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风亭》到《暴风雨》_清风亭
宗江兄： 足下加州来笺，早已奉悉。
因接连赴胶东半岛及六朝故都的南京采访，未暇即复。
歉甚。
如今提笔作复，再将此信寄往“加大”圣地亚哥分校，怕早已人去楼空，投递无门。
前些时，夏淳兄自美国纽伦敦参加奥尼尔中心活动归来，说你和若珊也在东部，地址不详，只好遥寄此书矣。
上个月“三联”寄来了一本崭新的《卖艺人家》，封面是郭绍虞老先生颇为古朴的题画和李骆公兄特为“贵家长”手镌的“卖艺人家”，诗意盎然。
至于扉页就更美了：巴老“年八十”手书书名，以及丁聪为兄台所作的侧面头像，其传神之处，真让朋友们叫绝。
这次新版本比起当年那本书厚得多，也神气得多，令人确实有一种今非昔比之感。
这也正常，自从一九八○年以来，大陆的“老九”们纷纷庆翻身，连我这个在阴山背后被压了二十七年的文化人都已文债如山，“鸟枪换炮”，更何况你们这个有名的“卖艺人家”呢？ 前几天在六朝金粉的南京小游，不小心摔伤了右腿，返京后只得暂时在家养疴，这倒有了时间躺在床上静静地、仔细地拜读大作。
我必须承认，就这次读后印象而论，首先是这本新版的《卖艺人家》“大”起来了。
一连串神来之笔反映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时代风云，这绝非一般散文集可以比拟的。
除去第一辑文章使人忆起当年的“山城水巷”、四川茶馆，大兴怀旧唱叹之情以外。
让人爱不释手的，恐怕都不及第三辑中的《言多必失录》。
这一部分是“四人帮”垮台以后的种种放言、真言、狂言，神足而味浓，其潇洒程度不亚于你当年被困在宝鸡后，申论江湖上“无君子不养艺人”的那篇“绝活儿”。
而那篇专门谈《带“人”字的》，尤其使朋辈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然而，在全书中使我久久难以忘怀、至今“移情”不已的，却是那篇写于一九八五年初的《清风亭下哭信芳――周信芳大师九十诞辰祭》。
足下当年虽是“麒派”戏的忠实观众，但似乎和信芳大师的关系并不算近。
何以会对信芳大师产生如此深厚的眷眷之情呢？我曾为此而深思，而终有所悟。
记得前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我在编辑部接到你的电话，告诉我：“请注意明天的《人民日报》副刊。
”第二天，人民日报一到手，我一眼就看到了《清风亭下哭信芳》这篇堪称“传世之作”的宏文。
记得此文在人民日报上几乎占了一整版，似乎字数比这次收入集子者要多一些。
我一口气读完了它，并且马上跑下楼去找杨宪益兄，向他推荐此文。
可谁都想不到，这一次杨宪益不仅破例阅读长文，还特地同我谈论这篇文章，他说：“这篇谈京剧《天雷报》(杨老习惯于《清风亭》的另外一个通俗名字)和周信芳的文章很精彩，让人感到解气！”他认为此文是宗江近年来的最佳作品。
随后我把杨老的这一评语转告给你。
杨宪益兄是研究希腊文学的专门家，其文学鉴赏力，早为学界人士公认。
文章获得他的赞赏，当是难得的。
这篇“哭信芳”使我感动，关键还不在于我赞赏你的文字，而是那全文中贯串着的一股浩然之气，使我为之移情。
近年来，在朋辈中写出是非明确，爱憎分明的文章者，不乏其人。
但，能倾注如此之深情者，或绝无仅有矣。
对于过去那些坑害我辈文化人，貌似革命的货色必须斩钉截铁，界限清楚，一丝都含糊不得。
你在文中扼要地对《清风亭》的剧情加以介绍外，还对这在形式上极似宣传宿命论、因果报应的老戏，深入挖掘其精髓与实质。
文章在引伸后还傍及作为麒派观众的赵丹和信芳先生的子女周采芹、周少麟。
最后落笔处，引用了陈毅老总爱讲的古老谚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时辰一到，一切都报。
”从文风到主题，真可谓天衣无缝。
周信芳先生作为一位驰名大江南北，创艺派、富功底、讲义气、爱国家、嫉恶如仇的著名京剧宗师，当年在“孤岛”上海，不怕沪西吉士非尔路七十六号匪徒们的恐与威胁，连演历史剧《文天祥》、《明末遗恨》，使日寇汉奸为之胆寒。
“文革”期间，江青指挥下的文艺界造反派揪斗周氏的“罪名”之一，就是他以自己精湛的艺术演出《海瑞罢官》，把一位不畏皇帝老子的威风与权势的海刚峰，刻划得深刻而又生动。
当时在全国流传过一个悲凉的故事：麒麟童在上海京剧院把海瑞的衣冠、髯口穿戴整齐，端坐服毒而逝。
盖叫天在杭州寓所挥刀砍死“红卫兵小将”，挺身跳楼死去。
自然，传说容或有失实之处；但是，用以体现一种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却是如闻其声了。
早在四十年前，我曾有幸在黄浦江畔欣赏过信芳先生的拿手好戏《萧何月下追韩信》、《徐策跑城》以及宗江、宪益两位兄长偏爱的《清风亭》，深深为麒麟童大师的表演艺术所折服。
我仿佛从惜才如命，月下策马苦追的萧相国身上，看到那一颗呼之欲出的忠心，对人民和祖国的一片忠心。
也从宋士杰那抖动不已的银鬃和双手，看出一个逞强好胜、抱打不平的民间讼师心中翻腾的无限激情。
周先生的绝活儿《坐楼杀惜》(即《乌龙院》)，则活脱脱地演出了黑三郎宋公明的一个义字……这种感染与交流曾造成了我与大师之间的神交。
