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可可西里】 走进可可西里看藏羚羊
付出与收获总是结伴而行,感谢青藏高原让我收获多多。
高原的辽阔把“功利”淡化了,藏区的原始让“复杂”简单了。
陈国望:1969年生,先后任天津有线电视台记者;西藏昌都电视台记者、新闻部主任、台长;天津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组组长、制片人、频道副总监,滨海频道副总监。
作品曾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天津市新闻奖和西藏自治区好新闻奖,荣获“天津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和“天津青年五四奖章”。
2009年获“第十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提名荣誉。
进可可西里:遭遇持枪盗猎分子 1999年的时候,环保是个热词儿。
一位南开大学学生和野牦牛队的偶遇竟然引起了整个天津对于野牦牛队和可可西里的热情。
人们自发的捐款捐物,总价值很快就接近了10万元。
把这些钱物在春节前送到野牦牛队队员手里并现场采访他们这一任务,就落到了我们三位记者的肩上。
我们的到来对野牦牛队来说就是雪中送炭,那段时间正是他们最困难的日子。
第二任带头人扎巴多杰在1998年底自杀;1999年夏天,玉树州做出了解散治多县西部工委(野牦牛队)的决定(后来由于中央领导的过问未被执行)。
我们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能组织进山巡逻了,经济上也是处于“揭不开锅”的状态。
受到了鼓舞的野牦牛队做出了一个令我们意外的决定,他们要进山。
进山,这可是个来之前没有想到的机会,我们请示过了领导,把同行的女记者送回天津做报道,我和另外一位同事老田在大年三十的上午和十名队员分乘三辆车向神秘的可可西里进发。
出发之前,我们为野牦牛队在格尔木的驻地贴了春联,放了鞭炮,并且挂上了由我们出资连夜制作的野牦牛队牌匾。
在此之前,这个由扎巴多杰命名的野牦牛队称呼仅仅停留在人们的口头上,甚至连格尔木的市民也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野牦牛队就驻扎在他们的身边。
就是这块早该挂上的牌匾一下子拉近了全体队员和我们的距离,甚至比我们带来的钱物更有效果。
另外,我还草拟了一个以正在巡山的反盗猎野牦牛队祝贺全国人民新春快乐的贺电,请央视的朋友设法交给春节联欢晚会的剧组。
可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却严重地缺乏准备。
对无人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除了最普通的防寒服之外,我们没有任何进入高海拔严寒地区的生存和通讯救生装备。
而野牦牛队的车辆也极其破旧,随时有抛锚的风险。
出了格尔木,沿着昆仑山麓的边缘一直往西。
为了拍摄,我一直拿着摄像机。
后来手脚都颠得麻了,只好让车停住,把摄像机装到箱子里去。
谁知这一装进去,竟然耽误了拍摄后面的精彩镜头。
三辆车在深夜的山谷中穿行,海拔逐渐升高,眼“看”着外面越来越冷,只有正副驾驶前面暖风开足了吹着的地方有两个三角形的缺口。
我正诅咒寒冷天气的时候,司机尕仁青突然把车灯灭掉了。
我吓了一跳,还以为车出了毛病。
尕仁青抬起手,“你看,有情况!”说完便跳下车,我们几个随后也下了车。
星光下,四周都是山的魅影,什么也看不到。
忽然,一道光柱在左前方划破夜空,晃了一下又隐掉了。
这回,连我也看出来了,肯定是山那边有一辆车,上坡的时候车灯打向天空。
队员东周已经拿了一个手电筒,一边划着圆圈,一边向后面几百米远的东风车跑去。
东风车不明就里,还开着大灯呢。
野牦牛队缺乏通讯设备,连简单的前后联络都做不到,真怕我们的灯光也被盗猎分子发现! 东周往回跑的时候,盗猎分子的车灯又出现了几次,可东风车黑了车灯靠过来的时候,盗猎分子的车灯竟也不再出现。
我这时才反应过来,赶紧去拿摄像机。
无奈摄像机的箱子在最下边,上面放的东西一直摞到车顶。
我还没碰到箱子,队员们已经商量好了分头追击,我不敢耽误大事,只好匆匆把东西堆了回去。
我们坐车沿着山坡上的道路走。
虽说已经见到灯光,但尕仁青说至少有10多公里的距离,这里能见度好,灯光能照出很远。
