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定型：好莱坞影片中的华人
[摘 要]电影是制造和传播定型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具有娱乐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为实现娱乐功能，电影塑造人物形象时受到媒介市场逻辑的左右，为实现意识形态功能，又受到制度逻辑的制约。通过分析三部好莱坞影片中的华人形象，揭示好莱坞电影对华人形象的消极定型的持久性，从电影的娱乐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媒介的市场逻辑和制度逻辑对媒介定型的影响和制约分析这些消极定型持久不变的原因，提出提升中国硬实力及文化软实力，构建积极定型的必要性和措施。
[中图分类号] J9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7—0012—03。
定型（stereotype）是美国政治评论家兼专栏作家李普曼首先提出的概念，指人们对某个特定群体形成的一种标签式的看法。这种看法往往与真实情况不相符或不完全相符，通常带有对另一群体的价值评价和好恶感情。电影是制造和传播定型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定型一旦形成，往往经久难改。杨仲子1994年指出，在好莱坞长达一个世纪的电影里，很难看到华人创业成功的形象，看不到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优良传统。[1]“好莱坞歪曲华人形象的电影有很大的误导性，造成了极为不良的社会效果，在多元民族的美国社会，它容易导致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也容易使华裔年青一代产生认同上的困扰，进而怨恨自己的族裔出生及文化背景。”[1]本文通过对《纽约姐妹双行》（New York Minute）、《当幸福来敲门》（The Pursuit of Happyness）和《宿醉》（The Hangover）这三部好莱坞影片中的几个看似不起眼的华人形象的分析，揭示消极的华人定型在好莱坞电影中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的事实，分析这种定型持久不变的原因，探讨提升中国硬实力、文化软实力，构建积极定型的必要性和措施。
（一）《纽约姐妹双行》。
该影片拍摄于2004年，讲述一对性格追求相去甚远的孪生姐妹简·瑞恩（Jane Ryan）和罗西克·瑞恩（Roxy Ryan）为追求各自的理想共同体验了一次历险，重拾姐妹亲情的故事。贯穿姐妹俩历险的线索之一是华人音像盗版商的走私交易。简勤奋好学，为了赢得Callahan奖学金以便到牛津大学深造，她要到纽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一个演讲比赛。罗西克叛逆，时常逃学，酷爱前卫的音乐，她要到纽约曼哈顿区某处，把自己录制的样本唱片送到著名乐队A&R手中以期得到赏识。姐妹俩在奔赴纽约的途中阴差阳错地被音乐盗版商Banny缠上，Banny愚蠢、卑鄙龌龊，为了逃避警察抓捕，把存有走私盗版音乐的芯片偷偷放到简的包里，继而为拿回芯片，绑架姐妹俩。盗版商老板Mama是个华人老妇，她的华人身份通过她的一句夹杂英文单词的台词揭示。Banny没有及时抢回芯片，她恼羞成怒地说：“快点把那chip拿来给我！”她手段毒辣，为了拿到存储了盗版音乐的芯片不惜手刃吃了芯片的小狗，她和干儿子Banny最终在简演讲的地方被逮捕归案。
（二）《当幸福来敲门》。
该影片拍摄于2006年。影片根据当今美国黑人投资专家克里斯·加德纳（Chris Gardner）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他在极度困顿中坚持不懈追求自己的梦想，最终成功的故事。作为他极度困顿的佐证之一，就是他无钱送5岁的儿子上好的幼儿园，只能将儿子送到一家华人开办的私人幼儿园“朱太日托”。园主朱老太太拜金、冷漠、不守法规，她的教育方法就是每天让孩子看电视，还美其名曰“让孩子学习海军历史”。
（三）《宿醉》。
该影片拍摄于2009年。影片讲述一个即将走进婚姻殿堂的男子道格（Doug）跟三个好朋友到拉斯维加斯度过最后的单身日子，因误服药物且酩酊大醉而引发的荒唐经历。他们的经历由一系列“险情”组成。险情之一是被一个华人男子讹掉八万美元，这个男子是拉斯维加斯赌徒，长相猥琐，言语粗鄙，行动下流，其华人身份在道格的朋友拿八万元赎人时，由他的自我介绍表明，他说他姓Chow （周），叫Lesley Chow。在道格的朋友发现赎错人要拿回赎金时，男子做出下流的动作，并说出一句含有Chinese这个词的下流话，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华人身份，然后拿着钱扬长而去。
