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罗竹风] 罗竹风
2011年11月25日是我国著名学者罗竹风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日，他于1996年11月4日与世长辞，至今也有15个年头了。
今天当我们缅怀这位老人时总有许多话想说。
当时我还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为了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召，我提出了如何使社会科学走向社会的设想，尽管用意不错，可是阻力不小，有人提议我去找敢于说话、敢于负责的社联主席罗竹风。
我鼓着勇气找上了门，当我说明来意后，这位耿介不苟、视名利如草芥的著名学者略微思考一下后，很干脆地说：“过几天我通知你再来一次，但你要接受我一次考试。
”我一口允诺。
过了五天我没接到罗老的电话，有点按捺不住，怕罗老年纪大，忘了此事，迳自又闯到了罗老家。
谁知一进门只见罗老伏案而书，抬头见是我，竟立即说道：“不是讲好我通知你的吗？你怎么自己来了？”反应真快，窘得我一时无以回答。
原来罗老正在赶写上海社联在华东六省一市社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准备再过一天写毕后通知我。
既然去了，罗老就放下笔对我“盘问”起来。
通过一番提问，总算通过了“考试”。
就这样，上海社科界第一个公司――上海社联教科文智力发展公司在罗老的支持下成立了。
我任总经理，罗老欣然同意当董事长。
不久我又当了社联副秘书长，从此之后，我俩的交往越来越多，成了众人皆知的忘年交。
在十余年的接触中，我对罗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对他的学问、品格、为人等诸多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从而由衷地敬佩他。
如果真的要讲述罗老的事迹，我可举出数百个例子，对我来说，真是说不尽的罗老！ 罗老腹笥宽广、思路敏锐，讲他通古博今并非过誉。
他认为不管当作家还是学者，或者做领导工作，他们的脑子里应该有一座贮藏丰富的原料仓库，而不应像穷极无聊的赌徒的钱袋，只能凭孤注一掷幸胜。
记得有一次他与我一起去衢州参加华岗纪念会，在卧铺车厢里，他拿出一叠《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的条目校样，仔细地阅读，并加以修正，这些校样都是小五号体的铅字，密密麻麻的，在颠簸不停的车厢内审阅，对年轻人来说已属不易，而对这位已七十五岁高龄的老人来讲更是十分吃力。
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罗老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记忆力，他把校样中的错字、错句或《圣经》里引错的原句都一一挑出来加以改正，手头竟无一本参考书或辞典！我躺在卧铺上望着罗老认真的模样，心里不由得默默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大学者。
” 由于他人知道我与罗老交情甚笃，所以有什么会议想邀罗老参加，不少跟罗老不太熟的人一般都叫我去请。
有一次参加一个有日本学者出席的“创造学”会议，我匆匆拉了罗老上汽车，在车上简单地说了几句，他才知道要开什么会。
一会儿到了科学会堂，罗老坐上了主席台，他对“创造学”可能不熟悉，可是我见他在别人发言时不断地作记录，时时若有所思地点头，当会议最后请罗老讲话时，他竟对这门全新的学科说得有板有眼，头头是道，不知情者还当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呢。
在我送他回家的路上，罗老笑着对我说：“你以后别逼我出洋相。
”我回答：“你不是讲得很好吗？”罗老随即道：“唉，真是学到老学不了，开一次会我又学到了一些东西。
”“怎么样，我不会让你上当的。
”仿佛是为了奖励我，罗老还硬拖我到他家吃晚饭，一顿馒头加稀饭的美餐。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文品与人品是一致的。
确实，读罗老的文章，总感到里面有一种美妙的情思，晶莹的语言，缤纷的色彩，和谐的韵律，它既有理智的交流，还有感性的渗透。
罗老的为人同样是那样的明亮透彻，在他的胸腔里始终跳动着一颗体贴真诚的心。
有一次我在罗老家里向他汇报工作，恰巧出版局的几位领导来拜访他，寒暄一番后，有位抓党务工作的领导对罗老说：“罗老，有件事向你汇报一下，就是关于某人的党纪处分问题。
”“我现在不是出版局领导，不必征求我的意见。
”“因为他在‘文革’中打了你。
”“他是否也打了别人？”“这倒没有，他现在很后悔，还准备来向你赔罪道歉。
