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廉能政治析论
雷青松。
摘 要：廉能政治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关联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对腐败治理中衍生出的廉而不为、廉而失能等不良政治现象的积极应对。作为廉洁政治的拓展性议题，廉能政治是价值之维和实践之维的有机统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既离不开政党良好的执政绩效，更离不开廉能并举的政治生态。新时代，建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廉能政治，必须在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调整优化权力结构及运行方式，加强政治伦理教育，注重廉能并举的政治文化建设，建构科学有效的廉能制度体系，激发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廉能政治建设，从而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凝聚强大的廉能合力。
关键词：廉能政治;国家治理现代化;治理能力;政治文化;政治生态。
廉能政治是廉洁政治的拓展性议题，是对腐败治理中衍生出来的廉而不为、廉而失能等不良政治现象的积极应对。廉能政治的本意要求整个政治生态既要“廉潔”，又要充满“效能”。这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政治话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自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和重大实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专题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并通过了纲领性决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不论是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制度，还是各相关治理主体及其关系，都在积极地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执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者，应该遵循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规律，善于理顺现代国家治理内在的各种关系，做到治国理政过程中的“善治”，同时注重推动自身治理的科学化、现代化。然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效实现的过程中，执政党如何实现“善治”和自身治理的科学化、现代化呢？要探讨这个问题，廉能政治就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对这一理论和实践议题的探究，正是本文的核心要义所在。
廉能政治与廉洁政治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议题。廉洁政治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作为政治行为，廉洁政治意指公务人员必须廉洁从政，即干部清正;二是作为政治制度和体制，廉洁政治意指廉价的政府或廉洁政府，其“构建主要集中在消除特权、惩治腐败和勤俭从政三个关节点上” [2]，即政府清廉;三是作为政治价值观或政治理想，廉洁政治意指执政伦理上的善政，即政治清明。相比于廉洁政治而言，廉能政治的内涵更为丰富，具体要求也更高。对于这一议题，何增科等国内政治学者进行了关注和研究，认为“反腐倡廉和廉政建设的目标应当是实现廉能政治”，只有廉能政治，“才是民众真正需要和衷心支持的政权”[3]。这在一定意义上对廉能政治的价值定位作了分析。但目前学界类似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对这一论题的基本内涵及运行机理等进行更多系统明晰的讨论。作为一个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议题，亟需进一步的深入探究。基于对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本文认为，所谓廉能政治，就是指一个国家的执政党与政府及全体公职人员在廉洁用权、廉洁为政的基础上，不断增强执政本领，坚持科学、依法、民主决策，实现行政过程的高效率和低成本，从而使整个政治生态呈现出一种廉而有能、奋发有为的理想状态。由此可见，廉能政治是一个比廉洁政治站位更高的理论和实践议题，它是对廉洁政治的拓展和深化，既强调“廉洁”，又要求在廉洁基础上实现“效能”。这一特质，使廉能政治成为价值和实践的有机统一体。
政治理论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就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活动[4]。依此看来，依靠公共性权威力量科学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以及公平公正地协调、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是政治的重要功能。既然是分配公共资源，而公共资源又是全体民众共同所有，那么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否则就会造成分配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被赋予一定公共性权威的政治主体（如执政党、政府等）在公共资源及价值分配的制度设计、分配方式、分配过程等方面要充分体现出廉洁性和效能性。这就使廉能政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显得尤其重要。具体而言，廉能政治的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廉能政治代表了治理腐败的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反映了社会的主导性政治价值诉求。就价值取向来讲，廉能政治作为现代政治发展的理想状态，要求政治生活朝着既体现“廉洁”又体现“效能”的方向发展;就评判标准和价值诉求来讲，廉能政治代表的是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对政治发展的愿景，符合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廉能政治承载的价值体系“提供了人们行为评价的标准，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是应该反对的，什么是可以许可的” [5]，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政治生活的基本理念和制度规范。二是廉能政治作为主导性价值，不排斥多元价值的存在，并对多元价值给予正向引导和必要的宽容。伊斯顿把政治价值分成主价值和次价值，主价值起主导性作用，为政治行为、政治规范和政治结构的排列确定基调和方向。但与此同时，具有公共性权威的主导性价值又会引导次价值朝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且在具体的政治生活中对次价值表现出必要的宽容。廉能政治的正向引导功能以及对多元价值的宽容特质，有利于提升执政党与政府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三是廉能政治反映的是一种理想化的廉政建设目标，它决定了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的总体价值倾向。“廉洁”和“效能”作为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基因，是任何寻求长期执政的政权体系不断追求的廉政目标，更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价值精神。在中国，廉洁与效能自古以来就被当作一种政治文化的价值导向。就“廉洁”而言，东汉思想家王充就曾有“案古纂畔之臣，希清白廉洁之人”的语句。战国时期的政治家、诗人屈原在《楚辞》中也有“朕幼清以廉洁兮”之诗句，后来东汉文学家王逸将这句诗注释成“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古人在追求政治生活上的“廉洁”时，也非常注重“勤”与“能”。古代统治者认为，“莅官之要，曰廉曰勤”，也就是说，官员从政的首要德行就是“廉”和“勤”。《周礼》更是主张从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等六个方面去考核官员。可见，中国古代早已将“廉洁”和“效能”作为评判官员优劣的基本政治规范。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取得最佳成效，全体公职人员更应该将“廉洁”和“效能”奉为从政的基本价值准则。