有研究者指出，“华人在好莱坞电影中多为恶棍和罪犯，而且多以配角的身份出现”。[2]在上述三部影片中，华人出镜率不高，但都印证了这句话。三部影片中的华人女性恶毒、冷漠、违规违法，华人男性猥琐、没有正当职业、犯罪，总之不分男女都脱不了卑贱龌龊、奸险、毒辣的特点。三部影片拍摄于21世纪前十年，但其中的华人形象与庄心在七八十年前的描述一致。事实上，据1989年美国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华人中从事教育、科研、工程、医学和会计等的专业人员约占美国华人总数的20%。在全美约12万的一流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中，华人占3万余人。[3]由此可见，20世纪下半叶，外籍华人或侨民，尤其是定居美国等发达国家者，从事正当、高尚职业的精英分子已为数众多，好莱坞影片中却鲜有反映这些正面华人形象的。相反，正如上述三部拍摄于21世纪前十年的影片反映的一样，好莱坞着力刻画的仍然是七八十年前西方文艺作品中刻画的华人形象。这一事实说明，要改善包括好莱坞电影在内的西方文艺作品中的华人定型，有必要认识这种消极定型持久不变的成因，探讨必要的措施。
电影是大众文化的内容。大众文化具有两种功能：娱乐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好莱坞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娱乐性为根本追求，并明显灌注着意识形态的内涵。[4]作为一种媒介，电影制造定型的动因跟所有媒介一样，受市场逻辑和制度逻辑左右。娱乐功能的发挥受到市场逻辑的牵制，意识形态功能即为制度服务。因此，下面就从这两个方面探讨好莱坞电影中消极华人定型持久不变的原因。
麦克唐纳曾非常通俗地指出大众文化实现娱乐功能的花招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市场逻辑的内容之一是受众的消费兴趣决定了媒介的产品应该是富有争议性的内容， 主要包括性、暴力、战争、毒品、灾难等。[5]好莱坞为了让观众高兴，在编撰故事时总会加进上述富于争议性的元素。美国作为一个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意识极浓的国家，对其他人种始终有一种歧视。因此在选取反面角色时则往往选择早已成为定型的非白种人，华人只是其中之一。
好莱坞电影中塑造的消极华人定型能持续得到西方观众的认可，与中国电影业为娱乐功能及受市场逻辑左右而塑造的一些国人形象也有一定负责。中国的影视文艺水平落后于国际水平颇多，加上历史的原因，中国相当长的时期都闭关锁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太少，外宣工作存在较大的缺陷。改革开放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电影为外国人所知。改革开放后，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电影所反映的又往往是远离了当今时代背景的中国问题。到目前为止，在国外获奖的中国电影反映的或是旧社会或是已经成为历史的某个特殊时期的问题。如《大红灯笼高高挂》，反映的是男人可以妻妾成群的封建中国社会，这些电影能得到西方观众的好评，原因之一不能不说跟其反映的国人愚昧落后的特点有极大关系。由于西方世界对中国缺乏了解，这些电影所反映的时代特征被西方受众当成今日中国的典型特征，它们所刻画和塑造的中国人形象也被当做今日中国人的典型形象。这就为好莱坞继续塑造消极的华人定型提供了依据。
作为制度化的传播媒介， 外部制度特别是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以及制度性因素对其传播活动直接或间接地起着制约和控制的作用。这种制约和控制促使媒介活动为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各种目标的实现服务。
