰、丁燮林、李圣章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谭陈纬君夫人行状》，简介生平，称颂美德，寄托哀思。
谭陈纬君虽然一生短暂，却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尤其她与姐姐陈璧君在香港参加革命一节，更是张竞生所熟悉的，当时陈璧君就是从香港启程潜往北京，找到了正在京师大学堂读书的张竞生共同研究如何营救汪精卫。
张竞生没有想到，在那个悲壮的营救行动背后，还站着一个年未弱冠的小女子：“前清季年，夫人尝与乃姐汪陈璧君夫人，偕作革命运动。
在香港秘设机关部，以夫人年方幼，不易惹人注目，同志辄请夫人居其中以守之，夫人临事勇往，不稍怯。
”然后就是赴法留学并与谭熙鸿结婚，这样一位新时代的知识女性，却有着鲜为人知的美德：“夫人性和蔼，庄静，不苟言笑；尚勤俭，而深恶奢侈奇异之习尚；为人克己，而待人处事，皆极宽厚；虽仆役偶有过失，夫人亦皆以婉言正之。
自律极严，不问男女，非道德高尚者不与友。
夫人颇鄙视政治运动，而重视社会事业，于教育无比热忱，轻官吏与议员为不屑道。
方期天假之年，为中国女界作之楷模，今乃不幸以染疾不治，与兹世长辞！呜呼痛已！” 一个女子的去世，获得这么多大师级人物的哀挽，虽为士林风气，究属不可多得。
第二天，谭家又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江苏会馆举行追悼会，北大等八校同人及留欧同学纷纷与会，张竞生以同事兼谭家亲友身份前往致哀。
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北大名流均到场。
胡适还在当天的日记上留下记载：“与任光、瀛章同到谭仲逵夫人的追悼会。
与孑民先生及守常等小谈。
”追悼现场成了社交场面，谭氏家事从发讣告到登启事、述行状，至少在北大日刊见报三次以上，具有颇高的“社会透明度”。
逝者长已矣，生者却还得把日子继续过下去。
谭熙鸿既任校务，又兼教职，回到家里还要照顾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转眼到了秋天，在广州执信学校就读的谭熙鸿的妻妹陈淑君，因发生陈炯明叛乱，广东政局不稳，无法继续在广州求学，就辗转北上。
前次，他们两人在校务会上，因为一件公事意见相左，相持不下，弄得有点不欢而散。
此后，张竞生听说谭熙鸿的妻妹陈淑君准备投考北大国文系，由于招生期限刚过，秋季已经开学，投考不成，只好寄居在亡姐之家谭宅，并在北大当旁听生。
这次两人在路中偶然碰到，数月不通音讯，张竞生见谭熙鸿虽然精神尚可，但脸色仍旧苍白。
张竞生关切地问及近况，谭熙鸿却告诉张竞生，他已与陈淑君订婚，不久就将结婚。
沉吟了一小会儿，张竞生郑重地劝告谭熙鸿暂缓一二年再结婚为好，这样可以使他的身体恢复得更结实些。
张竞生是一个十足的浪漫主义者，他还极力向谭熙鸿游说延迟结婚的妙处：在已订婚未结婚时，男女间另有一种“不敢放肆”的情趣，他们互相展示各自的优点，尽可能把缺点藏起来，而这种情感的忽阴忽晴、捉摸不定则进一步强化了爱情的神秘性，并放射出生命的奇异光芒，这种景象不是已婚后所能领略得到的。
谭熙鸿说，因为前妻遗下两个小孩，加上家里有许多事无人料理，他已焦头烂额，所以不得不快点结婚，否则家将不家矣！ 此后又是多时不见。
张竞生没想到竟然是在《晨报》上得到谭熙鸿结婚的消息，而且是以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
因此，他格外留意着《晨报》的新闻。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沈厚培投书的第二天，陈淑君便以《谭仲逵与陈淑君结婚之经过》为题投书《晨报》，声明沈厚培所述与事实不符，公开为自己辩白：“窃以婚姻一事，纯属自由，何能勉强。
今淑与沈君既无婚约之预定，与仲逵结婚，又纯出双方之志愿，而沈君竟以要求不遂，捏造事实，并伪作书信，希图破坏他人名誉，此种行为，淑所不取。
且贵报竟据一面之词，不详究事实，为之披露，并加按语，似非忠厚谨慎之道。
淑今切实声明，淑与仲逵结婚，纯本乎个人自由，双方志愿，第三者实无置喙之余地。
” 两则启事，针锋相对。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得张竞生满头雾水，一时不明所以。
沈厚培显然是有备而来，他除了在《晨报》上将陈淑君所致的谭陈经过的事实的函件披露之外，还把载有陈淑君在谭某家致沈函中提起婚姻一节印成传单，广为分发，以此来进一步破坏谭陈的名誉，并表明陈曾经是多么爱他的情形。
谭熙鸿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陈淑君是汪精卫的小姨子，两家都是社会名流，事情又刚好发生在北大。
当此之时，新旧思潮冲突最尖锐最激烈，而斗争的焦点又集中在家庭婚姻问题。
在人们的观念中，一切的社会问题，皆发源于家庭；而所有的家庭问题，皆由婚姻事件而产生。