从本质上讲，一切政治都是实践的，实践性是政治的根本属性。廉能政治作为政治运行和发展的理想状态，同样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其成效。如果把廉能政治仅仅当作一种价值理念而不能在实践中产生良好的政治效应和社会效应，就会变成脱离政治实际的“乌托邦”。因此，只有将“廉洁”和“效能”的价值理念推行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并通过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估制度对廉能绩效进行考核评估，才能检验出实际政治生态的优劣。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将廉洁的价值理念变成活生生的政治实践，因而被世人誉为廉洁政府。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更不能仅仅将廉能政治奉为政治口号、政治主张，而应将其转化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略举措和实际行动。依此看来，廉能政治和执政党建设密不可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从严治党的偉大实践，就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和廉能政治建设的生动写照。2015年6月，习近平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讲话强调：领导班子带头人要“带头廉洁自律”“带头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做官”;“要做发展的开路人，勇于担当、奋发有为”，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6]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干部“廉”与“能”两个方面的严格要求，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要求全面从严治党理念必须化为干部的实际行动。实际上，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去考量廉能政治的实践性，会进一步深化以廉能政治为价值取向的执政党治理的现实意义。因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身是重大的政治实践，无论是在健全完善制度体系和加强制度执行力方面，还是在制度执行主体的精神面貌方面，都要求将廉洁和效能的价值理念嵌入其中。因此，不管是执政党建设本身，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如果说价值目标意义上的廉能政治体现的是“应该做什么”，那么政治实践意义上的廉能政治表明的则是“具体如何去做”。只有最终用实践去检验廉能政治的绩效，才能不断鞭策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促进全体公职人员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真正做到廉而有为。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在中国政治的基本逻辑中，政党是“领导国家推动现代化建设”“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 [7]的主导力量。因此，政党建设的现代化水平直接影响到政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廉能政治是现代政党执政能力的题中之义，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廉政建设的现实要求。无论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和核心角色来看，还是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元主体之一的参与者来看，中国共产党都应该明晰自身的功能定位和角色扮演，推动廉而有能、廉而有为的廉能政治生态建设，充分发挥好自身在领导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决定性作用。
政治廉洁是现代政治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保障。在中国，政治廉洁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国家政权体系的廉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而言，政治廉洁应该从三个基本维度去理解：一是从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要求出发，进行以廉洁为底色的现代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使这种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既反映人们对理想政治生活状态和清明政治图景的向往，又体现科学化、现代化和法治化的意蕴;二是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内含的公平正义价值取向出发，促进公共价值分配程序和行为的廉洁性，既体现政权体系中一切政治行为的廉洁，又体现政治价值取向的公共性、权威性;三是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求的廉政绩效出发，将廉洁这一价值取向付诸于政治实践，尤其体现在具体的廉政治理实践中，着力解决在国家改革发展中政权体系内部干部清正、政府清廉等难题，正确处理政治廉洁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断提升政权体系的廉政公信力。十八大以来，为适应国家改革发展全局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在腐败治理上大刀阔斧、力度空前，取得了廉洁政治建设和政治生态净化的可喜成绩。在十九大首场记者招待会上，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列举了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一组数据：五年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干部153.7万人，其中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干部和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包括十八届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43人;追回外逃人员3453人，还有“百名红通人员”中48人落网[8]。