”“何必呢，当时年纪轻，一时冲动难免的么，何况听到我是什么叛徒、走资派，还认罪态度不好，打几下也就算了。
再说他还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千万不要叫他来道歉，我看如没别的问题就不必处分他了。
”罗老说话时是那么的平静，当时在座的人无不为罗老的宽宏大量所感动。
罗老总是以一颗宽容的心去为他人着想。
也是有一次我在他家聊天时，来了几位某部门的领导，他们是想通过罗老了解一位老干部，并说服罗老同意对这位干部的处分。
我曾记得罗老在家里狠狠地训过这位干部，讲话不分场合，缺乏党性，是非不明，批得那位干部只能口服心服。
我看得出罗老是动了真情，甚至手也在发抖，他是不忍心看着这位与他共事多年的干部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步步滑下去。
但奇怪的是当这几位某部门的领导开口说明来意后，罗老却一味为他辩护，讲他心还是好的，本质不错，敢于讲话，只是不够注意方式……最后还为他说情。
据我所知这位干部在有些场合还讲了对罗老不利的话，罗老不是不知，但他还是不计恩怨在维护他，用罗老的话说就是：“处理一个人容易，但这个人就此背了包袱，对人处理要慎而又慎啊！” 罗老的大度我是深有体会的，这是我与他相处十余年感触最深的一点。
正值评高级职称之际，一位朋友找我，要我替他的朋友向罗老说说情，因为这个人曾在“文革”中得罪过罗老，而且由于生性狂妄，又对罗老时有不敬，恰巧罗老是市出版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主任，生怕罗老对他打击报复。
我怀着试一试的心情将情况对罗老说了，谁知罗老严肃地对我说：“我是这种人吗？怎么连你也怀疑我了？这人有学问，自大是他的毛病，但这与评职称无关。
”据说罗老在评委会上还力排众议使这人评上了高级职称。
这个人得知此事后，曾上门拜见罗老，并大哭了一场。
罗老就是这样的人，他对反对过他的人是如此，对朋友、对战友更是情深谊长，坦率厚道。
可是真的有对国家和人民不利的事或人，他却嫉恶如仇。
每当罗老看到种种腐朽的现象出现时，一种强烈的感慨像壅塞似地让他憋气难受，他要说要写，要呼要喊，不少切中时弊的杂文就这样在他的笔尖下疾书而成。
每当他跟我说起党内的一些腐败现象或腐败分子时，总是怒不可遏，大有非踏上一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之势。
每当遇到这种大是大非的事情，罗老决不含糊，非要弄个明白，哪怕对方是挚友、上级，他也依然故我。
在1988年罗老和我一起去石家庄参加全国杂文家协会会议时，会上有人提倡杂文讽刺作用应该减弱，而应多写歌颂性的杂文，罗老当即针尖对麦芒地指出，照此理论杂文就失去了它的战斗作用。
而提出这个论调的恰恰是地位比罗老高的老战友，而且感情一直很好，但在原则问题上罗老却毫不让步。
罗老一向爱护编辑和教师，他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这两支队伍，他们贡献很大却生活清贫，所以只要有机会，他总会在各种场合为编辑和教师的地位、待遇鼓与呼。
在他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期间，有一次讨论一个文件，有提高教师待遇的内容，但在最后提请表决通过的文件中却被删去了。
罗老竟然在会议上站起来大声呼吁，而且指着老领导的鼻子责问，直到文件最后补上这个条文，罗老这才罢休。
会后罗老向这位老领导检查了自己的态度不当，至今这位老领导提起罗老还深情地说：“我就敬佩罗老的耿直。
” 罗老常常为一些普普通通的人的生活而考虑。
他的部下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会找有关部门评理；有的职工生活困难了，他会上门看望，并自己解囊相助；他家的保姆工作不得力，子女们要辞退她，罗老却从保姆今后生活的着落诸方面考虑而说服子女们加以挽留……罗老考虑来考虑去就是不为自己着想。
罗老生活俭朴是有口皆碑的。
人们完全想象不出，一位在建国初期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老革命，一位担任《辞海》常务副主编、《汉语大词典》主编的大学者，生活竟是如此清贫。
罗老只有唯一的一套西服，还是在1986年作为中国出版代表团副团长出访英国前我硬逼他做的。
他说还有一套八成新的中山装穿穿也可以，何必去做西服呢？我说你穿旧的衣服不是有损国格吗？总算在再三动员下，我陪他买衣料，陪他找裁缝，这才穿上了西服踏上异国他乡。
回国后他还穿他喜欢的旧衣服，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习惯了”。
罗老在吃的方面也是“寒酸”得很，经常叫驾驶员到食堂买两斤馒头，吃上两三天。
所以每当他要“招待”我在他家吃饭时，总是先加上一句“没什么好吃的，将就点吧。