因此，谭陈沈三角关系消息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各种批评铺天盖地而来。
张竞生是一个研究者，也是一个有心人。
他发现，事件的发展颇有些蹊跷，沈厚培既是一个当事人，行事却很有章法，找报馆、登报纸、发传单，步步为营，推波助澜，一切似乎都成竹在胸。
倘没有高人指点，以一个学生的身份，断难做得这么滴水不漏。
张竞生怀疑沈厚培背后有推手。
于是，他找到了《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孙伏园承认是陈璧君介绍沈厚培来找他帮忙的。
原来如此，陈璧君是这场闹剧的导演，虽始料不及，却也在情理之中。
谭熙鸿与汪精卫作为连襟，一直十分相敬，但与陈璧君关系不睦却由来已久。
陈璧君是富家之女，谭熙鸿是平民子弟，两人在生活和思想上都大相径庭。
许多革命志士流亡南洋时，多吃住在陈家，老同盟会员、陈母卫月朗照顾备至，临行还送路费。
陈是大小姐，自视高人一等，对人极不尊重，对那些志士随意差遣，一不顺心即呵责，把他们当侍从食客看待。
谭熙鸿对陈璧君的做法颇不以为然，有时当面提出批评，双方各不相让，屡起冲突，势成水火。
陈纬君去世后，陈璧君以为谭陈这门亲戚关系可以就此了断，不料另一妹妹陈淑君北上求学，婚事自主，又阴差阳错地嫁给了谭熙鸿，谭不折不扣地成为陈家双料女婿。
这是陈璧君最不能接受的结局，她怒不可遏，遂煽动陈淑君昔日的恋人沈厚培赴京兴师问罪。
一时间，谭、陈联姻被冠以“A先生与B女士事件”，经各方媒体炒作，由北京到上海，波及广州，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
张竞生实在看不下去，于四月二十九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公开为陈淑君辩护。
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试图从理论上说清楚爱情是怎么回事，然后以陈淑君的事件作为论据来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
张竞生认为，爱情是一种基于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诸种因素的极繁杂的现象，爱情的定则主要有四项：（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经过阐述之后，以四定则来衡量和判断陈淑君的爱情选择，张竞生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鲜明地宣称：“主婚既凭自己，解约安待他人！凭一己的自由，要订婚即订婚，要解约即解约。
”这在从一而终的礼教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的现实社会，不啻是一支战斗的号角！ 张竞生的爱情四定则理论一经刊出，舆论大哗，颇有振聋发聩惊听回视的效果。
《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重大话题，主动出击，一手策划了在《晨报副刊》的系列讨论。
从一九二三年四月至六月，短短两个月内，孙伏园就在该报组织发表了讨论稿件文章二十四篇，信函十一件，其中大部分都反对张竞生的观点。
而据舒新城统计，京沪青年之持反对论调者极多，见于文字者已有百余篇。
“五四”时期是狂飙突进的时代，人们猛烈抨击旧式无爱的婚制，热切呼唤恋爱革命的到来。
但当婚姻自由真的到来的时候，国人却大都表现出南郭先生的心态。
在众多讨论文章中，只有童过西、谭树槐、马复、王克佐等少数几篇文章支持张竞生的意见，其他文章都成为“旧礼教”的代表，而且反对者多数是青年学生，这不能不视为是一种吊诡的现象。
在经过两个多月纷纷扰扰的论战与是否继续讨论的犹豫后，张竞生撰写了《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近两万字长文，分上下篇于六月二十日和六月二十二日在《晨报副刊》发表。
他郑重声明：“由我文而惹起了许多无道理的攻击，我对于陈女士和谭君唯有诚恳的道歉。
”随后，张竞生就讨论文章向他提出的问题，择要分为四项予以逐一答复。
张竞生的爱情四定则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具有不容忽视的拓荒之功。
这是对封建意识与传统礼教的一次正面冲击，是对妇女解放与恋爱自由的一次全面启蒙，是对男女平权与两性关系的全新诠释。
尽管这次论战并未帮助人们找到什么是恋爱自由、什么是真正爱情的终极答案，更未能在人们的头脑中确立起一种正确的爱情婚姻观念，但论战本身所体现的探索真理的勇气，却昭示着一个时代的巨大进步。
最直接受到伤害的就是谭熙鸿夫妇，特别是谭熙鸿，一些不明真相者或封建卫道士，借助媒体对谭熙鸿的行为大加挞伐，使谭熙鸿备受所谓“绯闻”的压力。
但谭熙鸿身正不怕影斜，他忍辱负重，默默工作，继续担任北大评议会评议员，认真履行教授治校的职责。
