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来生,我还做记者”]三毛《如果有来生》
我疾步迎上前去，自报家门：“我是从河北大学来的，专门在此等候您。
”范老就腾出那只拎着一个印有清华大学标志的蓝色手提袋的右手，热情地与我行常规之礼。
他问我：“你的手怎么这么冷?”我说有点紧张。
他说：“不要紧张，我不是官，我是个小老头。
” 听我们向茶馆的服务员指名道姓地要新上市的顶尖龙井，范老打岔说：“不要这么客气，我本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头。
”接着又给我们解释，说他很少在家里接待客人，老伴83岁了，没有请保姆，懒得收拾，又偏爱清静，所以就只好把我们约在这里见面。
清香林茶馆的经理也来作证，说范老经常在这里接友会客，这清香林茶馆是他的“根据地”。
范老的一番自嘲和茶馆经理的旁白透露了眼前这位新闻大师对晚年生活宁静致远的追求。
小隐于乡野，大隐于朝市。
79岁的范老从人民日报总编辑岗位上退休后没有告老还乡、没有闲着，反倒更忙了，他以古稀之躯受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同时又兼任着社会团体数不清的名誉会长、顾问等头衔。
能在这里见缝插针地采访他，对面品茗，听他谈新闻谈人生，实在是三生有幸。
“我有很多思想都是群众给的” 1957年，范敬宜因为两篇杂文被定为右派，被发配到辽西最偏远的农村接受改造，而且一下就是20年。
“就是在那些年，我才真正了解到中国的国情、民情，特别是中国的农村。
”深山出俊鸟，乡野有马列。
在访谈中，范老多次谈到他的羁押地辽西，谈到辽西的风土人情。
翻开摆在茶几上的《范敬宜文集》，第一张照片就是茅屋前的大笑，与几个农民肩并肩地搂在一起。
“我有很多思想都是群众给的。
”范老扳着指头，一字一顿，如数家珍――《莫把开头当过头》、《回头路辩》、《政策要放宽，管理要跟上》、《夜半钟声送穷神》、《月光如水照新村》，这些作品，我们知道它除了篇篇都是新闻教科书上的精品之外，当时对拨乱反正，推动农村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
“我写不出好文章的时候，就往下走，去到群众的生活中找素材、找灵感。
”范老又回顾起30多年前的往事，那个时候正是改革开放之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尽管已经开过两年了，但农村的形势还属于早春二月，不但没有到处莺歌燕舞，而且还是倒春寒。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暴风雪，到处能听到“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倒退到从前”的奇谈怪论。
“当时我想写一篇驳斥这种观点的文章，但是我写来写去写得很苍白。
我只是被动地说，我们不是走回头路。
我们是在前进。
但这样的话没有分量，压不住阵，人们也不服气呀。
”好在范老有20年的农村体验，他就坐上胶轮大马车往下走，往他熟悉的生产队走，在那里召集干部群众开座谈会、辩论会。
在农村的牛圈马棚，在农民的田间炕头，范老获得了不竭的力量源泉，写作思维犹如井喷。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对毛主席的这句话，范敬宜理解最深，他在执掌人民日报期间，曾处理过不少写在儿子演算本上、包装尿素的牛皮纸上或者是废旧书刊封面上的人民来信。
范老说：“群众来信有读头、有看头，别说有真理的成分内含其中，单就是语言上，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言简意赅，直奔主题，不像秀才们写的文章，三纸无驴，既长又臭。
新闻讲求个性语言，而现在的写作成了一个模式。
官话、套话，看不出群众的思想，把不准群众的脉搏，这种东西(文章)不用采访也能照葫芦画瓢写出来的。
” 谈及现在的新闻写作文风，范老认为要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就要多一些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少一些枯燥乏味的材料语言。
范老举了一个曾发生在他身边的例子：“一次有个地方的通讯员看到好新闻就顺手用抽完香烟的空盒写了一篇原汁原味的新闻。
寄到人民日报后被编辑相中，我拍板让这个香烟盒上的新闻上了《人民日报》。
”范老看重的是来自群众中的语言，哪怕语法有错误，只要能表情达意，说明问题，就将群众原汁原味的话搬上报纸，“这种稿件是记者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甚至想都想不出来的，它能让人看了以后特别过瘾”。
范老的意思是希望记者多盯着百姓身边事，把关注力投放到基层和老百姓生活中去。
“记者不闯祸，不是好记者” 范敬宜是范仲淹的28世孙，自幼对诗书画很是敏感。
可惜范老在孩童时体弱多病，不能正常上学堂。
陪伴少年范敬宜的就是家中的史书报刊，他甚至在家里自写自编了一份手抄报《静园新闻报》，静园是他家弄堂的名字，版式学《大公报》、《申报》，报纸的内容为邻里小事，读者也是左邻右舍。
没有人帮他发行，他是自办发行，偷偷往人家的门缝里塞。
总想搞点动作出来弄些文字出来让很多很多人看的少年范敬宜有几次看到一个当记者的邻居下班后经常在弄堂里头吃一碗馄饨，边吃边东张西望，生怕别人和自家儿女发现，于是。
他就写了一篇新闻《王大胖背儿女偷吃馄饨》，然后塞进他的家门里。
结果惹出一场风波。
他警告范敬宜的母亲说：“你这个孩子，如不管教，早晚要惹祸的!” “早晚要惹祸的”，这句话被王大胖所言中。
在他考取上海约翰大学并兼任校报编辑那年，他写了一个影射医学院院长的讽刺小品，不但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也给学校添了乱，险遭开除。
