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教科书历史【“让教科书述说自己的历史”】

如果不是阅读《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以下简称《图说》),很难想象看起来太过寻常、太不起眼的教科书竟然深藏着那么纷繁、厚重而鲜活的历史!循着《图说》中细细梳理的教科书发展的脉络,透过《图说》里一幅幅或遥远沧桑、或清新隽永的教科书影像,穿过教科书编纂者艰辛而执著走过的路径,可以清晰地触摸到百年教科书款款述说的百年中国教育发展乃至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历史。

中国教育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通过教育制度的变革、教育思想的演进、课程和教学内容的充实与更新、教育教学条件的改善等方面来呈现,这也是大多数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者所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

让人很有些疑惑不解的是,作为学校教学中重要的和基本的教学材料,体现着国家意志、文化传统、社会思潮、科技水平,见证着百年中国教育和社会如何一步步走出衰落、走向兴盛的教科书,却一直以来没能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只是研究者视野中或有或无的边缘对象,甚至是完全的淡出者。

这其中的缘由,既有观念中认为教科书太简单、不值得研究的因素,还因为教科书史料实在浩瀚繁杂,不易挖掘、整理,很难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

百年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历经西方教科书的引进、学堂自编教科书的兴起、统编教科书的出现、坊编教科书的竞相推出、多种教科书体系并存,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从人民教育出版社统编的九套中小学各科教材,到“一纲多本”的繁多种类、异彩纷呈,其间版本、类型之多超乎想象。

仅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收录,1911―1949年就有中小学及师范教材四千余种,附录中还有清末中小学教材六百余种。

这些教科书由于年代久远,有的已遗失损毁,有的虽被收藏,但因为数量稀少难以寻觅。

虽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教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采用统一编写的教材,但改革开放后,各种版本的实验教材层出不穷。

仅在2001年9月至2009年春的这段时间,共有八十四家出版社开发的新课标教科书通过教育部审定,其中包括六三学制小学十个学科一百一十五套、初中十九个学科一百一十六套,五四学制小学七个学科十套、初中十一个学科二十套,普通高中十八个学科七十二套。

众多的教科书让人眼花缭乱,其搜集、整理的难度可想而知。

这也的确是研究者对教科书望“书”兴叹、不得不却步的重要原因。

此外,教科书研究的缺席还与研究者研究方法的偏差有深层的关联。

我们常常动辄建构理论体系,却忽视了建构的基础性探究;我们总是习惯于高谈阔论地演绎,而缺于扎根具体事实的归纳;常常乐于空泛飘渺的思辨,而不是脚踏实地的分析和描述;我们总是从观念出发得出观念,而不是从事实真相出发去“发现”观念;我们擅长于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不是“贴近地面”去“接近事实本身”。

如此,我们的教育研究抛开了“浅显的”、“微不足道”的教科书,尽管作为“事实”的教科书生动“记载”着中国教育制度、思想文化、培养目标、课程内容等各方面的变化和发展。

即便是最需要面对教科书的课程与教学研究竟然也有意无意地绕开了教科书。

这样的研究,缺少底气。

《图说》汇聚了作者石鸥先生多年来对教科书“考古”般的发掘、收藏和潜心研究,为读者打开了“新鲜”的历史的视界,为研究者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难以寻见的资料以及“面对事实本身”的研究方法的指引。

从《图说》中呈现的西方教科书的引进时期教会学校、洋务派及维新派编译的教科书,到民间自编教科书的兴起与现代教科书成型时期的现代意义上教科书,从教科书审定与制度化时期的统编时期教科书、课程标准教科书、新文化运动白话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到多种教材体系并存时期的各种版本的教科书,述说着中国教育如何蹒跚而坚定地走进现代的历史。

从《图说》中展示的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期间过渡与统一的教科书、“文化大革命”时期无序与停滞的中小学教材,到改革开放初期恢复与规范的教科书、义务教育实施后中小学多样化的教科书,以及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品种繁多的教科书,述说着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如何从艰难起步、遭遇挫折到反思重建、走向兴盛的历史。

这些历史不是贸然武断所下的结论,而是通过一本本不同时期的教科书细细“讲述”自己的变化:“从最初套用国家经典,到开始考虑教学实际需要的材料;从翻译外国教科书,到国人自编教科书;从以封建伦常、道德乃至性命之学为主要内容的教科书,到注重儿童日常生活、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和救国爱国等方面取材的教科书;从文言文教科书到白话文教科书;从初始没有标点符号和插图的不够完善的教科书,到有标点符号、有精美插图、适于教学的教科书;从单学科、局部的教科书,到自成体系、完备的教科书。

