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践耳

赵家圭。

1962年的第三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首演了一部由作曲家朱践耳创作、曹鹏指挥的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演出后不仅轰动了整个上音，乃至引起全国音乐界的注意。当时我还是上音指挥系大二的学生，好几次在每周五下午全系学生的政治学习会上（当时学校规定每周五整整一个下午是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都不约而同地高度评价刚从苏联学成回国的两位音乐家，即作曲家朱践耳和指挥家曹鹏，音乐圈内评论是“上海音乐界升起了两颗明亮的星星”。据悉，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人民广播電台专门在录音棚里联合录制了一小时的俄语节目，专门介绍朱践耳这部交响大合唱，并在当年即1962年“十一”中国国庆节时莫斯科电台向全苏联广播（尽管此时中国的“反修”形势相当严峻），但播出后在苏联还是引起了轰动，并决定对这部大合唱作为永久性的曲目收藏。

践耳创作的这部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气势磅礴，刚毅激情，舒展隽永。曹鹏的指挥图式，明确严谨，而在抒情段落则线条连贯流畅，层次清晰。一部优秀的作品加上一位出色的指挥以及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这样两个职业乐团演奏、演唱可谓珠联璧合，把《英雄的诗篇》这部交响大合唱的音乐形象、音乐思想、音乐风格演绎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音乐作品中采用“交响合唱”这种音乐体裁形式，这在古今中外的音乐作品中从未出现过。这是践耳采用了交响乐的构思，结合大合唱的创作手法，交响与合唱并重的一个开创性的独立于其他音乐体裁形式的崭新作品。交响合唱《英雄的诗篇》自1962年《上海之春》首演至今，将近60年的时间里，本人曾听到不少标有“交响合唱”的音乐作品，但极少听到过像践耳那样“交响”与“合唱”并重的作品。

当时上音指挥系从杨嘉仁系主任到像我这样的低班级学生，全系师生一致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优秀作品，迫切要求将之作为指挥系教材。好在首演指挥曹鹏极力支持，一演完就把总谱给了指挥系艺术辅导周路得、郑克玲、周士玮等三位副教授，他们夜以继日，不到一周就把乐队总谱缩为两架钢琴谱（本人至今还保持完好的这份珍贵的乐谱。应补充一点：1955年赴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成回国的还有一位著名作曲家瞿维，他1960年创作的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在1961年“上海之春”上首演，担任指挥的是时任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指挥大师陆洪恩，同样这部优秀作品也由上述三位老师改编成二架钢琴谱作为指挥系的经典教材。）。

如果说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让全国音乐界知道了“践耳”，而1963年践耳创作的《接过雷锋的枪》《唱支山歌给党听》这两首歌曲却让全国人民知道了一位上海的作曲家：朱践耳。

1963年全国在“学习雷锋”运动中，一大批专业和业余作曲家们曾创作出一大批歌颂学习雷锋的“革命群众歌曲”，但只有践耳创作的这两首歌曲近60年来一直传唱至今。

1963年2月《人民日报》以几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雷锋的先进事迹和日记摘抄，践耳读了深受感动，觉得雷锋“是一个崭新的人，纯粹的人，心地透亮的人”（《朱践耳创作回忆录》），从而产生灵感和创作冲动，即一气呵成创作了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接着创作的欲望一发不可收，又创作了一首《接过雷锋的枪》，发表在1963年3月1日的《文汇报》上，4天后，即3月5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此后这两首歌曲在全国难以计数的报纸杂志刊登发表，而践耳在“文革”开始时，把所得的全部稿费500元整作为党费上交给组织（要知道当时发表一首歌曲的稿费是5元人民币）。

与这位大作曲家面对面的交流是在“文革”中。本人上音66届指挥系毕业，1967年分到上海合唱团任指挥，那时期整天搞“革命”，天天“斗批改”，唯一的一次正规演出是在上海音乐厅的音乐会上，指挥上海合唱团演出“十首革命历史歌曲”（钢琴伴奏是上海音乐家协会钢琴专业委员会前会长，钢琴演奏家丁志英女士）。

这“十首歌曲”是1970年在中央“两报一刊”上刊登发表，并配有评论文章，“来头”之大，可谓空前也可能是绝后，这在我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绝无仅有，可见中央对这“十首歌曲”的重视程度。

这“十首歌曲”是产生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曲调是大家熟悉的，不过歌词经过重新填写和修改，因词作者是“文革”中被批判的所谓“文艺黑线”上的“四条汉子”，所以对这“十首歌曲”的歌词都作了“修改”，有的则重新填词，有的甚至连歌曲的标题都改掉了，如聂耳的《打长江》改成了《工农一家人》等等。附带说一句，记得我们的《国歌》，上面也曾经发文“通知”，号召全国人民和词作家一起来改词，填词。把冼星海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改编创作成钢琴协奏曲《黄河》估计也是这个原因，“留曲不留词”。但这“十首歌曲”除了在当时的电台中不断播放外，在群众中极少传唱。“文革”结束，这“十首歌曲”全部恢复原歌词演唱。

1971年，文化部发了一个文件要“征集”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以来在本地区广为流传的“革命群众歌曲”，当时我借调在“市革命群众文艺小组”（简称“群文组”）工作，为此我按领导要求召开了十几个座谈会，其中包括践耳、钱仁康、常受宗、倪瑞霖、汪玲、夏白、杨秀娟、肖黄、钱苑等一批长期在上海从事音乐工作的老专家。本人还特地在上音男厕所里偷偷找到了正在监督劳动的恩师马革顺教授，“好像朱践耳还写过一些广为流传的群众歌曲”，马革顺先生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只讲了一句，一旁的谭抒真副院长微微地点了一下头，只说了两个字：“是的”（“文革”中他俩一起负责打扫上音全院的厕所）。而我也查阅了历年来《上海歌声》《广播歌选》等一大批有影响的歌曲刊物，发现每当“运动”来时，都会有一批配合“政治运动”的歌曲，如20世纪五十年代的“镇压反革命”和以后的“三反”“五反”“反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以及“一定要解放台湾”等等（当然这在当时突出政治的年代是必须的，也是正常的），出版发表的数量不少，但很少能流传保留下来，可谓“歌多声少”。在上海本地，在解放初期有《太阳一出满地红》《啥人养活啥人》等一些群众歌曲流传，但这些歌曲大都带着时代的烙印，绝大部分歌曲只是结合当时“形势”唱一下，以后几乎是“绝唱”。 相关热词搜索： 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