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国人导师”和新教育的“助产士” 关于家国情怀的作文800
从中小学讲坛走出的杰出人物 编者按： 2010年教师节，温总理在讲话中说：“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当中小学教师不会有大出息，我认为不是这样，教中小学也能出大师……在这个平凡岗位上完全可以成就一番不平凡事业。
”遵循总理讲话精神，《中国教师》将以“从中小学讲坛走出的杰出人物”为主线，展现这些历史人物的中小学教师生涯对其本人终身成就的影响，与所有教师共勉。
本期推出“国人导师”胡适、作家叶圣陶和历史学家翦伯赞。
说到胡适，我们不妨拿他来与同时代的鲁迅做一下比较。
鲁迅为我们提供了精神家园，使我们的热血性情能够有所依凭；胡适则把我们引入了现代文明，为我们提供了常识和理性。
鲁迅是酒，酒虽好，有时却会醉人；胡适是水，水虽淡，你却少不了它。
胡适一生恪守中国传统文人道德，却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他因鼓吹白话文、开风气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国人之导师；他最早用西方的现代思想重整中国国故，呼吁再造文明；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为后来者开启了大门。
胡适性格温和，“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许多人的口头禅，其人缘之好、人格魅力可见一斑。
1891年冬天，胡适出生在徽州绩溪的上庄乡，5岁受启蒙，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时初步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后来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
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后担任教员。
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奈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
少年老成心系振兴教育 以学问论，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是个肯负责任的人，肯下苦工去预备功课，所以这一年之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这一年的教书生活虽然很苦，于我自己却有很大的益处。
――胡适《四十自述》 安徽绩溪，山川秀丽，自古人才辈出。
“万山不许一溪奔，揽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这是胡适先生常用来描绘家乡风光的诗句。
胡适常说：“无徽不成镇”，由是可见他对故里的挚爱。
从父亲为官的旅台返乡后，胡适的童年就在绩溪度过。
读私塾，进学堂,“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典籍为他的人生打上了文化底色。
如果说古书旧学给予了他最初的雨露滋润，那么，中国公学这方“新大陆”则让他的生命之树抽青吐翠、焕发新颜。
于右任②、马君武③、王云五④等人都是他的老师。
在这里，他接受了新式教育。
全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给予了年轻的胡适前所未有的冲击，也点燃了他心中关注教育的火种。
18岁那年，胡适参与主编《竞业旬报》，报纸的第一宗旨便是“振兴教育”，从此，《竞业旬报》就成了他关注教育、关注社会民生的阵地。
他在《竞业旬报》第26期撰文抨击中国家庭教育的霉腐不可靠，指出“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广开女学堂”，因为“这女学堂便是制造好母亲的大制造厂”。
后来他进一步引申见地，撰写了《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一文，从更深广的社会意义来续其学说，其观点的深刻、独到，今天看来仍不失为先锋的吼号。
当时中国新公学设普通预科、中学普通班、理化专修班、师范速成班。
胡适应新公学干事李琴鹤之邀担任新公学低年级班英文教员。
对此胡适曾说：“以学问论，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是个肯负责任的人，肯下苦工去预备功课，所以这一年之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
我教的两班后来居然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毓泰（树人）、杨铨（杏佛）、严庄（敬齐），都做过我的英文学生”，“这一年的教书生活虽然很苦，于我自己却有很大的益处。
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候和王云五两位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们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
现在做了英文教师，我更不能不把字字句句的文法弄得清楚……在文法方面得到很好的练习”。
[1]英文教员的工作使胡适磨砺出了扎实的英文功底，也为他考取庚子赔款赴美学习做了坚实铺垫。
“造一新文明”之指路人 今若专恃留学，而无国内大学以辅之，而留学而归者，仅可为衣食利禄之谋，而无传授之地，又无地可为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之计，虽则年年遣派留学，至于百年千年来于国内文明无补也，终无与他国教育文明并驾齐驱之一日耳。
――胡适《胡适日记•非留学篇》 1910年，胡适考取了庚款留美官费生，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
胡适与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士广泛接触，涉猎五花八门的新鲜知识，并接受了青年期的政治训练。
