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文化研究的中国视野
文学和文化问题的提出，在新时期开始后已经是第二次了。80年代在“寻根文学”的创作思潮中，当时尚属年轻一代的作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出文学要寻一寻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根。其中，韩少功是第一个发出“寻根”呼声的：“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中国还是中国，尤其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厚精神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①其后，不少作家起而呼应，纷纷发表看法，对自己和整个民族割断文化之根表示深深的遗憾和忧虑，对民族的传统文化则一往情深。由此，文学和文化的关系一时成为讨论的热点。然而，那一次讨论的重心和出发点是文学创作，是谈文学创作如何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如何表现出文学的民族文化特色，以及如何厘清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
90年代文学界再次提出文化问题，其重心、出发点和角度则不同于前一次。其对象主要是针对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因此，正确的命题就是：文学的文化研究。。
毫无疑问，文学的文化研究倾向的兴起，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首先，它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回归倾向”。众所周知，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在“反映论”的理论框架内，人们十分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重视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文学和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因素如政治、道德、社会心理、历史意识等等的关系。到了80年代，出于一种矫正的历史原因，文学的审美性特别地突显出来，更有甚者完全否定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所谓用文学的“内部研究”来代替文学的“外部研究”，也似乎因势利导地占据了文学研究的主导地位，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开始淡薄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更是被拉开了相当的距离。相反地，文本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讲形式，讲结构，讲语言，讲隐喻，讲叙事方式。人们呼唤着这种“真正的文学批评的时代”的到来。平心而论，80年代的这一文学研究的倾向并不是没有一点功绩，因为它毕竟打破了以往文学研究沉闷的空气，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而且强调文学的审美因素确也是文学研究的应有之旨。但是，圈定了文学“内部研究”的范围，也毕竟不是完全正确的发展方向。并且，西方这种科学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和模式似乎并不太适合中国文学的批评实际，譬如拿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新批评模式的《文学理论》，强调文学批评要研究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研究谐音、节奏和格律，研究意象、隐喻、象征和神话，其中有些和我们中国古代传统的批评有不谋而合的地方，但内在的要义却相隔天壤。由于汉语和西洋语文在组字、语法、修辞、词义等方面的不同，把西方新批评的一些东西拿来解释和注解中国文学，总有隔靴搔痒之感。总之，文学终究和社会历史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于是，经历了近十年的探索，中国的文学批评在一阵模仿和借鉴之风吹过之后，似乎在路差不多走不下去的时候，回归到文学的综合研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其次，文学的文化研究的兴起有着文学自身的原因。80年代以前，人们对于文学的概念理解是相对单一的，只是把它限定在纯文学（或曰雅文学、严肃文学）的范围内，因而文学研究也就被限定在这个范围之内。确实，那个时代是纯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好像处在整个社会的中心，本来应由哲学社会科学担当的指点江山的任务也不恰当地由文学负起了责任。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等一系列引起社会轰动的热闹景观，就可想见当时纯文学的辉煌。然而，时代一跨进90年代，当经济这一社会发展的杠杆真正发挥其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文学一下子就跌到了社会的边缘。而在文学本身内部，纯文学的社会影响日渐下滑，原来为文学研究者一向不太重视的通俗文学却日见繁荣，加上以大众化、通俗化为自己主要发展方向的电子媒体文化介入文学，更加剧了文学向通俗化靠拢，作品越来越疏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而代之以日常的大众话语。这种种和80年代注重纯文学“内部研究”的学者的愿望相背离的文学现象，显然和他们在开着历史的玩笑。于是，顺应历史的潮流，从文化的角度观察和透视这种文学现象的研究趋向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和发展了起来。。
再次，文化研究的兴起还有着来自外域的强大推动力。新时期开始以后，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常常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为自己的参照坐标。80年代我们是学习和借鉴西方20到7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匆匆十年过去，再向西方一望，人家却早已走出了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又转向了“外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一“转向”是和西方社会的现实生活和文化现象极为吻合的，是正当和合理的。正如美国解构主义学者希利斯·米勒所说：“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②这就是弥漫于西方学术界的所谓“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我国的学术界看到了西方这一思潮中的许多合理的因素，因而迅速地横移过来，促成了文学的文化研究在我国的东方化趋向。。
文学的文化研究在我国的兴起应该说是顺应时代要求的一个举动，是合乎我国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的。但是，在这里，有三个学术界限是必要厘清的。。
