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哥|我的大哥全文阅读(12)
我没有见过大哥，他牺牲时我还不满两岁。
关于他的情况，是从我父母和祖父母那里知道的。
大哥名叫张锡堂，生于1912年，祖籍四川长寿县合兴乡（现重庆市长寿区）。
他是我家的长房长孙，深受祖父母喜爱。
不到3岁父亲就教他认字，6岁就送他进私塾。
他读书有天赋，《四书》、《五经》倒背如流。
他也写得一手好字，每逢过年，乡邻都请他写春联。
对这样一个有出息的孙子，祖父母别提有多么高兴。
为此，母亲在全家人的眼中，地位也高一些了。
大哥是1928年左右离开家乡的。
在当时，我们那一带的男青年，都喜欢到远方谋生。
所谓的远方，指的是重庆、成都或者达川、南充、万县。
这一带驻军较多，谋生的手段大都是到地方军阀部队当兵。
那个时候，川、滇、黔军阀混战，争夺地盘，经常要招兵买马。
大哥也选择了这条路。
与他同一个时期走这条路的，还有我的堂叔张树林，表哥余九江、余忠臣、余占臣…… 大哥与表哥一道出门，在重庆参加的是同一支部队。
他们这支部队，好像是去打一个叫陈兰亭的人。
至今我也弄不清楚，打的和被打的各自是属于哪一个派系。
当兵过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表哥去了湖南，投到了余汉谋的部下。
大哥则没有出四川，一年半载还有封信回来。
起先说是当兵，以后又说没有当兵了。
来信的地方，时而在重庆，时而在成都，时而又是达川、宣汉。
到底是在哪里，是在干什么，父亲始终没有弄明白。
1933年冬，出门几年的大哥突然回家来了。
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朱先生和另外一个小青年。
他们说，几个朋友在外面做生意，顺道回来看看老人，歇歇脚。
两个多月里，偶尔也到舅父家小住几天。
在此期间，大哥和朱先生基本上不出门，只在家里看书、写字、聊天。
小青年替大哥和朱先生干点服务性的事情，如打洗脸水、倒洗脚水等。
有时，他们也到场镇上去取信、寄信。
无论谁出去，小青年总是跟着。
大哥回家那年，正是灾荒之年。
乡下农民生活异常困苦。
不少农民上山剥树皮、挖草根为食。
亲邻中谈到日子的艰辛时，大哥他们总是一句话：过了这个劫难就好了，将来日子会好的。
女方姓杨，在余家石塔，离我家十多里路程。
因为大哥不在家，一直没有完婚。
女方也通过媒人来家里联系，表示大灾之年，婚事从简，叫我们家打顶轿子去把人抬过来就行。
但是，大哥生死不答应。
并且，当面告诉媒人，要把亲事退了。
朱先生帮助大哥作解释，劝说祖父母和父母，因而引起四位老人对朱先生的不满。
祖母说：“天地间只有说合的，哪有说散的！” 大哥执拗不过四位老人，便自己去到女方家。
因为尚未过门，彼此都不认识，只好自报家门。
他把女方父母请到高堂坐下，双膝跪在二老面前行“三跪九叩”大礼。
然后诚恳地说：两位老人在上，锡堂不孝，在外东奔西走。
业无定业，居无定所，实在是无法成家。
因为游荡成习，身不由己，也不能留在家中侍候父母，孝敬二位老人。
这次一走，归家无期，生死难料。
为不耽误你家妹子的青春，不负两边老人指望，我要求解除婚约。
今后，如果有机会，我会以子侄身份侍奉你们，作为兄妹来看待你们的女儿。
老天在上，如有谎言，天打雷劈。
叹了口气，默认了他的请求。
老人默认了，但问题并没有圆满解决。
原来，在大哥说话时，他的未婚妻在里屋听到了全部言词。
自认为：从儿时订婚到现在，日等夜盼了10来年。
听说这次回来了，父母又找媒人去催促结婚，以为会盼到好日子，谁知道，竟然亲自上门把她休了。
在旧社会，一个还没过门的大姑娘就被人休了，哪里还有脸去见人？想来想去，只有寻死这一条路。
等到大哥告辞之后，她偷偷出门望了几眼大哥的背影，纵身一步跳到院子旁边的池塘里。
幸好发现得早，人没有死成，但大病了几个月。
父亲又被祖父骂了一顿。
祖父反复就骂我父亲两句话：“张福山，你看你教的好人！你看你教的好人！”祖母边纺棉花边唠叨：“造孽啊！造孽啊！” 大哥和朱先生走了。
走后的几年中，大哥先后从重庆、成都、通川、南充给家里来过几次信。
女方自此不嫁，直至解放。
土地改革前后，我在农村工作时，到过女方居住的余家石塔。
那是去搞减租退押和征粮。
我曾经听人说起过，村里有个老姑娘，被男方休了终身不嫁。
可惜我不敢正面打听，她是不是我那个没有过门的嫂子，更没有去求见这位刚烈女性。
1936年春，大哥从成都来信说，他要出一次远门，可能较长时间不会通信。
这年夏天，家里接到朱先生的来信，说大哥由成都到川北途中，在蓬溪县境内被人杀害。