他公开演讲、学习议会程序，对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有了深入的了解。
由于对文学、政治的爱好，他于1912年弃农学文，改入康奈尔大学文学院，后于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当时的系主任正是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
至此，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物开始登场。
胡适曾言：“杜威教授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我的关于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
‘方法’实在主宰了我40多年来所有的著述。
这一点得益于杜威的影响”。
[2] 由此，胡适开始接受杜威各种教育思想的影响，期间他就意识到：发展教育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措施。
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
国无陆军，不足耻也。
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
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3] 他还撰写了大量文章探索新教育，其中不乏对各种教育制度的深入思考。
尤其是他留美时所写的《非留学篇》，已成为研究中国现代留学教育的重要文献之一。
作为一种教育制度，留学制度的形成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主要制度，是国人最终开创自家新文明，以便与国外文明交流沟通的有效利器。
胡适在谈到留学的目的时说，“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4]胡适强调留学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开创自己新文明的工具；留学是为了促使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尽快完善起来，否则留学归来会无所依凭，丧失其本来的意义。
谈及留学制度，胡适认为，留学界的弊端有三：“一曰苟且速成，二曰重实业而轻文科，三曰不讲求祖国之文字学术。
”[5]一、三两点弊端在今日似乎已稍微有所好转，可重实业而轻文科的现象在今日留学生派遣中还未能完全杜绝。
胡适对中国留学政策不只提出批判，还拿出了切实细致的建设意见，他认为“今日教育之惟一方针，在于为吾国造一新文明”[6]。
倘若今日我们想要努力创造一个新文明，胡适的言论当有指路之功。
任何时候都“不要抛弃学问”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
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1929年胡适给中国公学18级毕业生赠言 胡适一生当过两次校长。
第一次是在他的母校――上海中国公学，第二次则是在被他视为母校的北京大学。
有意思的是，两次当校长的经历都因政治原因而被迫终结，但他所坚持的办学模式、教育理念、思想原则、文化追求，却似一笔丰厚的遗产被传承了下来。
1928年春天，胡适出任位于吴淞炮的中国公学校长，于1930年5月19日离任。
两年任期中，痛感“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的胡适，率领全校师生协力改革，锐意进取，开创了中国公学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7] 胡适上任后，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他发现学校连一本正式校规都没有，便首先召开校务会议，通过“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和“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等议案。
他说：“我想从组织与法律两方入手，不知有效否？”[8] 有了规章制度以后，胡适对学校事务便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
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干。
胡适上任时，全校共有三百多名学生，分散在4个学院17个系科里，致使经费使用严重不足。
为此，他大刀阔斧地裁掉工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只设文理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以及中文系、外语系、哲学系、数理系等7个系。
为了沟通文理，他兼任文理学院院长，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知识，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胡适请来一大批著名的学者担任教员，其中有人们熟悉的高一涵、张慰慈、杨亮功、罗隆基、梁实秋、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全增嘏、叶公超、饶孟侃、黄白薇等。
特别要指出的是，胡适用人不仅看学历，更注重学力。
破格聘请沈从文来公学任教一举，就生动地体现了胡适的伯乐眼光。
经徐志摩介绍，校长胡适同意聘用只有高小学历但已显露才华的沈从文，安排他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
沈从文上第一堂课时只有六块钱报酬，却花八块钱租了一辆车来学校。
由于紧张过度，他站在讲台上十多分钟说不出话，后来，在“我见你们人多，要哭了”这句奇特的开场白后，倒也流利地讲述了一番中国文坛概况。
然而，预定一个小时的授课内容，没等下课就讲完了，沈从文再次陷入窘迫之中。
胡适课后闻知，笑了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9]这种即时“庇护”给了沈从文改进教学并在公学站稳脚跟的机会。
后来的实践证明，沈从文是胜任大学教席的，他凭借专深的知识和全新的教法赢得了学生的拥护。
一年间，学生由三百多人猛增至1 300人。
