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会穷 我们家很穷 月下金狐
中国很富，全球GDP老二；中国人很穷，人均GDP刚刚爬进全球前100。
中国人在饭局上通常爱讲以下事：第一，钱；第二，女人；第三，荤段子。
中国人见面就爱谈搞钱、找路子、抓现金、捞外快，这是因为中国人一直穷，穷怕了，而且这种穷还一直处于初级阶段，正在持续“发展中”。
我们到底穷在哪儿?。
穷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高级)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2006年，《中国青年报》) 穷在遏上了通胀这一合法的“抢劫”，老外拿着高工资享受着低物价，而我们却拿着低工资忍受着高物价。
“听说工资要涨了，能给孩子奖赏了，见到老婆敢嚷了，敢尝海鲜鹅掌了，闲时能逛商场了，遇见美女心痒了，结果物价又涨了……” 穷在“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值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值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值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值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迭3000％，世界平均值为70％”。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报告》) 2009年年关，新华社去摸了摸老百姓的“钱袋子”。
记者跑进一年到头种粮挣不到钱的贵州农民焦光书家里，问他柴米油盐酱醋的支出情况，焦光书说：“既然有盐，还要酱油干哈?”记者听罢鼻子一酸。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又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还说“少数人的富裕绝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史的本质”。
总设计师的后半句话，让人辗转反侧、望眼欲穿、夜环能眠。
中国涨个油价只需一声“半夜鸡叫”；中国下调个税，前前后后差不多要耗上一年，左磨右磨，亢奋的民意最终价值500元。
中国是个贫富拉锯、锋芒相对的“×”型社会，形同一个被啃掉中间部分的苹果。
既得利益者是一群织好蜘蛛网、垒好城堡、喝着拉菲的先富阶层；脆弱的中产背负着沉重的税负，轻易就会被一套房、一场痛击垮；菜农在为菜贱发愁，奶农在为要不要杀掉那头奶牛担忧，失地农民在为保护私产抱紧了煤气罐，贩夫走卒在城管的铁棒下为孩子积攒着学费。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收入和其他国家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了。
我们工作不努力吗?我们不够节俭吗?都不是，那我们的经济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要参透中国贫富格局的“秘密”，得看4点：一是当年创造财富的分配；二是财富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转移；三是个人存量财富的变化；四是个人或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
简单地说，就是国家、企业和百姓互掏腰包的过程，国家吐得越少，百姓的财富就越少。
而在掏的过程中，也会有许多灰色流失，因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寻租行为，公共资金流失和垄断性收入的不合理分配。
挖烂一条路是“GDP”，富一群人，重修一条路是“GDP”，又富一群人；扒倒一栋楼是“GDP”，富一群人，重盖一栋楼是“GDP”，又富一群人；炸掉一座桥是“GDP”，富一群人，重建一座桥是“GDP”，又富一群人……中国人赚钱，有的人站着赚，有的人坐着赚，有的人躺着赚，有的人睡着赚，有的人玩着赚……如果最终导向是谁裸谁挣钱，其结果只有一水的“裸官”和“小三”横行。
香港很近，却又很远，那里不但有好奶粉、便宜酱油，港府公款吃喝也不许有鱼翅、鲍鱼，菜品原则上最多6道，午餐、晚宴人均上限分别为350港元与450港元，吃不完还要打包带走。
加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立法会主席，全港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仅20余人。
为抗通胀，港府连续5年(2007—2011年)在财政预算案中有“藏富于民”的“减税派糖”措施。
有希腊哲人曾吐金句：幸福的秘诀就是适度贫困。
其语境如果放在“饱暖思淫欲”的富裕时代，会再恰当不过。
有人也曾屡次回味“毛泽东时代”，他们回味的显然不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树皮和南瓜粥。
而是夜不闭户、邻里相亲和所谓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