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重构】 重构
关键词：社会暴虐 批判 重构 摘 要：《红煤》不是单纯讲述一个农村青年不择手段向上攀爬复仇的故事，更主要的是借这个故事，来传达出作者对社会暴虐的理性批判，警示人们深刻认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大量涌现的“民工潮”及存在的问题。
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的刘庆邦在二��五年推出《卧底》《看秋》等一系列非常有影响的短篇之后，二��六年又推出一部长篇力作《红煤》。
这部作品，笔者认为不仅仅是讲述一个农村青年不择手段向上攀爬复仇的故事，更主要的是借这个故事，来表达作者对社会暴虐的批判和对理想的重构。
小说中主人公宋长玉出生于贫穷的农村，在一国家煤矿做农民轮换工。
农民轮换工“五年之后转为国家正式矿工”的希望虽然极其渺茫，但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宋长玉来讲却是从农村跳入城市的仅有的一根稻草。
为此，宋长玉加倍努力工作。
同时，急功近利的他想走“终南捷径”，试图靠裙带关系提前或保证自己达到目的。
他巧用心计和矿长的女儿唐丽华谈恋爱，实借爱情之名义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
宋长玉被逐后，落难到红煤厂村。
但他并不甘心，因为摆脱困境与贫穷，是宋长玉心中最大的梦想。
他又以爱情为幌子，借曾与国家矿矿长的女儿谈恋爱作为抬高自己身价的资本，轻而易举地使红煤厂村支书的女儿、心性淳朴厚道的明金凤自投怀抱，而这一切都在宋长玉的计划之中。
靠着裙带关系，宋长玉在红煤厂村兴起旅游业，继而以廉价的价格承包红煤厂村的小煤窑，短时间内就发了家。
有了经济资本之后，他复仇的种子随着金钱滚滚而来日益膨胀，继而人性之恶充分爆发出来。
他疯狂报复当初开除他的矿长唐洪涛，置之于死地方肯罢休；报复当初在父亲高压下离开他的唐丽华；报复老家的村支书宋海林；直至因他的煤矿透水事故发生，导致十几名矿工死亡才逃之夭夭。
文本中，作者不只是简单塑造一个工于心计、不择手段进行疯狂攀爬、复仇的人物，关键是通过对人物性格发展变化脉络的详述，揭示出导致人物灵魂扭曲的根本原因。
如果我们运用约翰・密尔的社会暴虐理论进行分析，就不难看到，在宋长玉生活的时代话语背景之下，其蜕变过程有着极其合理的逻辑性。
他认为：“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
”刘庆邦在作品中对社会暴虐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力暴虐，二是歧视暴虐。
权力是国家行政机关代表人民的意志，赋予一小部分人来行使社会所颁的诏令。
但是当权力为一己之私所用时，或利用权力做“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具体来讲就是权力暴虐。
权力暴虐是宋长玉心中永远不可逾越的障碍，这种暴虐“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奴役到灵魂本身”，使他对权力暴虐充满畏惧与恐慌。
他的父亲懦弱无能，母亲终年受到村支书老婆的欺负与辱骂，使他从小在灵魂深处乃至骨子里就蒙上了对权力畏惧的阴影，进而形成深入骨髓的自卑。
甚至当他已经是腰缠万贯、拥有“逾千万资产”的大老板时，在权力面前，依旧先天“缺钙”。
当宋长玉发家后，才觉得“现在有资格与书记和乡长对话”了。
可见宋长玉在潜意识中还是承认权力是他灵魂中永远无法超越的屏障。
只有借助经济基础做后盾，他才有胆量和当权者对话；并且凭借经济基础，宋长玉轻而易举地对精神上压迫了他全家几十年的村支书宋海林实施报复。
老家的当权者――乡党委书记国书记滥用职权，替他拿掉了宋海林的“乌纱帽”，出了这口恶气。
在这里，作者对宋长玉复仇的批判是温情的，而对实施权力暴虐的国书记、贾乡长的批判则是严厉的和尖锐的。
甚至让宋长玉于醉酒之中对他们充满鄙视，“越看他们越像拍马屁，宋长玉几乎笑出声了”。
国书记甚至讨好地把嘴凑到宋长玉耳边说，“你说收拾谁咱就收拾谁”。
于是，不是党员的宋长玉的堂弟宋世才居然当上了村支书，其中原因当然是宋长玉的“钱”在发挥威力。
当权者卖官，有钱者买官，这并非是在“执行社会颁布的正确的诏令”，作者的批判不言而喻。
而在宋长玉心中，压迫他们全家几十年的神圣权力，在酒席上三言两语之间就转换了主人，这对宋长玉来讲又如梦幻一般的不可捉摸，作者的反讽又颇具黑色幽默的味道。
可以说，宋长玉凭借自己的经济资本，在反权力暴虐的同时，又间接实施着权力暴虐。
如果说宋长玉年少时对权力暴虐的恐惧是从村支书宋海林开始萌芽的话，那么自己被唐洪涛利用绝对权力，彻底摧毁了他成为城市人的渴望，则对他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
后来他一切的复仇行动从表层上看是对个人的报复，从更深层次上看却是对权力暴虐的猛烈报复，唐洪涛、宋海林等只不过是权力的符号罢了。
宋长玉与唐洪涛的首次较量惨遭失败后，使他彻底认识到了权力的重要性，继而由对权力暴虐的恐惧变为敬畏、仰慕、追求。
只有一步步地追逐权力，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自由的呼吸。