腐败治理呈现出的压倒性态势，促进了官场生态的明显好转，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廉洁正能量。其实，现代国家中的腐败治理和廉政建设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因此，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绝不能忽视腐败治理和廉洁政治建设，同样，推进腐败治理和建设廉洁政治，也必须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局战略高度出发作出系统全面的考量。
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除了政权体系的廉洁之外，还必须充分激发各方面的动力效能。其中，政党良好的执政效能就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最为关键的动力。很难想象，如果在腐败治理过程中产生了廉而无为、廉而不为、廉而慢为、廉而乱为等庸政劣政现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将从何而来。从这个角度来讲，只有执政党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当自己手中的权力受到纪律规矩和制度规范的严格约束时，仍然保持勇于担当、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才能有力证明腐败治理的策略举措对国家改革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这表明，执政党在领导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但要保证干部队伍的“廉洁”，而且要具有良好的执政效能，即干部队伍廉而有能、奋发有为，才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廉能动力。当然，政党良好的执政效能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形成，除了政党自身的“廉洁”之外，还与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党自身执政能力的强弱。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西方政党的最大优势在于，它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不断加强自我建设，以实现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政党，因而能够在保证自身廉洁和充满活力的基础上，实现执政能力的日益增强。实践证明，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很强的执政能力，它才能够在面对各种艰难复杂的执政环境考验时做到游刃有余;也正因为它不断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才使其治国理政的效能日益提升。新时代，为了创造更加良好的执政效能，更好地领导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大国政党的伟大气魄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政治生态是多元政治主体生存发展的具体环境和实际状态，是政治生活、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执政党的党风和政风、社会风气的集中体现。政治生态直接影响到公职人员的价值取向和从政行为。习近平多次强调：“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9] 新时代，要推进国家层面的现代化治理，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在这个政治框架内营造出廉而有能、奋发有为的优良政治生态。实践证明，政治生态的“廉洁”能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优良的环境保障;政治生态的“效能”能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撑。如此来看，建设廉能并举的政治生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应然条件。只有将这一应然的价值取向变成实然的实践状态，才会真正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实效。当前，由于各种原因，廉能政治生态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仍然存在不相适应的问题：一是廉能主体思想认识不到位，在腐败治理和廉政建设中容易滋生出廉而不为、廉而失能的现象。十八大以来，在常态化高压反腐的现实环境下，为官不为的问题相对突出，主要表现在不敢为、不愿为、不会为等问题上。一些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消极心理，认为不收礼不吃请，能够不做的事情就不去做，能够少做的事情就尽量少去做，怕担风险、怕担责任，表现为“不敢为”;一些官员认为“当官捞不到好处，没有意思了”，于是干起事情来没有劲头，表现为“不愿为”;一些官员离开拍拍送送、吃吃喝喝的劣政环境，啥事干不了，啥事干不出，表现为“不会为”。二是廉能制度安排的科学化、现代化水平依然不高，使懒政怠政劣政等不良为政行为在短期内还难以根除。廉能制度意识、廉能制度体系、廉能制度运行技术等，都还有待进一步科学化、现代化，才能更有效地对不良从政行为进行约束治理，从而更加契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三是廉能政治文化的穿透力不强，使廉而有能、廉而有为的优良政治生态一时还难以全面形成。十八大以来，随着腐败治理和廉政建设的常态化推进，“廉洁 + 效能”的政治文化生存土壤已经具备，但由于配套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对一些存在懒政怠政劣政等不良从政理念的公职人员来讲仍然缺乏穿透力，这必然影响廉能政治生态的形成。四是廉能政治实践中，“廉”与“能”的契合度不够，直接影响到廉能政治从应然到实然的现实转化。上述关于当前廉能政治生态存在的种种问题，直接影响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际效果，亟待探索科学有效的解決路径。
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实践中，廉洁政治已经深深融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新时代，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亟须从廉洁政治走向廉能政治，广大公职人员不仅要做到为政“廉洁”，还要最大限度地提升为政“效能”。因此，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廉能政治的建构必须达到“廉”与“能”的有机统一，两者不可偏废。
（一）调整优化权力结构及运行方式，形成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权力运行体系。
