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匪电影创作的文化价值立场重构
警匪题材一直以来都是香港电影创作的重要来源，从20世纪 80年代的《警察故事》《英雄本色》《喋血双雄》到世纪之交的《暗战》《枪王》《无间道》再到近年来的《窃听风云》《寒战》《扫毒》，香港警匪电影不断推陈出新，将香港警队中的重案组、 O记（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CIB（刑事情报科）、毒品调查科、飞虎队、冲锋队等不同题材纷纷搬上大荧幕为观众所熟知。由邱礼涛导演、刘德华主演的警匪电影《拆弹专家》，聚焦的则是过去很少涉及到的 EOD（爆炸品处理课）。该片叙事紧凑、节奏明快，大量的追车、爆破场景展现了港产警匪动作片娴熟的拍摄技法，同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打破了过去常见的英雄主义和主角光环模式。同时作为合拍片，《拆弹专家》将主旨传达上升到城市公共安全诉求上来，打破两岸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隔阂，这种既立足于本土意识又兼顾两岸共同价值的创作倾向是合拍片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体现了香港警匪电影发展的文化价值立场重构。
一、去英雄主义和主角光环的警察形象塑造。
香港警匪电影史上曾塑造过一系列鲜活的警察形象，从《警察故事》中成龙饰演的奋不顾身冒死追捕匪徒的警察陈家驹，到《无间道》中梁朝伟饰演的潜伏黑社会十年的卧底警察陈永仁，再到《扫毒》中奇迹复活并成为毒贩心腹的卧底警察张子伟，这些警察形象的设定或多或少带有一点英雄主义和主角光环，为影片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拆弹专家》有意打破传奇，试图将警察放在按部就班的工作流程中进行形象塑造，具体创新之处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将“拆弹专家”这一长期被忽视的警察类型作为主要刻画对象展现在观众面前，拓宽了警匪电影的范围。
EOD（爆炸品处理课）作为香港警队的一部分，所占比例相对较少，但是出警频率却是比较高的，在过去的警匪题材影视作品中偶有出现但通常不作为主要创作对象。该片以拆弹专家作为主要角色、以多起炸弹案件展开情节叙事，在荧幕上塑造了以章在山为代表的冷静、严谨、专业的拆弹专家形象，并全面地展示了 EOD（爆炸品处理课）的工作职责和流程，这一成功尝试说明香港警匪电影仍然在不断推陈出新，也为之后的同类影片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二是在主要人物创作上敢于打破英雄主义和主角光环套路。影片没有按照惯常的创作思路将男主角章在山塑造成一位无所不能的拆弹专家，在正片的六次炸弹事件中，他成功拆除的炸弹仅为三枚，但正是通过这些事件从不同角度表现他的专业精神和职业素养。如在处理水银炸弹时，他在紧要关头仍然等待同事疏散现场围观市民，这既出于他对市民生命的保护，也源自于他娴熟的专业技能；在面对身绑定时炸弹的年轻警察而自己无法在规定时间拆除时，他强忍着在最后一刻命令年轻警察与人群保持距离以减少伤亡，表现了这一群体所面临的真实的工作环境和高强度的心理压力；在面对 1000公斤足以摧毁整条海底隧道的炸药时，他选择了以身冒险最终牺牲自己的方式将伤亡尽可能减少，这是不得已的选择，同时也是他作为一名警察的职业本能。从这些炸弹事件的处理过程来看，章在山的拆弹专家形象塑造更多是基于其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非艺术化的英雄主义设定。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拆弹专家形象才更加真实和鲜活，并得到现实中的拆弹专家肯定。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排爆大队闫群警官在观看该片首映之后，对影片中的拆弹场景和专业知识都表示了赞许。
三是警察群像的塑造更加接地气。除了男主角没有主角光环，影片中的其他警察形象也不再受到正面人物光环照顾，呈现出来的是个性更加鲜明、更接地气的警察群像。如吴卓羲饰演的经验不足但与男主角搭档默契的拆弹小组二号阿斌；姜皓文饰演的性格火爆、做事冲动但会第一时间冲进枪林弹雨营救市民的重案组总督察江耀伟。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蔡瀚亿饰演的被浑身绑满炸弹炸死的年轻休班警察黄天诺，影片并没有直接赋予其英雄主义气概，而是从普通人的角度进行人物形象塑造，如面对炸弹威胁时他难以抑制内心的紧张惶恐，面对拆弹专家时尽管忐忑不安但仍对同事充满信任，获知拆弹专家也无能为力时情绪极度崩溃，在拆弹专家以警察的责任命令其远离人群、减少伤亡时他绝望地接受了命令，不断重复“我是警察，我有责任，远离车辆，远离人群，这样伤亡最少”之后被炸成碎片。短短五分钟的戏份成为了整部影片的高潮，被观众誉为“最催泪片段”“最感动瞬间”，这一段视频在上传到社交网络平台之后引起广大网友的转发和讨论，视频播放次数超过 340万。二、公共安全危机下的警匪、匪匪和警民关系。