后来，一位名叫刘宇的学生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中国公学我不敢说它好，但我可以说它奇特，为什么呢？思想自由，教职员同心协力，有向上的精神，没腐化的趋势，就凭这点，在全中国可说是找不到的。
”他还说，自己的进步应该“感谢您和陆先生（侃如）、沈先生（从文）的思想言论”。
他每周四上午十点到十二点在中国公学大礼堂讲“中国文化史”课，暑期还继续开班讲授“中国最近三百年来的几个思想家”。
他虽是学界名人，但备课极认真，“每次上一小时的课，必须有四小时至八小时的准备”。
[10]他讲课内容凝练生动，观念不落俗套，分析探赜索隐，新意交叠而出。
每次上课，教室里都是黑压压的一堂人，皆聚精会神，屏息静听。
他在课堂上时常教导学生“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他鼓励学生们写作、讲演，并常常给予现场指导，以提高他们的思维与表达能力。
天道酬勤，在他校长任内的学生大多数是合格的，成大器者也不乏其人。
比如“中国的居里夫人”吴健雄当年虽是数理系的学生，却肯在文科方面下很大工夫，有一次还在胡适指导的作文课上获得了100分。
1985年，这位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家应邀回国参加母校南京大学校庆，在对青年后生谈治学经验时深情地提到：胡适先生对她的教导和关心，是她后来积极进取的动力。
1929年7月，中国公学18级学生毕业，胡适语重心长地寄语学生：任何时候都“不要抛弃学问”。
“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 近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
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胡适日记》 时间倒流至1915年。
一日，胡适与英文教师亚丹先生交谈，先生问：“中国有大学乎？”胡适无言以对，心灵大受冲撞，遂在当天的日记中泣血疾呼：“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吾死瞑目矣。
”[11]一年后，他又在日记中认真地提出要投身教育的愿望：“近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
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20世纪初，北大浸染在新文化运动的新鲜空气中。
1917年8月，胡适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
这位立志要教育救国的斗士就是在“中国古代哲学”的课堂上开垦了第一块“试验田”。
胡适打破以往从伏羲开始讲授中国古代哲学的惯例，丢开唐、虞、夏、商的“可疑而又不胜其烦的一段”，从周宣王以后讲起，称西周为“诗人时代”。
这让早已习惯了“听两年才到商……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遭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12]不过其中也不乏颇有国学修养的翘楚，渐渐“听出一个道理来了”。
当时，顾颉刚找到傅斯年，劝他也去听一听，并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
” 胡适的大胆改革终于镇住了北大那一帮深有学植而感性充盈的大学生们，无愧于蔡元培对他“心灵手敏”的四字评价。
若干年后，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里也对胡适的哲学课作出了自己的评价：“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
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
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 授课取得的巨大成功却没能够使胡适真正地“爽”起来，相反，中国旧教育的现状令他十分心寒。
[13]他不无悲愤地慨叹：“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就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这样的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14] 1917年9月21日，胡适在进入北大第一年的开学典礼上就做了《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演讲，明确新北大整顿改革的着眼点在于“提高”二字。
此后由他担当军师积极筹划、倡导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实行选科制、分系法，推广“教授治校”的教授会制度，设置研究所，由专业导师招收研究生，开放大学女禁，招收女生，校办校刊，系办系刊，赞助“工读互助团”，倡办“成美学会”等，均是以学生为本，以高等学问研究能力的提高为纲的艰难实践。
普及提高，力破旧教育体制 提高就是――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
要“无中生有”地去创造一切。
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一齐加入，同心协力用全力去干。
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愈“提”得“高”，愈“及”得“普”。
你看，桌上的灯决不如屋顶的灯照得远，屋顶的灯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阳照得远，就是这个道理。
――胡适1920年北大专题演讲《提高与普及》 胡适对北大的“提高”可谓披肝沥胆、殚精竭虑。
对北大怀着沉重厚爱与殷切期望的胡适早已在心中认定：“现在中国只有一个北京大学可以大有为”。
他不再满足于在教学上独善其身地维持“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而是主动借鉴自己早已烂熟于胸的西方大学的管理制度与运营模式，决心不惧环生险象，不计难易得失，将手中利剑对准中国旧教育体制的咽喉，在北大新教育的大政方针甚至体制改革的细节措施上处处呕心，时时费力。