他筚路蓝缕，筹建了北大生物系，亲自谋划组建队伍、设置课程、采集标本、招收学生，并担任第一任的系主任，书写了中国现代生物学最初的灿烂篇章。
此后大半生，虽然绯闻或谣言总是如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但他淡然处之，事业为重，先后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国民政府农林署署长、全国蚕丝协导委员会主任等职。
解放后，担任农业部顾问和中国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把毕生的心血奉献给中国现代生物科学。
轰轰烈烈持续两个多月的“爱情定则的讨论”虽然偃旗息鼓了，但风云际会，由孙伏园提供的这个论辩平台而无意促成的两段姻缘却刚刚敲响了开场锣鼓。
鲁迅虽思想激进，却迫于母命与无爱的朱安女士结婚，长期为旧式婚姻所羁绊与煎熬。
许广平，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二日出生于广东番禺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她出生才三天，她的父亲就把许广平许配给香港一位马姓人家，从此，这门娃娃亲就困扰着许广平。
为了抗婚和退婚，许广平二十岁出头就避走天津入读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马家的人甚至跑到天津去逼婚。
在爱情定则讨论时，鲁迅与许广平素昧平生，然而，他们都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苦，因此不约而同地关注起正讨论得热火朝天的爱情婚姻问题。
他们都是受苦人，都有话要说。
但因为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学识不同，甚至世界观人生观不同，他们对爱情的看法各有不同的视角，其所以迥然有异，也是殊堪玩味的。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许广平以“维心女士”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
许广平是一个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同时她自身又有着包办婚姻的复杂经历，她对婚姻自由有着更强烈的渴望，她也最具同情与理解陈淑君情事的条件，但在这篇讨论文章中，许广平一开始就表明她的立场，她对张竞生的爱情定则基本上是否定的，对谭陈的结合基本上是不认同的，甚至对陈淑君还颇多苛责，以嘲讽的口吻说为何不在她姐未死以前或未离开广东之前就变迁爱情，可见陈不能算喜欢自由的人云云，表现出一种严重的角色冲突与观念矛盾的双重窘境。
相比之下，鲁迅的态度要开明得多、温和得多。
关注爱情定则讨论多时的鲁迅开始显然不打算卷进这个漩涡里，在这个问题上，他乐于当一个观潮派。
但六月十二日《晨报副刊》刊登了陈锡畴、钟孟公、侠君的三封来信，一齐要求叫停爱情定则的讨论。
看到这种消极论调以后，鲁迅终于按捺不住，亲自给主持讨论的编辑孙伏园写信，表明他的立场，并建议不妨继续讨论下去。
编者孙伏园在附答中，充分肯定鲁迅的态度：“但特别对于鲁迅先生的一封，我们须得仔细玩味。
……他好像动物学家对于毒蛇，心理学家对于疯子，医学家对于传染病菌，别人都吓得掩耳却走，他只丝毫不动声色的取着一种研究的态度。
”对于这场爱情定则的讨论，鲁迅虽然没有直接回应，但从他给孙伏园来信的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鲁迅对张竞生的爱情定则的主张基本上持赞同的态度。
两年后，他在小说《伤逝》中，更提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的著名命题，这与张竞生的爱情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从上述简单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许广平的爱情婚姻观念，仍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而鲁迅却清醒坚定，直面现实。
虽然鲁迅、许广平在精神境界上存在很大的差别，但由于张竞生提出爱情定则引发论战，使鲁迅与许广平这一对未来岁月生死相依的人生伴侣，意外地提前在《晨报副刊》这个公共论坛上神会与过招。
三个半月后的一九二三年十月，鲁迅与许广平相识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鲁迅在该校兼任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