除了各具特色的警察形象，香港警匪电影中的匪徒形象也是一大看点，如《喋血双雄》中周润发饰演的同情弱者、有勇有谋的杀手小庄，《枪王》中张国荣饰演的人格分裂以杀人获取快感的变态神枪手 Rick，《新警察故事》中吴彦祖饰演的因自幼被警司父亲毒打而不择手段报复警队的阿祖。以匪徒为中心，我们可以将警匪片戏剧冲突的来源梳理为三个关系：警察与匪徒的关系，匪徒内部之间的关系，以及因匪徒出现而导致的警民之间或冲突或融合的关系。影片《拆弹专家》由于涉及新的题材领域，其警匪、匪匪和警民三大关系必然同过去的警匪电影有着很大的不同。
香港警匪电影走过多年的发展历程，其警匪关系从最初的势不两立（如《警察故事》中被陷害的警察陈家驹和被追捕的毒枭朱滔），到部分和解（如《喋血双雄》中因了解而惺惺相惜的警察李鹰和杀手小庄），再到被迫裹挟（如《无间道》中潜入黑社会做卧底的警察陈永仁和被安排进警队做内应的黑社会分子刘建明），近年来的警匪电影大体还是这几种关系模式，但呈现出多重关系交织在同一部影片中的趋势。《拆弹专家》表面上讲述的仍是卧底出卖匪徒继而匪徒报复卧底的故事，但是从创作的题材和主旨來看，影片中以章在山为代表的警察和以洪继鹏为代表的匪徒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因为欺骗、利用而导致的私人恩怨和复仇行动，更多的是因为恐怖袭击、危害公共安全而导致的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冲突。关于这一点，在影片中得到多次例证。如匪徒洪继鹏挟持红。
海底隧道、枪击无辜人质等都不是为了向拆弹专家章在山复仇，而是出于经济利益通过恐怖袭击向香港警队和政府施压。该片的警匪关系引出的是一个更为宏大的主题，即恐怖分子威胁下的公共安全危机问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黑帮片的盛行，极大地渲染了匪徒之间的江湖义气，以至于在警匪片中这种传统久未消去。但是随着香港回归、社会治安的好转以及新世纪以来金融、地产、互联网科技等经济形态的蓬勃发展，新型的匪匪关系开始向资本和暴力转变。影片《拆弹专家》中以洪继鹏为代表的明匪和以商人闫先生为代表的暗匪勾结，以恐怖袭击达到搅乱股市并从中获取巨额收益，这种新型的匪匪关系直接建立于经济利益之上，既没有过去江湖义气的热血沸腾，也没有黑道兄弟的温情脉脉，有的只是金钱至上的互相利用，这种关系随时会崩塌。影片中幕后黑手闫先生被炸死的结局足以显见这种匪匪关系的冷酷无情。即便是在影片中难得的亲兄弟之间，也没有显现出多少温情。匪徒洪继鹏不仅将弟弟带上邪路，在得知弟弟出车祸受重伤急需送入医院抢救时为了不打乱计划坚持让警察将弟弟送到他面前，而在最后隧道混战逃命时更是完全将弟弟抛之脑后，任由其躺在担架上被流弹打死。
在警匪片中，警、民、匪三者常常处于交互影响的状态，匪对民所做的伤害导致了警与匪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的程度与伤害的广度与深度有着直接的联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警匪片中匪对民的伤害一般局限于某个区域、某种行业或是某些个体，在处理这些案件时警方只要能够将匪徒绳之以法便可。
21世纪以来的警匪片中的案件开始显现出跨国家跨地区跨行业的特征，影响的范围扩大，因而在处理时需要考虑到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影片《拆弹专家》更是将这种冲突聚焦到城市公共安全问题上，匪徒洪继鹏的行为不仅仅事关几百个人质的人身安全问题，也不单单是炸毁一条隧道的经济。
损失问题，更长远来看影响到整个城市的经济秩序和公共安全，所以在面对悍匪的所作所为警方乃至政府表现得都相对。
被动，受到市民的指责和施压。影片最终的结局是以牺牲少部分人的生命，将对民众的伤害和对社会的损失降到最低，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如前文所述，无论是在题材的扩展、警察形象的塑造上，还是在处理警匪、匪匪和警民关系问题上，影片《拆弹专家》都向观众传递了一些新的动向，这是合拍片适应当下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必然结果。其中所涉及到的诸如去英雄主义、接地气、公共安全危机等话题也体现了香港警匪电影创作在文化价值立场上的反思和重构。自2003年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订以来，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和文化往来更加密切，香港电影人纷纷北上，内地电影市场打开，合拍片产量日益增多，香港与内地在电影合作上迈入新的阶段。