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瓜_一棵秧上摘仨瓜
1981年秋天，副总编林忠要我写一个村实行“联产到劳”生产责任制的调查。
我选的那村 ，叫“草坡大队”，在安丘县官庄镇。
“联产到劳”责任制是从第三生产队开始搞起来的，队长叫胡景成，是个大个子，人很正，也特精明。
座谈会开罢，我就决定到胡景成家去看看。
一进老胡家的院子，感觉就与众不同。
那时还没“大包干”，社员还指着挣工分过日子，老胡家的副业就已“琳琅满目”了：屋里有暖房，一春能孵一万六千只小鸡；院里有俩鸡栏，养着10只种鸡，一年育肥100多只肉食鸡；墙下一排兔窝，喂着30多只良种兔；羊栏里喂着两只母羊，一年下10来只小羊；猪栏里趴着4头猪；牛槽上栓着一头牛；屋檐下也没闲着，养了两窝意大利蜂。
老胡家7口人，7口人都有分工，各自分管家中的牛、羊、猪、鸡、兔、蜂。
老胡这人，十四学耕地，十六学扶耧，会烤烟，会种棉，懂养鸡，懂养蜂，还会摆弄柴油机、拖拉机，是村上拔尖的能人。
1980年他就领着社员搞联产到劳责任制，包烟的跟着他学烤烟，包棉的跟着他学种棉，养鸡的跟他学配饲料、防鸡瘟，全队家家养了种鸡，许多人家学着他的样子建起了暖房孵小鸡。
庄稼种得好，副业搞得好，第三生产队成了全镇（当时还叫公社）收入最高的队。
年底，按当时的标准，全镇选出了13家“致富户”，13家里面，老胡领导的草坡三队就占了5家。
跟老胡交谈，是在他家大门过道一间偏房里进行的。
中午，老胡留我在他家吃饭。
就在这间偏房的土炕上，搬了一张小炕桌，他的夫人炒了两三个菜，烫上了一壶酒。
我跟老胡在土炕上对面而坐。
我不会喝酒，老胡也不善饮，一两盅酒下肚，我的脸就红了。
两个人的话却越发稠了。
老胡跟我说了他这个队上一件“不太光彩”的事。
他说：农村啊，发家是件好事，可这思想不能不管，就像孝敬老人啦，邻里和睦啦，队上也得管！前些日子，三队就出了一件事：有一个老太太，60多岁了，丈夫死得早，她好不容易拉扯大了三个儿子。
但一搞了责任制，这活就忙了，都想多进些收入。
就为了老太太给这家看了孩儿，没顾得给那家看孩儿，三个儿媳起了矛盾，结果把老太太从家里赶出来了，大中午的在大街上哭。
我跟老太太说：“嫂子，你别哭了，咱们还是集体啊！你儿不养你了，队里养着你。
就从今天起，一年给你500斤麦子、300元零花钱，秋后给你盖三间瓦房，队里再雇上个人给你做饭吃！你看中不中？”老太太说：“中！”我就跟周围的人说：“这老太要是没儿呢，花多少咱队里也就全包了。
可她有儿啊，不能当‘五保’，那养老太太的一切花销还是得她的三个儿子出，包括盖房的钱、雇人伺候的钱！”这话一传出，当天那三个儿、三个儿媳就到我家来“领娘”了，而且保证再也不让她娘受一点委屈了。
在草坡，我前后去了两趟，一共待了一天半，写了三篇稿：一篇是草坡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调查，题目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两把锁》；一篇人物通讯，写胡景成的，题目是《好党员・能队长・冒尖户》；一篇是专为《农村大众》写的“故事会”，题目是《队长巧断家务事》。
这些稿子都已成为“陈迹”，现在读来恍如隔世。
我忘不掉的不是那几个稿子，而是那段经历，是我记者生涯中的一页，也是农民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走过的一段值得纪念的路程。
（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