权力结构是指权力的组织体系，是权力的配置形式及各种不同权力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关系。权力运行方式则是指权力行使及发挥作用过程中运用的具体方法和形式。一般而言，权力行为及结果的“廉”与“能”，既与公职人员的道德素养密切相关，也离不开权力结构和运行方式的科学性问题。权力结构科学合理，能够解决具体权力行为的廉洁性问题;权力运行方式规范有效，可以提升具体权力行为的效能性问题。中国传统权力结构是高度集中的，这种权力结构对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权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的高度集权体制，由于实际监督约束的乏力甚至缺失，也容易产生不良后果，最典型的就是，缺乏约束的权力极易导致寻租现象和蔓延性腐败问题。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想建构廉能政治，形成廉而有能、廉而有为的优良政治生态，就必须在充分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现实政治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对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及运行方式进行调整优化。这种调整优化着眼于各种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理顺、职能优化、效能提升，目的是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较为明晰的现代化权力结构体系。这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一是就党内而言，决策权由党代会行使，执行权归属党委，监督权归属纪委，这种党内权力分配关系有利于腐败治理和廉能建设;二是就政府而言，要破除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权力结构，将决策、执行、监督这三个权力进行分解，形成协同高效的权力结构[10];三是就权力结构中的上下级而言，要明确权力边界，形成上级权力主体的决策和监督权同下级权力主体的执行和监督权良性互动，实现上下级权力的平衡和优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不光要有权力结构的调整优化，还必须有与之相对应的权力运行方式转型。一方面，要从单纯追求权力运行效率向既讲效率又讲效能的方向转变。在相关制度机制还不够健全完善的条件下，如果权力运行单纯追求效率，很容易导致形式主义、功利主义等不良政治现象。因此，对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在权力运行上既要强调效率，更要强调效能。另一方面，权力运行方式要从“以政府为本”的价值导向向“以人民为本”的价值导向转变。单纯以政府为本的权力运行方式，容易脱离民众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实际需求，极易滋生腐败。只有以民为本的权力运行方式，才能做到在推进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政治伦理作为政治现象中的伦理关系及要求，就是指“人们在政治生活和政治交往中处理相互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则、规范的总和”[11]。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对公职人员加强政治伦理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对其加强责任伦理教育。责任伦理是现代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建构廉能政治的核心和关键因素。责任伦理在本质上就是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守制度规范，对民众负责，为民众服务，积极回应民众期待。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实践中，公职人员只有充满责任感、使命感，才能做到廉而有能、廉而有为。那么，应该如何加强责任伦理教育，才能有效提升公职人员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呢？应从三方面强化对公职人员的教育，以提升其责任伦理素质：一是秉公用权、依法行政。现代国家治理离不开公职人员的廉洁奉公。只有每一位公职人员都能够公正廉洁，才能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团结带领广大民众顺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时，公职人员依法执政，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精神。如果每一位公职人员能够做到遵纪守法、依法办事，就会形成廉而有能的良好政治氛围，公共权力的行使就能实现整体上的善。二是服务至上、勇于担当。对公职人员来讲，尽职尽责服务民众是政治伦理上最大的善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是政治伦理上最大的责任，这也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要的优良政治品格。三是坚定信念、奋发有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全体公职人员练就过硬本领，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发有为，这就必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充足的精神之“钙”作为价值支撑。从这个角度来讲，信念和价值建设是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廉能政治建构之本。没有坚定的信念，就不会有奋进的动力，也不会自觉去提升能力，更谈不上有良好的效能。因此，法治、担当、信念是新时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基本精神，必须用这些精神来教育作为廉能主体的广大公职人员，使他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真正做到廉而有能、奋发有为。
（三）注重廉能并举的政治文化建设，营造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良政治生态。
“政治文化”这个概念，首先由美国政治学家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提出。他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把“政治文化”表述为每一个政治体系对政治行为的特定导向。国内从政治学角度对“政治文化”进行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王沪宁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主要包括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内容”[12]。
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政治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主观价值范畴，是指人们对政治生活的价值取向模式，是关于政治意识、政治理想、政治心理、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制度和政策等政治价值因素的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离不开优良的政治生态;优良政治生态的形成，离不开廉能并举的政治文化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广大公职人员坚定理想信念、廉洁奉公，又需要有科学化、现代化的制度机制和超强的制度执行力，还需要有担当尽责、廉而有为的政治效能。这里的信念与廉洁、制度及执行力、担当与作为等的形成，都需要加强廉能并举的政治文化建设。那么，要营造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良政治生态，应该如何建构廉能并举的政治文化呢？这是一个现实性难题，不仅需要从政治制度和政策文化层面去规范权力运行，鼓励勇于担当、廉而有能、廉而有为的干事创业精神，并允许容错纠错;也需要从政治生活、政治心理和政治情感文化层面去锻造公职人员的廉能价值观，激发其廉能行为。因此，新时代中国的廉能政治建构，必须以廉能政治文化为抓手，步步深入、层层落实、久久为功，抓好公职人员的行为作风建设，加强其廉能修养和廉能锻炼，使他们始终保持精神奋发、作风良好、效能最佳的状态，从而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人才保障。
（四）建构科学有效的廉能制度体系，形成有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规约激励机制。