明白了其中原因，宋长玉努力奋斗，在岳父权力的保护下先当矿长，后贿赂县煤管局局长，为省煤管局官员出嫖资，和当权者打成一片，最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获得一种他连做梦都不敢想的政治权力。
如果说宋长玉在权力暴虐的压迫下不断抗争，在小有成就后迷失自我，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成为悲剧人物的话，作品中另外一个人物孔令安更是值得同情的权力暴虐之下的悲剧性人物。
因权力的暗箱操作，在权力角逐中失败的孔令安，变得疯疯癫癫、精神失常，而他追逐的不过是矿上的小小团委书记而已。
矿工杨师傅认为“孔令安那么一个好好的孩子，生生让矿上给毁了”，而实则是权力暴虐毁了他的一生。
孔令安作为宋长玉的陪衬，使作者对权力暴虐的批判显得更加分明和刺眼。
权力暴虐不仅把农村人压抑得灵魂扭曲，城市人照样如此，进而使权力暴虐之下人物悲剧更具有普遍性。
文本中，无论是假公济私的矿长唐洪涛，还是借权压人的村支书宋海林；无论是钱权交易的乡党委国书记、贾乡长，还是貌似公允的村支书明有福；无论是腐败的县煤管局局长王利民，还是省煤管局监察处处长……无一不是在扭曲地“执行社会赋予他们的应当正确执行的诏令”，进而形成一种普遍性的“奴役到灵魂本身”的社会暴虐。
在如此的话语背景下，一个原本“人之初、性本善”、渴望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生存困窘的淳朴乡下人，灵魂的一步步扭曲在所难免。
刘庆邦在后记中说：“在人的心灵深处，我用掘进巷道的办法，在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
”作者在挖掘主人公灵魂深处性格演变的过程，挖掘越深刻，对于导致灵魂扭曲的原因批判得越严厉。
宋长玉在对权力暴虐抗争的同时，顶着城市对农村的歧视暴虐，艰难地向着城市迈进。
“城市壁垒相当森严，农村人想进入城市非常困难，谁胆敢贸然进城，轻则会被赶出去，重则会受到制裁。
”“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部进城与反进城的历史。
”在这种传统文化背景之下，农民轮换工孟东辉“干满了一个五年，又干满了一个五年，到底没能转正”，最终不得不回老家去。
城市对农村的歧视暴虐，毫不犹豫地剥夺了农民心中对城市的向往与渴望。
在如此对立的二元世界之中，对渴望进入城市的宋长玉来讲，势必要撞得头破血流并付出惨痛的代价。
小说开头部分，作者不吝笔墨，对宋长玉洗澡过程用六千余字来描述，将宋长玉潜在的自卑心理与成为城市人的渴望表达得淋漓尽致。
宋长玉最终凭着坚毅的努力和不择手段，“变”成了乡下人仰慕的“城市人”：在城市买了房子，娶了有“权”的村支书的女儿，占有了矿长的女儿唐丽华的肉体，而且还征服了省城记者商小亮。
甚至在床上和唐丽华做爱时，宋长玉脑海里还是这样的念头：“他代表的是农村人，农村人把城里人征服了，他的胜利代表着农村人的胜利。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宋长玉的胜利不只是个体的胜利，是突破城市坚固防线的农村的胜利。
在做爱的过程中，宋长玉脑子里思考的却是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严肃问题，可见，宋长玉所代表的“农民工”所受的城市歧视是那样的深入骨髓、刻骨铭心、耿耿于怀，以至于他认为这是他最“解恨的一天，这一天终天到来了”。
这对于我们理解宋长玉灵魂扭曲、变态心理就有了更明确的依据。
宋长玉对社会暴虐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完成了他对权力暴虐和歧视暴虐的复仇。
但是，宋长玉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道德沦丧、彻底坠落、灵魂扭曲。
更可悲的是，他对自己的堕落浑然不知，在外面嫖完妓女还要虚伪地和老婆温存一番，对女儿、妻子毫无愧疚可言。
古人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在如此的话语环境之下，宋长玉想“直”也不可能。
正如约翰・密尔所言：“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
” 在城乡对立与冲突中，刘庆邦潜意识中站在了乡村这一边，内心渴望着乡村能战胜城市。
作者实际在给人物起名字时，已经暗示了这场斗争的结果。
唐洪涛，“唐”与“糖”谐音，用“糖”做成的“洪水涛涛”，最终如纸老虎一般，张牙舞爪、徒有吓人的姿态罢了。
宋长玉对唐洪涛的胜利，不仅是乡村挑战城市的胜利，更是对权力挑战的胜利，而这种胜利对于缓释宋长玉的自卑心理无疑是一针兴奋剂。
正是由于作者的主观情感因素，使得文本对于宋长玉的批判显得无比的宽容与理解。
甚至在他的矿上发生透水事故出了十七八条人命案时，作者对宋长玉的命运安排不是锒铛入狱，而是让其向南方某沿海城市逃去。
从小说文本结尾的设置上，我们很清楚地读到了作者对宋长玉的呵护、理解与同情。
究其原因，按照刘庆邦写作的本意是：“我写这部小说比较多的是从人性价值判断的，而不是从道德价值判断的。
道德判断多是一些社会层面的判断，我更愿意从生命价值角度来判断他，来写出这个人立体的人性、复杂的人性或者丰富的人性。
”而人性诸因素在每个人身上潜伏的危机大体相同，无非是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下有着不同方向的显露罢了。
