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程研究十年综述
［摘 要］ 自1999年《天涯》杂志推出“刘亮程散文专辑”以来，刘亮程散文经历了一个由“一夜成名”并红极一时到逐渐冷却的过程，但刘亮程散文的研究却逐年深入。本文就1999年—2008年这十年来笔者所能找到的关于刘亮程的研究论文从内涵研究、内容题材研究、语言风格研究、创作方法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并对近年来才出现的刘亮程小说的研究也作了初步探讨。
［中图分类号］ I20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38(2008)05—0084—04。
1998年4月，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结集出版，但并未引起多大反响。1999年，《天涯》杂志在第5期隆重推出刘亮程散文专辑，不惜篇幅一气发了17个版面，并请来著名作家李锐、蒋子丹、方方、李陀、南帆等发文助威，使刘亮程一夜成名。2000年初，《大家》、《北京文学》、《散文选刊》等著名刊物相继推出刘亮程的散文，《南方周末》、《文汇报》等知名报刊亦对刘亮程的散文给予了高度评价，著名学者林贤治也在《书屋》杂志刊登长文《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其中对刘亮程大为赞赏，称其为“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位散文家”。是年8月，著名民间出版家牧野专程到新疆拜访刘亮程，并在《书屋》发表《乡村“哲学家”刘亮程》一文，使刘亮程在中国思想界声名鹊起。其后，中国官方也开始瞩目刘亮程，2001年4月授予他第二届“冯牧文学奖”。
其他报刊和网上也先后出现了对刘亮程散文的研究批评，褒贬不一，气氛非常热烈，形成了著名的刘亮程散文热。2002年3月，新疆人民出版社汇集报刊和网上的这些批评文章出版了《乡村哲学的神话——“刘亮程现象”的反响与争鸣》一书。其后，刘亮程散文热逐渐消退，但是关于刘亮程的研究却没有停止，每年都有不少关于刘亮程的论文发表，并且这些论文较之刘亮程散文热时期的批评更加专业与深入。本文拟就1999年—2008年这十年来笔者所能找到的关于刘亮程的研究作一个简要的论述。
刘亮程散文最先引起人们关注的是他的“哲学”，这在1999年《天涯》第5期“刘亮程专辑”之后的“推荐与研讨”中蒋子丹就已经提到刘亮程不为他人和前人的知识观念所囚，身边小事皆可入文，村中动静皆可成诗的散文是“一种哲学，是发现的哲学，是悲怀和乐世的哲学，是生命大彻大悟顶天立地的哲学。”［1］之后，林贤治在他的《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再次提到这种哲学，说“这是‘乡土哲学’；是一种生活态度，就像盐溶解在水里一样，散布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地方。”［2］到了牧歌，干脆直呼刘亮程为“乡村‘哲学家’”。2001年1月《一个人的村庄》再版的时候封面上已经印上了“后工业化社会的乡村哲学”的标签。刘亮程的“哲学”成为刘亮程研究最引人注目之处。
但是，刘亮程的这种所谓“哲学”却是意义模糊的，很少有人准确地对这种哲学作一个说明，每个人眼中的“哲学”各不相同。但大致看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天人合一的原始思维。
所谓“原始思维”，即与任何思维的最基本定律背道而驰，它不像我们的(逻辑)思维所做的那样去认识、判断和推理，却专门注意事物的神秘原因［3］。李晓华在他的《原始思维•诗意地栖居•现代焦虑》中认为，刘亮程散文的最大特色在于有意无意地以‘原始思维’方式，嫁接原始意境，营造神秘氛围，产生出特殊的张力美感［4］55，认为，“刘亮程的‘独步’，是一方面启动了原始思维，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这是现代社会。或者说只是敏锐地发现了现代社会中残存的原逻辑思维，从而真实地书写了比现实更为真实的‘村庄’。”［4］56。