倘若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理解，新时代的廉能政治就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而衍生出来的关键政治话语，是国家治理的现实要求。为了提升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实效，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对作为廉能主体的公职人员的从政行为进行规约激励。40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制度无论对廉洁、效能的政治建设，还是对现代国家治理，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构科学有效的廉能制度体系更显得尤为迫切。那么，如何针对现代国家治理的明确制度需求去建构新时代的廉能制度体系呢？一方面，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相契合，建构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廉能制度体系。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廉能制度体系必须涵盖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制度内容。就宏观层面而言，在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国家的重大制度和政策都要充分观照现代化国家治理和廉能政治发展的要求;就中观层面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基本制度如选举制度、司法制度、监察制度、干部人事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规制度等，都应该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廉能政治的价值要求;就微观层面而言，党和政府的各项具体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要体现现代国家治理和公职人员廉能建设的实践需要。另一方面，要建立与现代国家治理和廉能制度执行力相配套的奖励惩戒机制，增强制度执行活力。要建立科学严格的考核评估机制，将制度执行主体对各项制度的执行效果作为干部晋升、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同时，对那些执行不力或乱执行的责任人要监督问责、严肃追责;对那些不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制度置若罔闻、恶意规避、有令不行者要坚决查处。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廉能制度执行力系统的有效运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廉能制度的科学建构和高效执行的有机统一。
（五）激发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廉能政治建设，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凝聚强大的廉能合力。
公职人员是廉能政治建设的关键主体，同时，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廉能政治生态状况又与社会环境紧密关联，因此，新时代中国的廉能政治建设必然离不开多元社会主体的积极参与。社会环境对廉能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为作为廉能主体的公职人员本身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一分子，整个社会风气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公职人员的廉能状况。因此，要建构廉能政治就必须全面净化社会环境。客观而言，一个现代化和有序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必然包含执政党、政府、公职人员、市场、社会组织、民众等在内的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参与。同样，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廉能政治建设亦是如此。一是要加强执政党对廉能政治建设的领导和引导。执政党作为国家政治架构中最具权威性的组织，在现代国家治理和廉洁政治建设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因此，只有加强执政党对廉能政治的领导和引导，才能保证廉能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及科学性、有效性。二是要发挥全社会参与廉能政治建设的整体效应。孙中山曾指出，政治是众人之事，替众人办事就是政治。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廉能政治建设这一新时代中国的众人之事，必须动员全社会参与其中，才能形成“人人崇尚廉能”的整体效应。三是要将廉能政治的价值理念真正转化为全社会的实际行动。廉能的价值理念，只有最终转化为广大公职人员、民众的政治自觉和实践自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真正发挥作用，才会有实际意义。总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应该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担当，积极引导全社会从传统的政治伦理思维中解放出来，樹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廉能政治理念，消除现实中存在的“廉能是官员的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错误观念，激发全社会参与廉能政治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倒逼公职人员恪守廉能价值，催生公职人员的廉能行为，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凝聚强大的廉能合力。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3—11—15）. 魏继昆.抗战时期中共构建廉洁政府论析[J].党的文献，2016（3）∶74—81.
[3]何增科.制度化反腐：从廉洁政治到廉能政治[J].领导文萃，2015（11）∶7—22.
[4]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M].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28.
[5]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7.
[6]习近平论领导干部修养——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摘编[J].党建，2016（4）∶5—9.
[7]肖存良，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以统一战线为视角[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37.
[8]十九大首场记者招待会热度十足 反腐、党建成关键词[EB/OL].（2017—10—19）.习近平谈政治生态[EB/OL].（2017—03—22）.陈朋.从廉洁到廉能：腐败治理的战略转向与建构路径 [J].南京社会科学，2017（12）∶87—95.
[11]李建华.执政与善政—执政党伦理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8.
[12]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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