”这时罗老就会情不自禁给我讲他在抗日战争时的艰苦，讲如何用两角七分钱在“文革”期间过了一个年。
罗老是有自己的专车的，然而他从不私用，除了开会、上下班、看病，他不会叫驾驶员为他开车，子女们是乘不到他的车的。
有一次罗老的女儿拿了几张新光电影院晚上的票子请爸爸一起去看，罗老应诺后就问我从衡山路乘几路车到新光，我说你已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了还挤什么车，我给你叫单位的小车，罗老说这是私事，何况驾驶员也要休息。
罗老的公私分明使我看到了一个正直的老干部的优良传统。
就是那次去衢州开会，因为衢州是小城市，没有始发火车，大会组织者怕罗老年迈体弱，就决定在会议结束后用小车送我们回上海，罗老听罢坚决反对，认为几百公里开下来要浪费好多汽油，好说歹说他才同意用车送到杭州，然后再乘火车回上海。
谁知到杭州后软座没有，我还是用高价才买了两张硬座票，当时硬座车厢拥挤不堪，罗老却很高兴地与坐着站着的乘客聊天，还兴奋地说：“好久没这样与群众打成一片了。
” 罗老尽管德高望重，身居高位，可是他依然处处严以律己，时时公私分明。
1990年罗老的八十诞辰，他的许多挚友都希望能为这样一位老革命、老学者在他走了八十年的坎坷曲折历程后，为他献上一点爱心，使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能更顺利地走他还没走的路程。
于是我和几位朋友商量决定不惊动单位而为罗老举办一个纯粹是朋友聚会性质的祝寿会，我起草了一份特别的请柬，其中扼要地写了罗老的生平，也表达了发起者的敬慕之意，在最后特别注明每人自带餐费，地点在复兴中路上的小天鹅餐厅，人数限定八十位，共八桌，并定做八十只寿桃。
罗老的朋友实在太多，我精心挑选了八十位，结果除六七位朋友生病或出差没来，另外又多来了没请柬的十余人，每人都自觉地在进门时交了餐费，来宾们众口称赞这样的祝寿新颖独特，开了一个廉洁办喜事的先例。
贺寿者中有党政要员，有军队领导，有没一点职务的老百姓，还有许多宗教界、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名人。
祝寿会的气氛十分热烈，自由发言踊跃，那天罗老相当高兴，在回家后他对我说：“你今天这件事办得很好，有这么多的朋友来祝寿，而且都是自掏腰包，我很过意不去，但心里又很踏实，我毕竟没花公家一分钱。
”当然，其中唯一没花钱的就是罗老，原来他执意也要拿钱，是在大家一致反对后才免交的。
其中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在来宾中有一位在肉摊工作的同志，因他与罗老女婿买肉时相识，当他得知罗老喜欢吃肉，就经常拣些好的肉通知罗老女婿去买，几年如一日，令罗老很惦念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小老百姓，他特地关照我要请这位同志，当祝寿宴会结束后罗老还专门请这位同志去他家，并硬把许多他人送的糕点请这位同志带回去。
事后这位同志含着热泪对我说：“没想到罗老这样的大干部如此看得起我这样的小人物，难得啊！”罗老就是这样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在他人眼里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可在罗老身上竟是习以为常，因为他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高人一等的特殊公民，他只知自己来自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他始终尊重每个人，这也就是罗老永远受人尊重的原因之一。
一向不服老、并自信身体硬朗的罗老由于在青岛参加会议时不慎腰椎骨折，终于在他八十二岁时住进了华东医院，一住就是三年多，从此就再也没走出医院。
在住院期间去看望他的领导、朋友络绎不断，探望病人的两张牌子根本不够用，怪不得后来华东医院索性对探望罗老的客人不收牌子了，只要说声一三五床看罗老，门卫就会很客气地把手一挥，示意可以进去。
医院诊断的结果罗老患的是癌症，而且已扩散至全身骨骼。
病痛的折磨是很难熬的，可是罗老以他特有的意志挺了过来。
他在病房中照例与一些单位的同志研究工作，接受记者的采访，阅看书稿的清样，撰写友人书稿的序文和杂志、报纸的约稿，为许多的朋友写信复信……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常人难以完成的工作，在病房中他写出了许多充满乐观精神而又表现出对历史和现实有着敏锐和深刻思考的文章。
病榻前的罗老令人再次深深感到他是一位思想永远不老的革命者和大学问家，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出他的智慧和才华，他那不屈的精神，面对人生的勇气和超人的记忆再次使我觉得自己的不足和渺小。