其一，我们上面所说的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一种历史的“回归倾向”，并不是说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文学研究模式之中去。过去的文学研究虽然是把文学和社会历史文化综合起来的一种研究，但那是在政治的强烈干预下进行的狭隘研究，甚至是在行政的号召和指令下进行的研究，与真正的学术研究无关，与真正的文学研究无关。现在所说的文学的文化研究，是在一种没有任何条条框框思想束缚的前提下进行的综合研究，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面对复杂的文学现象所进行的一种研究。因此，9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始终是我们进行文化研究赖以关注的出发点。。
无可否认，文化研究离不开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但本土现实的挑战是根本的。文学的文化研究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语境。它既是出于对中国现实所提出的问题的关切，又是中国自身文化研究的自然展开。事实上，中国学者所进行的文化研究是在穿透过去习惯了的政治和社会学的文学研究表层，进入文化的层面，是在文学方面用自己的探索为中国寻找新的起点。90年代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学术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拨开世纪末的重重迷雾，我们感受到中国文化精神由沉闷、退隐走向骚动、勃起的复杂历程，价值和欲望、学术古典与商品狂欢、人文理想与现代精神激荡在一起。王岳川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重新整合及当代转型中，重建新的语言符号系统，才有可能使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文化危机得以减轻或消除。”③以此来看，当代西方文化批评在中国语境的本土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自身的发展与流变是我们当下观照和从事文学的文化研究所必备的学术视点。它决不是简单的历史回归。。
其二，我们上面所说的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横移”过来的学术倾向，是以西方学术规范为参照对象，但并不是说我们和西方是走在同一文学和文化起点之上。实际上，我们和西方是走在两个不同的学术层面上。钱中文先生说：“当前在我国兴起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的总体研究不同，是在外国‘文化研究’影响下形成的，带有后现代性的某些特征，它扩大了我国的学术话语，显示了学术的进步，但在切入现实真正存在的重大问题方面还有较大距离。在当今欧美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情况下，我国文学理论应面向现代性诉求，面向人文价值的追求，面向重构与建设，面向新的理性精神；可以吸收某些后现代性因素，但不会被主要建立在后现代性基础之上的文化研究所替代。”④我完全赞成如是观。。
综观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曾经经历了两次转向和两次转移的发展演变，即非理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从重点研究作家到重点研究文本的转移和既而从重点研究文本达到重点研究读者和接受的转移。探讨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兴起演变无法脱离这个语境，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化研究正是这个语境自然延伸的结果。上个世纪20年代起，西方文学研究重在“内部”的或曰“语言”的研究，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当时人们习惯说要把文学当成文学，把诗当成诗，把文学批评当成文学批评，隔离了文学文本和其他一切社会因素的关系。然而正是这种研究促成了文化研究的兴起。例如因为对语言的研究，导致了对语言生成和语言本质的关注。“语言—话语”本身无疑就是一种文化的代码，它的发生和生产总是离不开文化的成规，这种成规刻意圈定了什么，突出了什么，同时也无形地隐没了什么，消除了什么。因此，所谓“内部研究”，所谓“语言研究”，归根到底还是和一定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脱不了干系。对此，英国学者理查德·霍加特认为：“主张艺术是独立自足的，这种主张有启发价值，在过去几十年中，这种主张咄咄逼人，并使我们对文学有了更敏锐的理解。但是，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有局限性和错误的主张。一部艺术作品，无论它拒绝或忽视其社会，但总是深深根植于社会中的。它有大量的文化意义，因而并不存在‘自在的艺术品’那样的东西。”⑤这无疑说出了个中原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以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为标志，文化研究在全球内迅速发展，俨然进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但是，西方文化研究一经产生，它就直奔后工业社会的主题——以后现代性批判现代性。尽管这种研究的理论话语有种种不同，有马克思主义的，有精神分析的，有女权主义的，有人种论的，有后结构主义的，有后现代主义的等等，以至于要给“文化研究”下一个基本的定义似乎不太可能，但共同的后现代特征是明显的。。
与传统文学研究相比，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一、注重研究当代文化和大众文化，尤其是被主流文化所排斥的边缘文化与亚文化，如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亚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二、注重保持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关注文化中蕴涵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三、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的态度和研究方法。⑥以此观之，可以说西方当代文化研究是立足于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为中心的语境，以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相关问题为对象所进行的社会文化批判与研究，是一种学术的政治化或者政治的学术化。。
可是，中国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与此类同。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理论话语，单就这个用语来说，是从西方横移过来的。任何话语的意义都离不开一定的语境。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既没有真正的“内部研究”和“语言研究”，也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文化结构，同时也没有社会现实的背景和土壤。因而当中西方共同在讲文化研究之时，其内涵却显示出差异。我们在80年代下半期是进行过所谓的“内部研究”和“语言研究”，但由于我们基本上遵循的是传统语言学的知识系统，而没有现代语言学的学术基础，因此免不了清谈空议，没有学理规范，成不了真正的学术。我们的文化结构和西方相差悬殊，现实关系也还没有进入现代性的阶段。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我们虽然接受了西方一些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影响，但基本上还在向现代性文化建设的方向努力，因而和现代西方用后现代性文化颠覆现代性文化的文化研究学术运动并不是处在同一个纬度上。譬如在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上，我们和西方学术界似乎都表示反对和批判。但是其语境实是不同。西方的大众文化已经到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工业”时代，所以他们对于其中所感受到的弊端表现出深恶痛绝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的大众文化还处在创造阶段，其利弊尚在交织，岂能以相同的文化批判观点（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来对不同的文化现象一视同仁？。
