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强者为伍下一句 [与强者为敌]
苏珊・桑塔格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复杂女人，她反对任何人对她定性、归类。
然而终其一生，她却不知道被贴上了多少标签：“桀骜的叛逆者”、“美国公众的良心”、“文学批评的帕格尼尼”。
每个人都试图概括她，却也永远无法概括她。
1968年，她亲身赴越南实地考察两周，发表了世人瞩目的《河内之行》。
她重视“形式”、“身体”、“表面”，她要将“疾病的隐喻”祛除，将疾病从“意义”、“隐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还疾病以本来面目。
她质疑摄影的真实、可靠性，因为她深知没有人知道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会如何演变，并且还指出摄影有将现实碎片化、将灾难与惨剧美学化的危险。
在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颁奖仪式上，面对以色列人，她却针针见血地指出除非以色列人退出占据的巴勒斯坦土地，否则不会有和平。
莎士比亚说过：“弱者，你的名字叫女人。
在某种程度上她就是"智慧"、"勇气"、"才学"的代言。
她的繁盛在西方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全面繁荣和技术与消费时代。
对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对传统价值和文化观念的革命，她有着颠覆性的思考和言论，令整个西方知识思想界为之瞩目。
慧黠的心灵使她的眼光独到。
广泛的阅读使她的兴趣广泛，小说、电影、摄影、文化批评，甚至国际政治批评无不涉猎。
她的思想总是逆主流而动，在随波逐流的平庸中抽刀断水，以出匣之青锋的耀耀之光，剖开世俗，将真谛袒露给人们观看。
女人是容易引起争论的，更何况是如苏珊・桑塔格这样的女人！很多人一直没搞清楚，她到底是站在哪头的。
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她说：“不能仅仅因为我喜爱陀斯妥耶夫斯基，就表示我无法喜欢布鲁斯・斯普林斯廷。
”虽然有人认为她是20世纪60年代最早一个试图泯灭“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界限的人，但她自称“我毫无疑问地、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没有讽刺意味地忠于文学、音乐、视觉与表演艺术中高级文化的经典”。
是的，桑塔格是复杂的，也是不断在改变的。
虽然她是关注大众流行文化的先锋之一，晚年却不时声明自己对古典文艺作品的热爱。
她对自己所热爱、怀念的20世纪60年代是有反省的。
她曾说道：“日益甚嚣尘上的消费资本主义价值观在鼓吹��其实是强制推行��文化的混杂和倨傲的姿态以及对享乐的拥护，而我当年提倡这些是出于与此大不相同的原因”；又说，“这些（指她本人早期的）文章所表达的情趣判断或许已经成了主流。
然而支持这些判断的价值观却仍然没有得到光大。
”现在这个世界，早不像过去那样壁垒森严，界限分明，是非对错、善恶黑白也不能一言以蔽之，她似乎也意识到，作为6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当年倡导的趣味已经迅速被“消费资本主义”收编甚至成为后者的得力工具，然而他们的乌托邦梦想和理想主义诉求却被弃之不理甚至腐蚀殆尽。
这几乎像是命运的嘲弄。
不知一直坚守唐吉诃德式理想主义使命的桑塔格是否曾因此多生出几分她所崇拜的本雅明式的悲观。
在提到西方女性文化精英的时候，有人常常将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和苏珊・桑塔格并举。
波伏娃以她的聪颖和气魄而成为她那个圈子里强悍而尊贵的女王，在她的王国里，她只负责编纂法令和发号施令。
身为德国犹太人后裔的阿伦特在哲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是任何女性在这个领域未曾取得过的，然而她没有和女权主义有过任何瓜葛，反倒是自始至终都坚贞地甚至卑微地“爱着” 海德格尔�―那个老男人。
苏珊・桑塔格，她既没有波伏娃那样前呼后拥的欧洲气派，也没有阿伦特那般因民族苦难而获得的哲学家所必备的沉重与深刻。
桑塔格，她来自美国。
尽管她似乎一直在跟这个国家唱反调，但她时时处处彰显出的却是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
当然，个人英雄主义早已不是什么贬义词，尤其是当我们认识到国家更是一个权力和利益的象征，而非伸张正义的主体时，个人英雄主义在扶弱凌强方面的作用就浮出水面了��效果虽不甚明显，但声势绝对浩大；失败即使不可避免，然过程势必更具意义。
别无选择的自由 每个人都可以飞翔，不过是飞翔在不同的天空，井底之蛙只能在井口大小的天空下彷徨踯躅。
中国传统观点认为美貌与智慧是不可兼备的，前有齐宣王的无盐皇后钟离春，后有诸葛亮的丑妻黄氏女为证。
但在西方世界，似乎那些聪慧的女性却多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是上帝的宠儿。
目光深邃，神态傲然的桑塔格虽非美艳绝伦，却自有一番气质风韵，常被人比作另一个齐诺比娅，但是桑塔格就是桑塔格，不需要被比作谁才能抬高其身价。
即使如此，桑塔格头上的名号依然很多， "永远的叛逆者"，"道德的调戏者"等等。
针砭时弊的社会正义感，嫉恶如仇的刚硬品格，精英趣味浓厚的文化观点，这些成就的是桑塔格个人的良知，也构成了桑塔格不平凡的人生。
读桑塔格的文章，总有种酣畅痛快之感（这在其他女性文字中是少见的）�―她以犀利的言语论前人之未曾论，言前人之未敢言。