好莱坞电影从19世纪开始塑造华人定型，始终受到美国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和控制。其最早刻画的华人定型来源之一是对早期移民美国的华人的认识。19世纪中晚期，美国西部大开发引发了华人移民美国的第一次高潮。由于当时的绝大部分移民是自耕农，受教育程度低，当西部的金矿采尽，铁路修好，为了生存，这些华人移民只能以极低的工资去做白人不愿意做的脏活累活，却因此引发了白人的不满，最终导致美国政府1882年的《排华法案》。好莱坞和其他大众文化一样，配合官方的旨意，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拍摄了许多丑化华人形象的影片。早的如1894年的默片《华人洗衣铺》（Chinese Laundry Scene）。最典型的影片是根据20世纪初英国人罗姆创作的系列小说《险恶的傅满洲》（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nchu）改编的同名电影。傅满洲是个精明险恶的华人头目，领着一帮“恶棍”，妄想征服西方世界，他有着“整个东方民族的一切残暴狡猾”，是个“很可怕的人”，是“黄祸的化身”。中美意识形态的冲突始终存在，只是不同时期程度不同而已。这点从美国媒体和政要对中国的妖魔化就可以得到证明。如1876年，美国国会在调查中国移民的报告中称中国人“比上帝所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给中国人贴上“不道德的，堕落的、不可取的种族”的标签。[6]近年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西方主流媒体则不时抛出所谓“中国威胁论”，以加深西方对华人的敌视和戒备。这种种妖魔化的结果反映在好莱坞电影华人形象的塑造上，就是继续刻画邪恶、狡猾、可怕的华人。因此，好莱坞对华人的消极定型跟中美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的客观存在一样，是一贯的、持续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傅满洲这个消极华人形象被好莱坞反复利用、修改、加工，直到今天，任何力图妖魔化中国的好莱坞电影，都不断地回到傅满洲这个原型人物上面，鲜有偏离和创造。[7]。
四、反思。
在某种程度上，好莱坞是美国公众了解世界、看待世界的窗口，好莱坞塑造的华人形象就是美国公众普遍接受的形象。我们在欣赏好莱坞影片的时候，既要冷静看待华人消极定型，也不能无动于衷。指望好莱坞主动改变立场，完全改变对华人形象的定型是不现实的，要让外界更客观地看待华人形象，破除好莱坞塑造的消极华人定型，只能从自身的努力找出路和突破口。
首先，国家应加强硬实力建设，争取话语权。正如福柯的权利、知识理论所说，在政治经济上有主导霸权的国家，也主宰着知识的话语权。
其次，在加强硬实力建设的同时，要加强文化、制度、传媒等软实力的建设。要改善外宣工作的方法和重点，加大开放，让外国人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真实面貌，了解当今的中国人。要注重利用信息时代的各种高效的宣传方式和手段，通过全方位的媒体渠道，将中国继承和创新后的传统文化、精英文化，和当代的流行文化、草根文化一同介绍到国外去。[8]。
第三，家庭和个人特别是到海外游历或生活的华人，要加强自身的综合素养。正如杨仲子说的，“要破除好莱坞所塑造的负面亚裔形象，必须先从自身做起，加强对自我、对子女、对社区的教育，在现实中树立正面形象”。近年随着国人出国学习、旅游、公干、移民等人数的急剧增加，这一点显得更加重要。
[ 参 考 文 献 ]。
[1] 杨仲子.美国华裔影视工作者反对好莱坞歪曲华人形象[J].当代电视，1994（3）：25—26.
[2] 雷茜.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形象和华人形象的嬗变[J].电影文学，2010（10）：41—42.
[3] 李其荣.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及其影响因素[J].东南亚研究，2008（2）：72—79.
[4] 姜智芹.傅满洲与陈查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 金冠军，冯光华.解析大众媒介的他者定型——兼论传播中的“妖魔化”现象[J].现代传播，2004（6）：4—6.
[6] 刘润为.21世纪中国的文化使命[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6）：4—11.
[7] 余宏.从种族歧视到文化政治——好莱坞电影中“黄祸”形象的转变[J].求是学刊，2011（2）：110—112.
[8] 郑天亮.华人形象塑造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J].新闻战线，2012（10）：91—93.
[责任编辑：陈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