” 　　具体到每套在历史上产生过影响力的教科书,《图说》通过更为细致的教科书原始材料来“述说”历史。

商务印书馆1903年开始编写、1904年出版的《最新教科书》之所以是我国现代意义上最早最完整的教科书,是因为它是第一次依遵学堂章程(国家课程方案)而编辑的教科书,第一次同时配套出版有分科分级的教师用书(“教授法”或教学参考书)的教科书,第一次按课程门类分学年学期分级分册编写的教科书,也是第一次附有彩色插图的教科书,第一次每册都印有英文书名的教科书。

如此多的“第一”,不是凭记忆,更非随意想象、推断,而是可以从《图说》中呈现的《最新教科书》的封面、扉页、目录、选文、编辑说明等内容中去发现。

再仔细阅读,还可以了解到这套《最新教科书》的内容特色鲜明:既注重增进学生的知识又强调培养学生的品格,注意联系儿童现实生活,既有农业、工业、商业等实用知识,也有尺牍等日常应用知识,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实用性。

其形式看起来很“新潮”:课文均用浅近的文言文,有了简单的标点符号,配有精美的彩色插图,看得出是精心绘制,且用色十分鲜艳。

《图说》中这些细致入微的“述说”,使得那些因年深日久而遥远、模糊的历史片段忽然变得亲近、清晰起来。

这些难得一见的教科书,于一般读者,可以“见到”以前“鲜见”的历史。

于研究者来说,这些珍贵的史料可作为深入研究近现代中国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参考的资料。

我们的历史研究很可能会因为这些“接近事实本身”的发掘而有了底气和说服力。

《图说》不仅让教科书“讲”历史中的“事”,还让其“说”历史中的“人”――教科书的编纂者。

阅读《图说》中不同历史时期与各种教科书一同出现的人物资料,才明白那一本本小小的教科书,竟然凝聚了那么多关心国家兴盛,志向高远、学识渊博、热爱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艰辛卓著的努力!著名思想家蔡元培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杰出人物,人们对他在基础教育、大学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以及美育、劳动教育等方面的卓越思想和实践多有熟悉,但对其在中小学教科书领域的非凡贡献知之甚少。

蔡元培先生从1904年开始就亲自编撰和校阅了许多现代教科书,如《修身教科书》(中学堂用)(1907)、《最新修身教科书》(初等小学)(1904)、《最新官话识字教科书》(初等小学)(1907)、《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小学校初级)(1927)、《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初级中学)(1928)、《初中国文教本》(1930)、《基本教科书国语》(小学校初级)(1931)、《基本教科书国文教本》(初级中学)(1932)等。

其中1907年编写出版的《修身教科书》(中学堂用)五册是中国现代教科书开创时期的标志性著作。

蔡元培先生把一些进步的伦理观念贯穿在教科书中,力求为中国的中学生提供一种全面、可行、积极、上进、能体现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修身标准,并通过这套教科书首次构建了现代伦理学知识体系。

石鸥先生从教科书这个十分重要但很容易忽视的领域,进一步印证了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卓尔不凡的思想及其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巨大贡献。

《图说》还记录了胡适、林纾、朱自清、竺可桢、杜亚泉、叶圣陶、丰子恺、高梦旦、蒋维乔、张元济、吴研因、常道直、朱经农、陈衡哲等一大批才学丰沛的学者、编辑在教科书发展史上留下的足迹。

其中不少人我们很陌生,因为我们见到他们的名字只是在一些抽象的历史定论中,而无法和他们具体所做的生动事情联系起来。

其中一些人我们尽管熟悉,但并不知晓他们在教科书领域为了“得成一种辅助教育的新事业”做出的“筚路蓝缕、煞费苦心”的努力以及值得我们满怀敬意和永远铭记的贡献。

《图说》把他们的名字、事迹连同他们所编写的各式各样的教科书一同呈现,那原本已经黯淡、已被遗忘或被忽视的人物形象逐渐变得明朗、温润、厚实,让人忍不住想走近他们,和他们交谈,听他们讲述历史“故事”,从他们那儿了解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并由此去“深知”他们的“为人”和他们曾历尽艰难、坚韧走过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