事出意外，周信芳先生的女儿、英籍戏剧家周采芹于一九八二年应中央戏剧学院金山院长与中国“剧协”主席曹禺之邀来北京讲学授课，并为戏剧学院一九七八届表演系毕业班同学排演了脸炙人口的莎剧《暴风雨》。
我曾冒着早春料峭的寒风去她下榻的友谊宾馆看望，并到排演场数次采访。
那年六月，我看过《暴风雨》的首演后，忽然之间，一种启示和联想闪现在我的心中。
我顿时悟到，虽然早已讲不好沪语，更不会说普通话，只能以英语和人谈心的周采芹选择了《暴风雨》，是有其深刻的含义和苦心的。
采芹离开祖国远适异邦，已三分之一个世纪之久了。
她以自己的才智和创造力在英伦戏剧界崭露头角，除在舞台上演出传统名剧博得荣誉外，还以她的系列电视剧《苏珊・黄》(一个华裔妓女哀婉而动人的故事)轰动欧美。
这对于一位出生在上海的黄皮肤女演员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文革”期间，她出于对这场民族浩劫的不理解，以及对那位国家主席悲惨遭际的同情，曾相当认真地扮演了荧光屏上的“中国第一夫人”王光美，使西方评论界击节赞叹，把她奉为“古典、现代、悲剧、喜剧；文武混乱不挡”的表演多面手。
如今，采芹不仅是英国的著名戏剧家，而且也是一位在美国蜚声剧坛的戏剧教授和表演艺术家。
然而，她对于祖国母土之情，却日久弥坚。
明知国内条件欠理想，却仍然回到北京向中国剧坛的新苗们现身说法，不就是一个例证吗？ 在我们杯酒絮语的夜谭中，无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代戏曲大师周信芳的惨死。
她告诉我，事情十分凑巧，当各国报纸纷纷刊登“麒麟童在上海逝世”消息的那一天，采芹恰好乘飞机由英赴美。
她到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从前来迎接的友人脸上发现过一些异常表情。
但，并未料到会有不幸。
当她发现在自己的下榻之处样样齐备，却偏偏缺少当天的报纸时，一种不祥之感顿时袭来。
采芹一下子就想自己在沪被“红卫兵小将”拘押的二老双亲。
两天后，周采芹得到了正式通知，中国总领事代表柴大使特来看望，向她致以慰问吊唁。
在她泣不成声的时候，又听到总领事讲述关于几位老帅不幸罹难的悲惨故事。
采芹开始明白，这次浩劫并非文艺界所独有，整个国家和民族都蒙受着“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
一切优秀、善良而又正直不屈的人，都在这场被美化为“反修演习”的大运动中支付出程度不同的代价，从财产到生命，从肉体到心灵……。
那么，《暴风雨》的演出，又和周信芳的《清风亭》有何相干？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道德、观念和感情上的联系。
在那个春雪菲菲的寒夜，我喝光瓶底的“马嗲利”酒，坦诚地询问采芹：“看样子，你对于剧目的选择，反映了你的基督教精神。
你是在通过沙翁的《暴风雨》在宣扬一种宽恕之道了？当然，forsire(原谅，饶恕)往往更有力量。
简单的报复总是无法征服人的心灵的。
”采芹一时无言，既没有点头也不曾摇头，只是默默地举起了杯中的残酒。
对于杀父之仇采取了“恕道”。
这对于为人子者是否一种不孝行为？你几时见过用宽恕去报杀父之仇？不过，我还是大彻大悟了。
从释迦到耶稣基督，从清净无为的道家到力主入世的儒家，你又从何处觅得“以牙还牙”的精义？佛祖舍身饲虎，耶路撒冷的“救世主”主张当你的左脸被打时，向对手送上你的右面颊。
这些，恰恰都是怯懦者所难以想像的举动。
具有心灵的大勇的又岂是一些手执刀枪斧钺的大汉？当然，“对于敌人的宽大，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条“圣训”，也绝非全无道理。
可是，遵循这个教导的结果却是一个三十八年斗争频仍、血光剑影的中国，一个和时代主流游离得极远、极远的神州大地。
我懂了，采芹信仰的乃是一种“疏而不漏”、水到渠成的天道；她相信真理，更相信是非常在人心。
更何况，她是在开放、交流的和风中来到故国的，在她面前是一个百废待兴、除旧布新的中华。
游子情，故人意，同胞们脸上那些喜悦的泪花，难道不比那些汗牛充栋的“党八股”式的说教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吗？我从心灵深处感受到采芹的理性和具有力度、深度的逻辑思维。
“虽然他们给我这样大的迫害，使我痛心切齿。
但，我宁愿压制我的愤怒，而听从我更高尚的理性。
道德的行动较之仇恨的行动，总是可贵的多。
要是他们已经悔过，我的唯一目的也就达到，不再对他们存在一点怨恨。
”长期被损害的普洛斯彼罗在剧中如是说。
请记住，这台辞的要害是“已经悔过”。
人类东西同心，古今一体，天之道也。
宗江兄，你遨游北美，这方面肯定比我体会得更深、更多一些。
愿有以教我。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日，北京西郊花园村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