我只是刚刚步入知天命之年，已是迟暮不已，而罗老是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他的思维、他的笔锋却永远带着青春的活力，这不得不使人感叹不止。
有一次我去医院探望罗老，恰逢《文学报》记者在采访他，他正滔滔不绝在谈祖国汉字规范化的问题，他要记者多宣传普及普通话，要防止繁体字回潮，一定要重视并持之以恒地推广简化字。
罗老长期来担任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又是语文学会会长，我深知他在语言学方面的造诣，并在任何时候不写繁体字，他认为每一件新生事物的推广和普及必须要靠每个人的努力和几代人的坚持才能完成。
我和他说话只要一讲上海话他就要批评我，使我这个普通话讲得很蹩脚的人在他面前也只得不停地讲普通话。
几次我带儿子去看罗老，罗老总是问长问短向他了解中学的学习情况，并勉励他好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大学，有时还风趣地说：“小子的普通话讲得不错，比你强多了，看来一代总是胜过一代！” 罗老住院期间，洋洋五千万字的十二卷本《汉语大词典》终于出齐了，这套标志着我国汉语言文字最高水平的大词典的问世，震动了华人世界。
为了表彰参加编写的四百余人不避寒暑、艰苦奋斗、切磋琢磨、取长补短、十八年如一日的丰功伟绩，党中央、国务院破天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庆功大会，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和时任总理的李鹏等主要领导都亲自出席。
作为《汉语大词典》主编的罗竹风也在克服病痛折磨的情况下，坐着轮椅飞往北京。
在京他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亲切会见，这是一个难得的殊荣，但罗老回上海后从不对此渲染，从不因而沾沾自喜，当我问及他有什么感受时，罗老竟轻轻地叹口气说：“《汉语大词典》的编纂成功，是靠了多少人的努力啊，可惜有好些无名英雄没能去参加庆功会，还有不少同志没有看到书的出版就去世了，我心里很难过。
”从罗老身上我看到了一个革命前辈，一个执拗智者淡泊名利的优秀品德。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老的病越来越重，他不得不放下自己心爱的笔，不得不离开始终陪伴着他的书，他静静地躺在床上，连说话也困难了，但他的思路还是那样的清晰，只要你说些什么，他会立即表示明白地点点头或摇摇头，可是他再也不能跟我促膝长谈了。
我后悔自己有时因工作忙隔了较长时间才去看罗老，失去了聆听他教诲的好机会。
我最后一次见罗老是1996年9月底的一天下午，当时罗老正躺在病床上吊盐水，护工跟我说罗老已有两天没说话了，一直忍着疼痛。
我走近罗老，轻轻地拍了他一下，并在他耳边说了句：“罗老，我来了。
”谁知他竟顿时把眼睁开，对我笑了笑，并用很微弱的声音说：“你终于来了，好吗？”我含着眼泪点了点头，只见罗老又闭上了眼，护工说这是近两天来他说的唯一一句话，后来从罗老女儿处得知，几天以后罗老就因中风而昏迷，直到11月4日仙逝。
从病房出来后，我知道罗老留在人世的日子不多了，我情不自禁走到华东医院十三楼电梯旁的窗口，远眺窗外高耸的大楼，渐渐眼前模糊起来，我为自己快失去这样一位关心我的忘年交而流泪，为学术界失去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博才多学的学者而痛心，也为我们的社会失去这样一位忠厚仁慈、为人正直的人而神伤。
罗老曾在一次与我一起参加一位长者的祝寿会后跟我说：“一个人只有在祝寿会和追悼会上别人不会讲他坏话。
要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被人讲坏话，是很难得的。
”但罗老以他自己的嘉言懿行、高风亮节做到了这一点。
至少在我认识的人中，只要讲起罗老，总离不开称赞和敬佩，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罗老您在九泉之下知道后也会感到欣慰的。
罗老是不甘寂寞的人，他思念离他早去的友人，他放不下还有许多没做完的事。
我想罗老现在到了另一个世界，他同样不会感到寂寞，那里有多少至爱亲朋在迎接他，也许至今他们正在谈着国家大事，正在探讨某个问题……罗老去的地方是我们每个人必定要去的地方，只是有的人离那个地方还要走几年的路，有的人要走几十年的路。
我最近翻开罗老送我的一套《汉语大词典》，第一册的扉页上有罗老在1996年3月21日写的两行字：“天生我材必有用，直挂云帆济沧海。
录李白诗句为勉。
”我想我在这个世界上还应做些什么，一旦与罗老再次相聚时又能向他汇报点什么？见面时如果他再问我：“你终于来了，好吗？”我会毫无愧色地对罗老说：“我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