其三，关于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文学的文化研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萌生和发展起来的研究倾向，面对的是崭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但是，它既是文学的文化研究，那么，它就不仅要入乎泛文化的研究之中，又要出乎泛文化研究之外，即不能脱离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
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中国的学术界大致在做着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泛文化研究，第二是大众审美文化研究，第三是关于文学的文化研究。。
如前所述，文化研究的学术定义很难界定，起码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个尚不能确切命名的学术领域。根据西方学术界的多数研究状况来看，这种文化研究实际上是一种跨学科研究，以作为文化的整个社会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实践性和批判性为其特点，实质是一种学术的政治批判。国内一些学者观察西方这一学术思潮，认为最好是将文化研究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文化研究并非传统意义上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艺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应是指一种方法的运作，是一种症候分析，其核心是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动手解构权力。显然，文化研究对应于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概念，是把整个社会生活方式作为整体文化进行研究，从而参与社会生活，干涉批判社会生活。宽广的研究范畴、纷杂的研究对象以及对社会的全面涉入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泛文化研究。。
迎合西方这一学术思潮内涵的界定，中国学术界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即使是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一些学者也把学术方向转向泛文化的研究领域。90年代以后展开的一些学术讨论，譬如本土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镜像，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对新理性的诉求，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策略等等，都不同程度带有明显的泛文化研究性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中国学术界所进行的这种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地应对，但在全球经济、政治交往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文化的冲撞必不可免，这种文化应对的研究还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然而，这种泛文化研究，我以为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对于从事文学理论批评工作的人士来说，泛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尽管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但文学毕竟只是文化领域的一小部分，即使是就狭义的文化定义来说，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方式，那么它也不是单凭有限的文学知识就可以深入文化地层的。文化研究需要广博的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结构，尤其需要深厚的哲学思想基础，因此，惟有真正的思想家才能担纲，如近代的梁启超、王国维，现代的鲁迅、陈独秀，当代的李泽厚等人，他们广博的学识和睿智的思想才能穿透文化的表层而得其底蕴。我们一般的文学理论批评学者，可以做些浅表的事情，但与其身在文化的外围，倒不如发挥我们的专长，从事我们熟悉的学科领域内的工作，从一个文学的角度审视文化。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否定泛文化研究的意义，也不是否定许多人在这上面研究的价值，我只是担心缺少必要的知识结构“泛泛而谈文化”。我认为，结合自己的专长弄出点文化个别性的东西来，对于观照和研究整体性文化可能才是一种贡献。。
关于审美文化研究，这一方面的工作应该说是走在正道上，它既不脱离我们研究的对象性质——审美，又是研究“一种”文化；它既有西方文化研究的参照系，又有自身研究的现实需要，因而也确实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近十几年来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不在少数。如果说在西方，审美生活化和生活审美化已成燎原之势，不可阻挡，审美文化已经完全 “工业化”，致使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和审美理论批评全方位转移，纯粹的文学理论批评和纯粹的审美研究已成明日黄花，那么，在中国，90年代大众审美文化的盛行使得文化批评也有了用武之地。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经济转型导致了文化转型，80年代的精英文化至90年代转向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趋于边缘化状态，大众文化则成为具有很大覆盖面的文化。文化的转型也影响着文学的转型，文学关注普通百姓的庸常生态，关注当下日常的琐碎生活，关注语言的生活化和世俗化。文化批评理论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的基点和方法，关注大众审美文化，应该说是势之必然。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功过得失，笔者已有另文陈述，在此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