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主权原则

一、主权理论的历史演变　　主权不代表绝对理论逻辑，而是一种历史逻辑，它是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在血缘、部落社会，主权是不具有任何意义的概念。古代中国、希腊各城邦内部也不是根据主权的逻辑来组织的。主权秩序需要建立在明确的政治权威和法律权威的框架上。在中世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屈从于一种普适性的法律秩序，其统治权既来自于上帝之法，也是上帝之法的反映，教会为封建秩序提供了贯穿始终的组织上和道德上的框架。在封建体系中，内部组织范围和外部组织范围之间，“公共领地”和“私有财产”之间没有明显界限。这种具有多面性、分散性的封建传统政治体系之所以同时能享有权力的高度一致和统一性，并非因为主权权力的存在，而主要在于共同的法律、宗教、社会传统与机制。因此，尽管存在领土上的分隔，但构成世界秩序的单位并未表现出现代主权概念所要求的那种占有性、排他性特征，它们都将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地区代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独特的具有世俗权威的民族国家，导致了主权的出现，与之相适应的主权理论亦开始发达起来。罗马法的复兴顺应了专制主义国家的需要，顺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乡的发展。基督教改革运动与反改革运动以及宗教战争，导致整个欧洲为此起彼伏的宗教与政治动乱所吞没。世俗国家权威的出现似乎成了结束这种动乱的最有效的补救方式，宗教改革本身破坏了教会所有的普遍权力，从而为世俗专制主义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主权最早是西方国家的政治语言，是在西方专制主义国家秩序发展起来的，是用来说明国家内部关系和描绘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 　　近代意义的主权观念学界一般认为为法国人布丹所首倡。布丹认为主权是“统治公民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1]其主要特点是：主权是不受外来权力限制、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也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永恒权力。布丹的主权概念具有许多不明确性，比如说他认为主权是从属于神法和自然法的，但他并没有回答诸如主权者的意志破坏了法律是否仍然是主权，主权是否要求绝对服从，以及主权与涉及政府性质和形式的基本法律或“法律统治权”相冲突怎么办等问题。在布丹之后，一些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等都对主权思想作出过贡献[2]　　对近代和现代宪政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民主权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卢梭认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结果。所有个人同意服从国家意志，政府的统治完全来源于人民的委托。人民通过“公共意志”的表达来完成这种委托，但在委托的过程中，既没有失去自我，也没有失去自由，因为每个成员“尽管将自己与全体结为一起，但仍然可以服从自我，仍然像以前那样自由”。[3]卢梭从其“公意”的理论基点出发，论证了人民主权的两个基本特性：其一是人民主权的不可分割性。因为主权是公意的具体体现形式，而公意又是人民整体的公共意志，是不能分割的，所以主权当然也不能被分割了。其二是主权的不可转让性。因为主权者是一个集体的生命，它只能由自己来代表自己。如果转让主权就意味着转让意志，而转让意志就是出卖自由、出卖生命，这是主权者所绝对不能容许的。[4]。

卢梭之后的许多思想家依然延续了其围绕主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探讨主权问题的逻辑思路，尽管在侧重点和方法上有相当大的不同，但基本都接受主权作为国家最高统治权力或权威的理念。比如黑格尔主张人民主权与君主主权并存，戴雪主张法律主权与政治主权的融和[5]，奥斯汀认为主权就是国家的最高强制权力。只有法国的狄骥从社会连带主义的观点出发，否认主权的存在，并主张“我们应当将这些过时的国家人格及主权概念永远由法律里面清除出去”。[6]　　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学者秉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普遍奉行人民主权学说，认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他们的观点与西方学者的观点有着较大的差异。　　第一，两种观点的逻辑立论不同。西方学者的人民主权学说建立在自然法的理论基点上，认为人民主权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而社会主义的宪法学者通常认为国家主权是统治阶级（或者）人民所专有的权力，这种权力产生于人民的意志，是人民斗争得来的。　　第二，对人民的界定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学者更多从实质民主的角度来界定人民的概念，认为人民和国民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只有享受民主的主体才是人民，而作为专政的对象被排斥在人民之外。而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人民”在形式上就是指社会的全体成员。

第三，西方学者认为人民主权与三权分立并不矛盾，因此他们通常主张以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来表现人民主权，以普遍的平等的公民权来体现人民主权。而社会主义国家则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实现人民主权的政治体制，并且对人民和公民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权利配置和地位安排。　　二、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法形式体现　　（一）宪法序言所体现的人民主权原则　　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宪法产生的政治前提，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了夺民主革命的胜利，都曾经用人民主权学说来吸引和号召广大人民来参加反封建的斗争，并且把这一学说公开以政治宣言的形式昭示天下。如1791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和1918年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就是这种形式的典型代表。法国人权宣言明确宣布：“整个国家主权的本源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形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法国和俄国民主革命获得胜利后，在制定宪法确认胜利成果的过程中，为了突显其制度的民主性和合法性，都将上述政治宣言作为其宪法的序言，使之成为最高法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以后这种体现人民主权原则的模式亦被许多国家在制宪是所效仿。　　（二）宪法规范所体现的人民主权原则　　用宪法规范来体现人民主权原则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宪法规范直接确认，明确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如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在第一章专门规定主权问题，并在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和通过公民投票的方法行使国家主权。任何一部分人民或者任何个人都不得擅自行使国家主权。”日本1946年宪法宣布：“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确定本宪法。国政仰赖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这是人类的普遍原理，本宪法即以此原理为根据。凡与此相反的一切宪法、法令及诏敕，我们均予排除。”[7]1947年意大利宪法则规定：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在宪法规定的方式和范围行使之。以上三个国家宪法规范所体现的人民主权原则既有共同性，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独特性。如日本宪法体现了人民主权与君主主权的并存。因为它一方面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另一方面又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法国宪法对人民主权原则的确立则直接来自启蒙思想家的鼓动和宣传，更来自人民主权学说在法国革命中所产生的巨大威力。而意大利宪法对人民主权原则的规定，却更多归于对法国宪法的模仿，同时意大利宪法对实现人民主权形式的具体规定，又体现了人民主权理论的发展。此外，还有些国家在体现人民主权原则方面也有独特之处。比如，委内瑞拉宪法规定：主权交予人民，以选举权通过政权部门来行使。其独特之处在于主张主权不是人民固有的，而只是宪法授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