被杀害后，头颅被吊在蓬溪县城西门示众，躯体掩埋在西门外的关山坡。
为劳苦大众而死，是他的自愿，是他的光荣。
杀害他的人虽然残忍，但他死得其所，死的值得。
朱先生说，大哥虽然牺牲了，但他和他的朋友们，会永远记住我们家的四位老人，他们都是老人的儿子。
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也千万不要去认领遗体。
蓬溪县离我们老家几百公里，那时候还没有公路，没有汽车，来回步行要20多天。
把大哥的遗体搬运回来，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接到大哥牺牲的消息不久，我们当地的保长胡少章，奉命带了几个团丁到家里来了。
保长说，我的大哥是“土匪”，是“共匪”，是“红党”。
父母不仅是“红党的亲属”，还“窝藏过共匪”。
几个团丁把我父亲和祖父分别看押起来。
然后翻箱倒柜进行搜查，抄走了大哥寄回的信件和几张照片。
当听到大哥是“红党”，是“共匪”的说法以后，家里人才明白，大哥与朱先生们是在造国民政府的反！父亲知道，当“共匪”是犯死罪，当然不敢张扬了。
这种沉默一直保持到解放。
家乡习俗，每逢过年，都要到祖宗坟地烧香。
农历7月15日“鬼节”，要给死去的亲人烧“袱子”（纸钱）。
我们家当然不会例外。
过年烧香时，父亲就叫七哥在祖坟旁边另外燃香烧纸，这是给大哥的。
大哥死于非命，又是在他乡的孤魂野鬼，还要面向川北方向单独泼一碗水饭。
举行这些仪式时，祖父和父亲都叫七哥和我面向川北方向磕头，对大哥祭拜。
老人们说：“锡堂死得那么惨，又没得后人，你们当兄弟的，年年都要祭拜你们的哥哥。
” 过了几年，祖父认为，老是让大哥在外乡做孤魂野鬼不是个办法，决定为大哥招魂，使之进入祖宗坟山。
“招魂”要做道场的，最简单的道场也要吹打一天一夜。
大舅父见多识广，很有威望。
他说，招魂是应该的，做道场就不必了。
你们可以在坟山埋一个“衣冠冢”。
埋好以后，亲人在他坟前呼喊三声就行了。
父亲照舅父的说法，自己钉了一只木匣子，把大哥穿过的衣服，连同藏在舅父手中没被抄走的那封报丧信（朱先生写来的那封信），一起装在木匣子里。
抱到曾祖母的墓旁，挖了个坑，把木匣子放在坑里，垒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假坟包。
垒好以后，父亲在坟头呼喊：“张锡堂，回来没有？”然后又自己答应道：“回来喽！”反复三遍，就完成了招魂仪式。
从我记事时起，逢年过节，我就是在这个“衣冠冢”前对大哥祭拜的。
解放以后，这个“衣冠冢”仍然存在。
大跃进时，公社社员开荒种粮食，我家三处墓地全部平毁，大哥的“衣冠冢”也平毁了。
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祖父母和父母亲嘱咐我和七哥，要把大哥的死因弄个明白。
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找一些比我参加革命早的同志打听。
总是理不出一个头绪。
我自己入党以后，才知道这件事情应当通过党的组织部门查证。
于是向各级组织部门写信。
1962年，我收到中央组织部回信，说在中央掌握的名单中，查不到张锡堂这个人，要求我提供他在外面使用的化名。
以后，又收到过四川省委转来蓬溪县委的信。
信上说，经过公安部门提审国民党时期的伪警察和敌特人员，证实1936年左右确实有一个人被杀害，人头在西门城墙外示众。
但是，被杀害者是谁，是谁杀害的，现在的人都搞不清楚，敌伪档案中也没有记载，当地地下党员也不清楚。
要求我提供进一步的情况。
谁都知道，地下工作者的化名只有他的组织领导才掌握，我们远在千里以外的家属，怎么能够知道！中央组织部和四川省委回信不久，我就下基层搞“四清”。
“四清”一结束，紧接着调动工作，以后又是“文化大革命”，事情就搁置起来了。
1970年，我因公出差到了蓬溪县，去到大哥人头示众的西门和掩埋遗体的关山坡。
数十年变迁，城门依旧，关山坡早已开垦成为菜地了。
我拜访了蓬溪县革命委员会，请求他们进一步查证核实大哥牺牲的情况。
他们口头答应了，但没有下文。
近几年我又写信向有关部门反映，遂宁市委与蓬溪县委的调查仍然一样：杀人和人头示众确有其事，就是无法查清死者是谁。
也许我再也无法打听到大哥从事地下工作和最后如何牺牲的情况，但我从大哥的为人，从他给我留下的那些片断印象，我相信他是为劳苦大众而牺牲的。
在漫长的中国革命道路上，像他这样的无名英雄还有很多很多…… 责任编辑何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