每年的开学典礼，胡适几乎都要发表讲演，重申他对大学在“提高”上的殷切期望。
如1920年9月他抱病参加新学年开学典礼，做了《提高与普及》的专题讲演。
他说，“我从1917年来到本校，参与了三年的开学典礼，每年有每年的教训与感受，今年的强烈感受还是北大在‘提高’上做得远远不够，成果成绩很少，没有颜面来讲什么新文化运动。
我们北大这几年来，总算是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但是我刚才说过，我们自己在智识学问这方面贫穷到这个地位，我们背着这块金字招牌，惭愧不惭愧？惭愧不惭愧！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仁，教职员与学生，以后都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
他明确指出：“我不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仁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工夫”。
[15]他继而强调：“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
要‘无中生有’地去创造一切。
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一齐加入，同心协力用全力去干。
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愈‘提’得‘高’，愈‘及’得‘普’。
你看，桌上的灯决不如屋顶的灯照得远，屋顶的灯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阳照得远，就是这个道理。
”[16] 1921年9月，胡适数次登门拜访蔡元培，“谈大学进行事”，决定“破釜沉舟地干去”，并感慨“蔡先生尚不退缩，我们少年人更不当退缩”。
[17]随后，他便置一封长信，对“预科改良”及“非试验班的预科新生培养办法”等问题提出详尽建议。
按照他的改革方案，办“试验班”将把原来的两年预科变为一年。
“一年修业期满，与二年级预科生受同等考试。
及格者，得升入本科。
”[18]预科缩短一年，本科毕业后则加长一年为研究科。
这一切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在提高北大学生高等学问的研究能力上。
当时的北大在学制问题尤其是预科与本科衔接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很大的难点，而正是因为“现在的预科学制实在不易改革”，胡适才更加看重这个改革方案的“实验”性质。
蔡元培阅后表示：“胡先生提议各条，元培均甚赞同”，[19]并向教务会议提请议定。
然而，胡适的预科改良实验最终仍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不幸搁浅。
促国文教育改革，兴学制修订热潮 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地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胡适《老鸦》 如果说文学改革使胡适“暴得大名”，那么对传统国文教育的改革，便使胡适在教育文化界的影响垂诸久远，因为教育的改革是比文学改革更为广大而普及的事。
杜威说得好，教育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早在文学改革之前，留学美国的胡适便参照西方现代文法来实施对我国古文文法的改良，他可算是国文教育改革的先知先觉者。
更为重要的是，胡适与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等人一起参考西文的标点符号，制定出了我国新式标点的十二种议案，并于1920年在全国范围内颁行，其对文化教育普及的影响之深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篇发难文章，倡导以白话文“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后来胡适提出，“现在新文学既不曾发达，国语教科书又不曾成立，救急的办法只有鼓励中小学学生看小说。
”[20]可以看出，胡适的思路有两个关键环节，首先是创造具有生命活力的白话文学，即所谓“国语的文学”；然后将新创造的白话文学作品大量引入中小学国语教材，成为新的国语典范，率先在中小学生中普及，而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积淀与传递，白话文就能够真正在国民中扎根，成为名副其实的“国语”。
1920年4月，教育部发出通告，规定截至1922年，凡是用文言文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要求各学校逐步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其他各科教科书也相应改用语体文。
[21]就在教育部通告颁布的同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体国语教科书》（八册），这是中国第一部小学国语教科书。
接着，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四册），这是中国第一部中学国语教科书。
此后，国语教科书大增，白话文教科书的地位终于得到了正式的确认。
今天我们回首往事，不得不喟叹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巨变时期：从理论的设计、探讨，到媒体的呼吁、讨论、形成社会舆论，再到政府权力的运作不过花费了短短的几年时间，自此，五四时期的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以及整个教育改革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如胡适所说： “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
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