如果我们将自己置身于宋长玉的小宇宙中，基本的出路就那么几条：要么像孔令安那样疯掉，要么像孟东辉那样挣扎，要么像杨师傅那样无力，要么像宋长玉那样拼命爬窜。
更主要的是，宋长玉灵魂的扭曲与人格的蜕变在社会暴虐的背景之下，有着可怕的合理性。
权力的滥用、农村生存的艰难、城市对农村的拒纳与歧视等等社会因素都成为宋长玉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因素。
因而，从人性的本身来讲，他的变化是可以理解与同情的。
正如刘庆邦所言：“他以后的行为，我觉得带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我是抱着理解、宽容，甚至很悲悯的看法的。
” “允许他进行很多生活的尝试”，“对他的愤怒是尊重的，甚至对他最后的悲剧还是怀有很大同情的”。
作者对主人公的温情批判，对社会暴虐的严厉批判，互相映衬，对比鲜明，形成小说文本双重批判特色，旨在警示大众对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大量“民工潮”的出现及亟待解决的问题应有个清醒的认识。
城市化进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上亿农民工辛勤奋斗了，但是他们很多人的命运却是悲剧，宋长玉只是他们当中的代表罢了。
谁让他变成这样的，是环境让他变成这样的，他可以通过奋斗拥有金钱，短暂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他改变不了大的环境”。
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重构理想社会现实时是那么的艰难与困惑。
作者设置了城市中唯一代表无歧视的人物杨师傅，这是作者心中最理想的能够善待农村人、帮助农村人、具有宽容与热心的城市人。
但是，寓寄着作者满腔情感、具有美好人性的杨师傅，作为善的化身，却最终生活毫无着落，无以养家糊口，甚至还不如一个拥有土地的农民轮换工，是彻底的无产阶级。
如此的一个人物，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肩负起作者重构城市与乡村之和谐关系的使命的。
文本中的当权者无一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作者对理想现实社会的重构宣布破灭。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现实主义作家刘庆邦心中的焦虑与无奈。
作者认为，“人生总是在一个困境当中，作家有责任认识这个困境，反映这个困境。
”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讲，对人生困境的充分展现与尖锐矛盾的揭露，是作品艺术价值的核心。
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难点不仅仅在于揭露矛盾和展现困境，更在于如何把人生困境和矛盾的来龙去脉充分展现出来，展现越细腻，作品的艺术成就就越大，内涵就越丰富。
因而，对于作家来讲，没有责任去回答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他们的责任就在于揭露矛盾并引起大众关注。
至于重新建构、解决问题、寻找出路，不是作家的职责。
即使鲁迅也没有为新时代指明方向，只是提出问题，引起疗救者的警示罢了。
在揭露矛盾与困境的同时，作家只要试图重构并为之努力，就已经很有探索意义了。
鲁迅在《药》中给夏瑜的坟上平添一个花环，寓寄着作者的希望；阎连科《丁庄梦》中女娲造人神话原型的借用，可以让读者于窒息的阅读中感到一丝亮光。
如果说，阎连科《丁庄梦》中对理想现实的重构是建立在神话原型的基础上，足见阎连科对现实的批判与焦虑的话，那么，刘庆邦于《红煤》中表达出来的就是对现实的无望的重构和重构的幻灭。
由此可以看出作家对现实不只是忧虑问题，而是内心的焦灼。
这恰恰显示出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刘庆邦说，“我写卑鄙是希望人的心灵变得崇高一些”，“写作的最终目的是劝善和改良人心”。
综上所述，《红煤》的意义不仅仅是单纯讲述一个复仇故事，更在于作品提出的一系列值得深思的现实问题：具有牢固根基的社会暴虐何时得以终结?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农民生存困境问题如何解决?理想中的社会现实该如何重构?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陈富志，河南平顶山学院文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M] .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3月版. [2] 刘庆邦.红煤[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 [3]刘庆邦做客新浪读书名人堂实录，省略2006年3月1日16：34. [4] 省略.2006.2.28.1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