但是在起初的几年，合拍片不能完全适应内地观众的文化和审美需求，部分影片为了快速融入内地语境而刻意消解香港元素，又引起了香港观众的不满。面对这种矛盾状态，香港电影经历了“抵御、磨合、直至逐渐适应 CEPA之后与内地电影的合作”[1]，其中关于文化价值立场的反思和调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影响下，香港电影在延续本土意识的同时也要勇于打破过去的固步自封，在融入华语电影时代大趋势的过程中重构文化价值立场，以适应两岸不同观众在精神上的共同需求。作为发展较为成熟的香港电影类型，警匪片在延续传统风格的前提下一直推陈出新，通过影片主旨和人物形象表达新的文化价值立场，以更好地适应内地的电影市场，影片《拆弹专家》的许多细节都体现了这种意识。一方面，这种新的文化价值立场要立足于本土文化，但并不是对传统的复制。香港警匪电影在过去几十年产生过许多优秀的作品，但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曾经的某些元素和表现手法在当下是不合时宜的，无法满足新的观众群体的文化和审美需求。在创作《拆弹专家》时，导演兼编剧邱礼涛选择的“拆弹专家”这个新题材说起来也并不陌生，其仍然植根于香港本土文化，但又与之前的警匪题材创作有着一定的区别。邱礼涛导演在谈到创作缘起时说自己是基于每天经过红。
海底隧道所产生的隐忧而构思的这个故事[2]。为了塑造更加真实的拆弹专家形象，影片中的炸弹事件几乎都可以在实际生活中找到原型，如战时遗留炸弹，在香港时常出现，香港市民早已司空见惯。对拆弹专家来说，处理战时遗留炸弹已经是一项习以为常的工作。
另一方面，这种新的文化价值立场要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实现文化间的融合发展，而不是生搬硬套或全盘接受。近十多年来由于内地电影市场的开放和各种政策的支持，许多香港导演、编剧、演员都很乐于跟内地合作。为了迎合内地市场和观众，有的影片花重金请内地知名演员加盟，或是全剧组到内地取景拍摄，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新的时代语境下，香港电影要想更好地适应内地市场，已经不能够再指望一个演员、一段台词、一个场景等套路化的创作模式，而是要通过共通的审美倾向或精神诉求来实现。影片《拆弹专家》所表现的城市公共安全危机是当下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随着内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总人口超过 1000万的特大型城市已达 13个[3]，这些城市由于人口密集、人员流动较频繁，公共安全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在这一点上与香港这座人多地少的国际化大都市有着共通之处，影片所表达的两岸共同认可的公共安全诉求也就更易被理解。除此之外，影片中也有一些细节体现出导演对内地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吸收运用，如三次出现的内地儿歌《上学歌》，这首歌产生于 20世纪，曾伴随着从 50后到 90后的几代人成长。实际上在民间还传唱着这首歌的一个恶搞版《我去炸学校》，两个版本旋律一致，但歌词所反映的价值观完全相反。影片中运用的是后者，让这首带有反叛和戏谑意味的儿歌伴随着匪徒洪继标的心路历程转变，可谓大有深意。这种尝试让剧情和人物都更合情理，让两种文化的相融变得更加自然。
与以往的警匪片相比，《拆弹专家》在人物形象塑造、人物关系处理以及主旨传达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突破，但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如香港警匪电影一贯忽视的女性形象塑造问题在这部影片中仍然存在。尽管如此，该片在整体上亮点大于不足，上映以来在网络社交平台上赢得了一定的口碑，被称为“近年来港片良心之作”。更为难得的是，随着影片的上映和宣传，现实中“拆弹专家”这一群体多年来默默为公共安全所做的贡献逐渐被更多人知晓和肯定。作为一部香港警匪电影，能够被广大内地观众冠以“正能量”的评价，这在过去是很难见到的，这也说明了两地在电影合作之路上的隔阂进一步被打开，未来将会朝着一个新的局面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
注释：
[1]康寧.文化突围与本土性回归——试论“新香港精神”在香港电影中的呈现[J].当代电影.2015（10）：113.
[2]参见邱礼涛专访视频数据来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秦兴华：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理论专业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