”[22]白话文改革的意义是超出了教育范围的，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汉语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五四文学革命最具有实质性与决定意义的成果。
胡适在新教育体制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满腔热忱和洞烛机先的深远目光，以及他对中国新教育自由精神与进步原则的挺身捍卫和审慎思考，使他获邀参与有名的壬戌（1922年）学制的制订。
学制作为教育制度的子制度，极为重要，它能反映出教育上是重普及还是重提高，尤其是决定着考试制度的性质，而考试制度又会影响教学，乃至反映出该种教育制度的教育目的观等等。
此次学制改革，将小学7年改为6年，将中学4年改为6年，取消大学预科，设师范学校学制为6年，可单设后3年，大学修业年限为4～6年。
新学制以儿童为中心，增加了教育中的民主成分，缩短了学制，中学加强了文理科的融合，注重提高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水平，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开创之功。
该学制在新中国成立后曾遭废弃，但改革开放后又被传承，足见其生命力及科学性。
新教育精神忠实的捍卫者 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
未受教育的人，是近视眼，没有明白的认识，远大的视力；受了教育，就是近视眼戴了一副近视镜，眼光变了，可以看得清楚远大。
――胡适 胡适仿佛一位新教育的“助产士”与“催生婆”，同时也是一位新教育精神忠实的捍卫者。
他高举“教育独立”的大旗，反抗与挣脱宗教和政治两股势力对教育的干涉与侵害。
胡适曾经有过一个绝妙的比喻：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
未受教育的人，是近视眼，没有明白的认识，远大的视力；受了教育，就是近视眼戴了一副近视镜，眼光变了，可以看得清楚远大。
故而他认为教育的真谛不仅在于授受知识与文化，更在于认识真理、追求真理、传播真理，并为自己所认识到的真理而奋斗。
在胡适看来，教育的真正成功是培养出不因循守旧、阿时附俗的个性或特性。
所以当国内有人对教育失去了信心，高喊“教育破产”时，胡适却大声疾呼：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今日中国教育和一切毛病都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
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有真正的教育，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真正有教育”，却并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
[23] 胡适相信教育应该独立，尽量少受政治风潮的波动，少受政府三天两头更替的影响。
因此，他呼吁大学要有独立的经济来源、独立的管理机构和独立的管理制度。
他觉得教育若不独立，而是受制于一党一派，必会为党派利用，成为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的工具，成为效忠政治的牺牲品。
1917年，胡适还提议在北大实行类似于欧美大学教授会的“教授治校”。
5年后他在纪念北大校庆24周年时还说到了“教授治校”的好处，他认为使北大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最大的功效就在于增加了教员对于学校的兴趣与情谊，同时利用多方面的才智使学校的基础稳固，不致因校长或学长的动摇而动摇全体。
说到北大的发展，胡适仍会动情地回忆蔡元培先生的好处，认为其真正提倡学术自由，不独揽大权，充分尊重教授会的意见。
他认为：“教育的独立若先从此处着手，循序渐进，待大环境之改善，最终独立而获自由，虽不是指日可待，但也绝非遥遥无期”。
他的教育理念关涉体育、音乐、读书、学生的修养与择业、教育家传记、书院史料等方面，对中国现代教育的贡献是无论如何都不容小觑的。
他在各个时期为教育的奔走呼吁，既是其迫切的教育救国之心使然，也是他对西方尤其是杜威的一些先进教育理念认同的结果。
他认为教育是传承人类精神遗产的必要途径，是人类文明积累和传递的重要环节，是立国之本，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基础。
这既是他本人读书治学的经验，也是其遍观民国社会弊端后所开的药方。
附录一： 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深邃”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
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
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于《东方杂志》第31卷1期 附录二： 严格地说，胡适的贡献是把中国从原有封闭的一种传统中，带到一个现代世界上。
也可以说，他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现代化和学术现代化，做了明确的指示。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为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东京8 000余名中国留日学生罢课抗议，3 000余名留日学生退学回国。
1906年2月，留学生中的姚洪业、孙镜清等各方奔走，募集经费，在上海筹办起了中国公学。
②于右任（1879—1964），中国近代书法家，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中国近现代著名高校的创办人。
③马君武(1881—1940)，中国近代学者、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广西大学的创建人。
④王云五（1888—1979），中国近代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国民大学、中国公学等校的英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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