吉普车的速度至少比刚才快了1倍,车不时地跳起来。
尕仁青弯着腰,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眼睛死死盯住前方。
车里没有人说话,空气中凝结着紧张的味道。
翻过山头,我们的两辆车又会合到了一起,依然见不到盗猎分子的车灯。
又翻过一道坡,一辆吉普车出现在眼前。
刹车片两声凄厉的怪叫,两辆车围着它前后停住。
“啪!”一声脆响打破山中的宁静,不知谁先开了一枪。
我顾不上看前面的情况,车子停下来的时候,我以最快的速度跳下来。
我要拿我的“枪”!在短短几十秒的时间里,我已经摸到了摄像机。
一切阻碍我的东西都被我扔了下去。
开机!机器里带子电池都是准备好的,我一边往车前跑,一边打开开关,按下录制按钮。
“别动!”“老实点儿!”“把手举起来!”呵斥声响成一片,藏族小伙子们平时不很流畅的汉语这时格外威猛。
“啪”的一下,前面一片光明,老田已经在我身后打开电池灯。
地上已经有几个人跪在那里,队员马飞鹏一手拿着枪,另一只手从车里揪出一个盗猎分子。
“没了,这是最后一个。
”看来,我还是耽误了拍摄一些精彩镜头。
镜头从刚刚摔在地上的那个盗猎分子摇过去,1、2、3、4、5、6、7,好家伙,一辆车里竟然装了7个人。
队员宫布扎西和尕仁青从盗猎分子的吉普车里拿出两包东西走过来放在盗猎分子前面。
嗬!子弹,一大堆黄灿灿的子弹,还有好多都是整盒包装的。
宫布扎西把那个长包解开,里面是两支小口径步枪。
自从摄像机打开之后,我就没敢停止,所有的镜头都是连在一起的,我实在不知道冻麻的手指还能不能再按下录制钮。
我跟着尕仁青把吉普车里外查看了一圈,土绿色的北京2020吉普车极其破旧,右边前车门儿的车窗玻璃坏掉了,用编织袋堵着。
坐垫都是塌陷的,后座后面码放着五六个装满汽油的塑料桶和一些杂物,车顶上有两个鼓鼓的大编织袋子,车后面还拴了一个。
不用问,那肯定是藏羚羊皮。
这些残忍的盗猎者打死藏羚羊后,都是立即把皮剥掉,其他就全部抛弃了。
东周过来一把揪掉他头上遮住半边脸的棉帽子。
原来这伙盗猎分子已经在山里呆了1个月了,打死了70多只藏羚羊。
7个人是开着3辆吉普车进去的,中间坏掉了一辆,出来时又有一辆车掉到冰湖下面去了,而且食品衣被都在那辆车上。
他们也已经三天三夜没吃饭了,处于逃命的状态,而刚才是打算在路边休息一会儿的。
再进可可西里:“趣闻”夺得新闻大奖 野牦牛队大年初一凌晨抓获7名盗猎分子的新闻被广泛传播,春节联欢晚会上的那条贺电也被主持人念了出去,天津市民再次为野牦牛队捐了一辆吉普车和10多万元钱,野牦牛队的境况有所改善。
部分队员被请到天津做巡回演讲,我们又组织了一次跨越津、京、冀、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的“环保西部行”活动,一路做藏羚羊保护展览宣传,一路做当地的环保问题采访。
夏季的可可西里,到处是泥泞的沼泽,虽然经历了无数次的陷车,看到了藏羚羊、棕熊、狼、藏野驴、野牦牛等各种野生动物,也知道了六月下雪在可可西里简直就是稀松平常的事儿。
可是却没有发现任何盗猎分子,对记者来说这是没有新闻的坏消息,可对即将产羔的藏羚羊来说却好得不得了。
就在即将结束巡山的第8天,我们兵分两路,晚上南线巡山队员带回来一大编织袋子鱼,说是在多而改错湖下游的一个河床上捡到的,摄像老董也说他拍到了很好玩的断流河床上白花花死鱼的画面,这件事起初大家也都是当趣闻来说的,老董的画面也仅仅有2分钟,可是最后尕仁青和梁银权书记都确认发生断流的河流是楚玛尔河时,我一下子就警醒过来。
我盼望的大新闻终于来了!因为这次来之前我做了很多的准备功课,可可西里的沱沱河与楚玛尔河都是长江源头的主要支流,楚玛尔河也就是长江的北源。
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出发,我非常兴奋,马上联想到楚玛尔河断流的背后,是动物遭猎杀、草场沙化、冰川退缩引发的一系列生态危机。
我以最快的速度制作出《长江源头楚玛尔河断流》的消息发回天津。
片子中一条河鱼干死后张大嘴巴的特写镜头触动人心,很有震撼力,它似乎在问:谁在破坏生命之源? 仅仅1分半的短消息在天津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出人意料的断流加深了人们对可可西里以及三江源头环保形势的关注,这条新闻被评为第十一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一条大新闻差一点就被当成趣闻来处理,你说记者对于采访背景的了解有多重要,要回报就必须先得有付出。