参加工作后又因两篇杂文断送了前程。
行政连降四级并改变身份，举家被遣送农村。
《莫把开头当过头》这篇文章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播发后。
他当时还在农村采访，有人找到他，说省委书记要约见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的头嗡的一声就炸了。
心里忐忑不安，以为又闯下了大祸。
范敬宜对“记者不闯祸，不是好记者”这句话的理解是，新闻工作者要有自己的头脑，要敢于担当。
要有捍卫真理的勇气。
1989年6月4日的那场风波，《经济日报》的记者就没有参与上街游行，因为当时范敬宜在当总编辑，他此时政治上已经成熟，对“祸”这个字有了辩证和全面完整的理解。
范老说，记者的笔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除恶，可以伸张正义；用得不好，就可能祸国殃民，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引用李大钊的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些同志自以为是，但他担的不是国家和人民的道义，而是他个人的英雄主义甚至是个人的偏见、个人的好恶。
同样我们强调舆论监督，范老把舆论监督比喻成刮脸刀，使用得好，使用得熟练，可以使人容光焕发；使用得不当，可能在脸上划出血口子，如果这个刮脸刀掌握在你的仇人手里，他保不准在你的喉管上戳上一刀。
其后果不堪设想。
“生活里，你浅入一下就有写不完的地方” 范老谈及几十年从事新闻工作的最大感受时，总是用这样一句话来回答同 行：“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范老在北京，尽管享受有专车待遇，但他出行时很少叫车，多是以步当车，即便在任时也尽可能地多骑自行车、多坐出租车。
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几篇“两会走笔”，就是乘坐出租车去往人民大会堂和政协礼堂的路上与司机聊天聊出来、侃大山侃出来的。
范老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个个都是业余政治家，他会一路上给你反映各种情况，包括我这个总编都是闻所未闻的。
所以我很喜欢打的出行或骑自行车出行。
” “现在有一种倾向叫做记者官员化。
记者下去采访，吃喝拉撒跟着官员活动，经常处在受骗的位置，听到的、看到的都是事先准备好的。
”范老认为，至少有五种人不能当记者：“不热爱新闻工作的不可以，怕吃苦的不可以，畏风险的不可以，慕浮华的不可以，无悟性的不可以。
”范老弯腰拾起掉在地上的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说道：“坐在办公室里的记者永远不能成为名记者。
”结合自己干新闻的体会，范老很看不上那些懒得往基层跑的记者：“有不少记者抱怨新闻写穷了、写尽了，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其实生活里，你浅入一下就有写不完的地方，用不着挖地三尺。
” 干新闻和学新闻的人都知道范静宜有一篇睡出来的新闻作品，叫做《月光如水照新村》，但很少有人有机会去了解范老写这篇新闻的来龙去脉。
当问及这个话题时，范老娓娓道来：“1982年春天，我到辽宁康平两家子公社采访，公社秘书家里有事，就安排我临时住进秘书室，一住就是几天，我发现这里晚上特别安静，一是没有接昕到一个电话，二是没有来人要钱要粮和告状报案的，我就找来秘书询问以往的情况。
秘书说要在以前就别想睡个囫囵觉，总有电话或来人打扰，有时天不亮就有人来堵书记的被窝。
”两者一对比，范敬宜问陪同的宣传干事：“你发现什么没有?”那干事回答：“没有。
”几天后，一篇题为《夜无电话声早无堵门人两家子公社干部睡上安稳觉》的短新闻刊登在《辽宁日报》上，《人民日报》转载时改为《月光如水照新村》，在以后的传说中，这篇稿子被同行说成是“睡出来的新闻”。
范老说，能在没有新闻的角落里设法抓到新闻是一种本领，新闻记者就应该锻炼这种本领。
清华大学聘用范老的初衷或许是相中了他的招牌，没想到这老头给个棒槌认作真(针)，按时按点来坐班、来上课，言传身教，一丝不苟。
范老上任后特别强调实践教育和社会调查。
该学院有个学生叫李强，在放寒假的时候回陕西老家做社会调查，回来后他用大量的非常有力的数据提出了8个问题。
都是当前农村最重要的话题，比如农民的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
写出了洋洋洒洒4万多字的《乡村八记》。
出于对后生的奖掖，范老情不自禁地写了一篇评价文章，让全学院的老师传看，后来他又觉得仅仅在清华显然影响太小了，就冒昧地给温家宝总理写信推荐，温总理很快给范老写了回信，李强的《乡村八记》因此上了《人民日报》。
范老在当右派被劳动改造的时候，最大的奢望是能当一个墙报的编辑。
帮人家出出黑板报。
后来一步一个台阶，当上了辽宁日报的副总编辑，再后来当上了经济日报的老总、人民日报的老总。
”他说的这句话，绝对不是卖噱头，不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套话，而是情有独钟，是对新闻事业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和对逝去的新闻岁月的深情留恋。
正如他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满江红》：“平生愿。
唯报国，征途远，肩宁息?到巅峰仍自乾夕惕。
当日闻鸡起舞，今宵扶剑犹望月。
念白云深处万千家，情难抑。
”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