一九二六年十月，鲁迅与许广平已经相爱得如火如荼，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中写道：“记得张竞生之流发过一套伟论，说是人都提高程度，则对于一切，皆如鲜花美画一般，欣赏之，愿显示于众，而自然私有之念消，你何妨体验一下。
”鲁迅在回信中是这样回应许广平的：“至于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
但事实怕很难，我若有公之于众的东西，那是自己所不要的，否则不愿意。
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
” 鲁迅与许广平因为爱情定则讨论而结下的奇缘，至此已修成正果。
一九二三年五月，爱情定则的讨论正是风生水起的时候，有一天，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读到一篇作者为褚松雪的文章，大意是她不接受包办婚姻，愤而脱离家庭关系，只身从遥远的南方到山西教书以避祸与谋生。
文章末尾叹惜自己的婚姻由于粗暴自私的兄命牵累到这个不堪的境地，并誓愿今后要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奋斗和牺牲等语。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想想自己的处境，也因不愿意在家庭里过无聊的生活而出来的，也因婚姻不称心如意而寻求摆脱的，更因要为社会的进步而奋斗和生存的。
类似的经历使张竞生对褚松雪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恻隐之心，而褚松雪决心献身社会的豪情则颇引起张竞生的共鸣。
读罢文章，张竞生立刻写了一封短信去安慰褚松雪，并向她简略地介绍自己的身世。
张竞生对褚松雪的认识从模糊的表象到清晰的立体，他似乎发现褚松雪不是寻常的女子。
褚松雪，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浙江嘉兴，她出身书香门第，又幼承庭训，聪明伶俐。
女校毕业后，十六七岁即在浙江永康女校、太仓毓娄女校任教。
恰在此时，褚松雪的父母先后病逝，四个姐姐也已出嫁，家里只有一个好吃懒做的哥哥和刻薄寡恩的嫂子。
哥哥瞒着妹妹把她许配给同县一个张姓人家，据说那个未来的丈夫既其貌不扬又很不争气。
褚松雪听后如五雷轰顶，为冲出樊笼，在同事和好友的帮助下，悄然远赴山西大同云冈女校任国文教员。
没想到刚离狼窝，又入虎口，大同要塞司令郑胡以赠剑为名向她逼婚。
褚松雪又匆匆避难到更荒僻艰苦的阳高，出任未具规模的阳高县立女校校长。
褚松雪连年来在社会上饱经磨折，髫年时代的豪情胜概，确已收敛了许多，但仍透着一股永不屈服的倔强之气。
褚松雪来信说，她性格慷慨激昂，喜欢革命，十多岁时就在上海与社会党人有过来往。
这使张竞生感到十分惊讶，又颇为自得。
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老革命党。
他遂告诉她在民国元年，他曾受京津保同盟会的派遣，携款购买器械前往烟台，帮助蓝天蔚宣布独立，差点遇难的故事。
他们在信中谈人生、谈学问、谈爱情、谈家庭，无所不谈。
谈到婚姻问题时，褚松雪直截了当地表示，她不想结婚，但愿意与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过情人生活。
在张竞生的安排下，这一年的暑假，褚松雪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一九二四年秋天，张竞生、褚松雪在北京长老会礼堂按西方仪式结了婚。
结婚前，他们已经租好了北京什刹海北河沿二十号的一座四合院，婚后就搬了进去，还请了佣人料理家务。
有一次，夫妻联袂赴天津向大专学生讲演。
张竞生的讲题是《冒险的美趣与快乐》，褚松雪的讲题是《离婚问题》。
褚松雪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是一对怨偶，若被婚姻的纽带强行束缚，彼此都会感到莫大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离婚则是合理的出路。
她还建议，如果女方对离婚后的前景有疑虑，男方不妨先给女方介绍一位相匹配的男人，替他们撮合，及至他们恋爱成熟，原来夫妻的离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天津一般听众都倾向于保守，褚松雪提出的离婚妙计使正处于怀春与做梦年龄的少男少女们面面相觑，举座愕然，唯独坐在主席台上的张竞生为妻子的大胆放谈鼓掌叫好。
这大约是张竞生发起爱情定则讨论的最大收获，也是张竞生一生中最美满的一段姻缘了。
（《爱情定则――现代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张竞生、鲁迅等著，张培忠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一年版，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