三进可可西里:记录野牦牛队最后历史 2000年年底,我的婚期被推迟了,这源于一条突如其来的消息。
野牦牛队要与可可西里管理局合并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第三次奔向可可西里。
被盗猎分子打死的野牦牛队首任领导索南达杰和第二任领导扎巴多杰一直在为可可西里保护区的建立四方奔走,可是后来批准建立的保护区管理局却与野牦牛队并不相干,这就种下了两家对立的种子。
在格尔木,我记录了两支队伍合并时彼此并不信任的眼神,感受到了野牦牛队散伙饭的悲凉。
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被那个藏歌和高度白酒混合在一起的夜晚所激动着。
再后来,8名野牦牛队队员因为1998年已经被西部工委处理过的卖羊皮旧事锒铛入狱,其他野牦牛队队员全都陆续离开,我并不感觉意外。
记者不应该有对采访对象的倾向性,可是这并不妨碍和采访对象交朋友。
记者不成为他们的朋友,真正走入他们内心,又如何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形象呢?我被野牦牛队队员称作进入可可西里次数最多、采访时间最长又唯一拍摄到抓获盗猎分子现场的记者。
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公映后,纠正了好多人对于野牦牛队的偏见。
有很多人问电影里面的那个记者是不是我?我不敢独专,那一定是许许多多进过可可西里采访的记者的合影。
援藏三年 收获人生感悟 作为一个地方媒体的记者,到异地采访的机会其实并不多。
已经三进可可西里的我竟然很快就又得到了一个机会。
2001年5月,我被选派为天津市第三批援藏干部,当时,我刚刚结婚20多天。
天津对口支援的昌都地区地处西藏东部,属于传统的康巴地区,电视台也和昌都的其他行业一样落后。
我面临着新的挑战,地区的重大宣传报道、重要专题片一股脑地压到我的身上。
幸好,我制作的参加全国人居范例奖评选的《昌庆街》和国家旅游局项目评审的《茶马古道》都不辱使命。
昌都的路以险出名,“路若朽绳、命如秋叶”是前人的描述。
我就经历过被前后的泥石流滑坡困在中间、被山上掉落的石头差点砸中、半路上大雪封山等等险情。
2002年夏天,我中午从类乌齐县出发到丁青县采访。
连日的降雨引起山洪暴发,沿途有5座桥梁都被冲毁,吉普车只能在湍急的河水中艰难地爬过,可当傍晚到达离丁青县城20公里的地方时,一个大规模的山体滑坡让我们彻底死了心,只有原路返回。
那个漆黑的雨夜,我们饿着肚子,司机师傅一边要极力控制泥路上打滑的车辆一边躲避着山上的落石。
在最深的那条河里,河水已经没过了大灯,河床上的巨大鹅卵石又卡住了车轮,车子熄了火。
洪流把车子冲得左右摇摆,河水从缝隙里四处灌进来,车子重新打火之前的那一刻无疑是最漫长的,要知道车子被河水冲跑在昌都可不是什么新鲜事。
凌晨3点钟我们才回到类乌齐县城。
第二天检查车辆,大灯进水报废一个,车牌冲跑一个,四个轮子的固定螺丝折了3根,另外,放在后备箱里的摄像机的充电器被水淹泡。
西藏看似地多人少,实际上可利用的耕地和草场资源很有限。
我们到昌都不久,江达县两个村庄发生了草场纠纷,双方都动了枪。
事后,武警从两村收缴了100多支枪,有些竟然是英军进藏时留下的。
援藏的县委书记在冲突最危急的时候站到了双方的中间,以勇气和智慧平定了纷争。
我去采访时,县委书记已经成了和双方带头人大碗喝酒的好朋友。
在西藏,我很高兴利用我的知识帮助藏族同事提高业务水平,西藏各地市的新闻评比中昌都连续两年领先。
我自己也在进藏一年多的时候被任命为昌都电视台台长。
除了新闻采访,还有一件事令我很自豪。
利用刚开通的ADSL网络,我在2003年底仅用20多万元设计建设了一个节目传输系统,实现了《昌都新闻》在11个县的当日同步播出,解决了当地的大难题。
随后又实现了昌都台新闻到西藏台的远程传输,结束了靠航班或汽车捎磁带的历史。
后来,日喀则地区也请我去建设了同样的系统。
付出与收获总是结伴而行,感谢青藏高原让我收获多多。
去过西藏的人大多会有“西藏情结”,我也常常回想起千年雪山和纯净的天空。
高原上心脏超负荷工作,几年下来心肌一般会肥大一些,我宁愿把这种生理上的“大”看成心胸的“大”。
高原的辽阔把“功利”淡化了,藏区的原始让“复杂”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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