真理只有一个，你可以用故做高深的晦涩去阐释，也可以用娓娓道来的优雅去言说，桑塔格选择了后者。
桑塔格从不接受任何标签，这也是她特立独行的作风。
她甚至不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来描述自己。
她说，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她认为自己是个作家，一个喜欢以多种形式写作的作家，而她最钟情的是虚构文学。
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尽管热衷于撰写各类评论文章，但她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恰恰是一本小说�―《恩主》。
《恩主》的开篇令人着迷�―“我梦故我在”。
大部分中国人由此便很容易联想到“庄生梦蝶”。
小说的主人公�―法国大学生希波赖特按照梦境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桑塔格通过这部小说提出了“自由选择”这一重要命题。
“我思考的是，做一个踏上精神之旅的人并去追求真正的自由��摆脱了陈词滥调之后的自由，会是怎样的情形。
”但我却不由得想到：当今时代，自由确实如愿地被完全抛给了人类，就如萨特所说：人“不得不自由”，人必须选择。
人也许可以躲避灾难，但无法躲避自由，即便你不做选择，那也是一种选择。
身不由己的我们盲目地追求着所谓的自由，选择着无谓的选择，挣脱和妥协究竟哪一个可以带给我们幸福？焦虑已成为一种必然，这几乎成了一种全球化下的共同心态。
所以桑塔格的想象和梦幻虽然使我们暂时飞扬起来，但现实的世界只会按照我们所未知的铁定的规律运行，因而永远是沉重而难以背负的。
这种对于现实最深刻的感触，对于人间无奈却最真实的触觉真正成就了桑塔格艺术家的地位，她在先锋实验的创作表面下，骨子里体现出的对现实和人性的关注是其最可珍贵的。
正是这种特质使她能够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诊断出社会的问题，揭示出当代美国人的精神症候。
当今都市人在道德及价值观上的逃避与面对，沉沦与清醒，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与迅疾发展的现代文明间的一致和冲突，他们的努力和热情在现实中所遭遇的否定和挫败，似乎都可以在桑塔格的文字中寻找到，桑塔格之所以被人们所敬慕，不是因为具有感染力的文字和犀利的锋芒，而是她早已洞悉并说出深藏在你心中最深的迷茫与渴望，你又怎能不为之倾倒？ 哲人的求索与中国情缘 不得不说的还有桑塔格与中国的那段特殊缘分，她说她的生命是在中国孕育的。
她的母亲是在临产前几个月，才独自离开在天津从事毛皮贸易的丈夫杰克・罗森布拉特回到美国的，她的父亲在她5岁时因肺结核在中国北方去世。
小时候可爱的她甚至向别人吹嘘自己是出生在中国，当然她的出生地是纽约。
但也因为这种经历使她对中国有着无数的幻想。
最早，桑塔格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需要几年的刻苦学习才能通晓其语言。
科幻小说里的国度……”“不仅我父母，尼克松夫妇也在我之前去了中国。
就别提马可・波罗、利玛窦、卢米埃兄弟（或者至少他们中的一位）、德日进、赛珍珠、保尔・克洛代尔和诺尔曼・白求恩了。
亨利・卢斯出生在那里。
人人都梦想重返中国。
以致在她的短文《中国旅行计划》里曾写道过她希望“在后花园挖一个可以直通中国的洞”来。
正是这种从小的心理暗示使得桑塔格在之后的文学创作中不自觉地构建出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中国式幻想。
她在《中国旅行计划》中描写了很多“中国对应物”：东南西北、飞虎队、亚洲风云。
完全是零星的感触与个人的猜测，是一种感性的意象解构。
是以一种绝对他者的方式来构建她自己的“东方学”。
但是随着她来到中国进行的首次访问，她的美梦破裂了（时值“文革”晚期）。
可是却只剩下过于冷漠的客观：“我对智慧感兴趣。
我对墙亦有兴趣。
中国就以这两样而著称。
”就这样她在乌托邦与现实中苦苦挣扎，渴望找到净土却终究不可得。
于是她只能说：“在疫病横行的城市之外，或此或彼总有一位哲人藏在青山怀抱里。
大片美好河山将哲人们彼此分隔开来。
他们个个老迈，但并不都留着白胡子。
”无奈的现实与美好的幻想相碰撞势必会有这样的结果。
桑塔格所渴望的超脱可能终究是难在地球任何一处找到。
所以仅以小说家来定义桑塔格显然会丢失掉她的很多特质，凭借《反对阐释》和《一种文化和新感受力》，她被莫里斯・狄克斯坦称之为与欧文・豪齐名的两个"我们现有的目光最敏锐的论文家"或者说思想家（作者语），其后的《疾病的隐喻》更将她从一个文学评论家提升到了文化批评家的层次。
然而笔者更愿意从一个人的行动而非其言辞来判断和评价一个人，因此更愿意视桑塔格为一名不知疲倦且无所畏惧的斗士。
整个20世纪，女作家中能于行文间将优雅气度和缜密思维完美结合的唯二三人而已，伍尔芙算一个，但较之桑塔格，后者胜在力度和广度上。
伍尔芙的勇敢体现于她为冲破自身藩篱而进行的那场旷日持久且纠结痛苦的战争之中，而桑塔格的魄力更多地体现在与外部世界的正面交锋，因此也就具备了更显而易见的现实和现世的意义。
仅“9. 11”后与全世界众口一词的反恐宣言公开“唱反调”的惊人言论就足以让桑塔格在美国国内腹背受敌，而她一生中诸如此类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径不可胜数。
她曾经冒生命危险捍卫过的，她可以反过头来去对抗它；她曾竭力反对过的，她亦可为之不遗余力地辩护。
在这个时代，想做英雄，有的选择为国家而战，有的是为民族呐喊，有的则为信仰牺牲，而桑塔格采用了一个看似虚无，实则笃定的“正义非正义”的标尺，也就是说，是“道德的标尺”。
桑塔格在接受采访时曾经坦言：我的冲动是道德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