“天人合一”是原始思维的一种方式，刘亮程散文恰恰有意无意地素朴地发掘了这种潜藏于人们思维中的原逻辑［4］56。这方面有很多人进行了或深或浅的论述。如李维鼎在《“逃跑者”的“自审”与“自恋”》中写道，“刘亮程以‘生存本身’为书，在他的心目中，万物皆灵，人应该通过认识‘人之外’来认识人自己。”［5］张国龙在《关于村庄的非诗情画意的“诗意”写作姿态及其他——刘亮程散文论》中将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和庄子的《齐物论》联系起来，说：“刘亮程散文不管落笔何处，似乎都无意把人作为审视的唯一重心，而是把人/物，或者说所有存在于大地(黄沙梁)上的一切一视同仁，没有孰轻孰重孰尊孰卑。这种‘齐物论’色彩始终在他笔端流淌，弥漫在字里行间。”［6］摩罗在他的《生命意识的焦虑——评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中也认为刘亮程这种众生平等、万物一体的意识特别强烈，“他把什么东西都看成和自己是一体的。”［7］潘禾婴则把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从拟人化的修辞格方面进行理解，认为刘亮程以拟人的修辞格为动物灌注了生动的内涵，使生命彼此相依，泯灭了人畜间的不平等［8］。周鸿和刘敏慧的论文《灵魂的领地——刘亮程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阅读札记》也认为刘亮程在对他“一个人的村庄”及精神家园的长期寻求中，获得了一种观察和追求自然的方式，即人在和大自然万物的和谐中体会真、善、美，从而把握村庄和自然界里最真实也最具稳定性的精神内核，并以朴素简单的文字表达他对这个人畜共居的村庄和土地的感激，对自然万物的尊敬和理解［9］。
当然，也有人不赞同这种“天人合一”的说法，例如余杰就说将他的文字与“天人合一”等传统儒家的观念联结起来完全背离了刘亮程作品的精神实质——与其说刘亮程在写一个封闭的村庄，不如说他在凸显一颗无忧无虑的心灵，刘亮程的文字想说的，其实是一种当代人所匮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10］93。但这样的反对意见并不很多。
2.“命”的纠缠。
林贤治在他的《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就已指出刘亮程的散文中“始终有一种‘命’的纠缠，这种纠缠便构成了哲学，决定着他的散文内容，甚至写法。”［2］在刘亮程的散文中，几乎很少有不谈“命”的，不但谈人的命，还有马的命、狗的命、牛的命、驴的命、小虫子的命、歪脖树的命……和“命”的这种纠缠使刘亮程的散文触角伸向了时间、空间、死亡、苦难、孤独、荒凉、焦虑等命题，同时也使他的散文走向了一种较高的境界，让他能在文章中去除功名利禄、虚妄浮躁等各种炽情，走入一种纯情的、本真的澄明状态。
摩罗在《生命意识的焦虑——评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中将这种纠缠称为“生命意识”，并将其分为三种情形［7］：一是“生命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即刘亮程“天人合一”的原始思维观念；二是“生命的伤痛与荒凉”，其中包括“生命的脆弱与限制”、“生命和时间的关系”、“生命的荒凉”。首先，摩罗称在刘亮程散文中相对于生命的强大他更关注于生命的脆弱与弱小，比如在《寒风吹彻》中自己冻伤的腿，冻死的老者，最终没有熬过那个冬天的姑妈……这样的叙述中饱含着作者博大无边的悲悯情怀。如张国龙所说：“他时常以博大的悲悯情怀面对他们（它们），给予他们（它们）人性的审视和怜恤。他会怜惜地扯一把草喂一匹垂死的老马；他不忍心把一头被自己使唤老的牲口再卖给别人使唤；他能理解一只鸟的孤独（《孤独的声音》）；他小心翼翼地探询野兔营生的小路，慨叹它们生命存在的艰难、卑微（《野兔的路》）；他会为一只虫子卑微的命运揪心（《三只虫》）；他甚至对一只老鼠抱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同情，认为一只偷吃人类粮食的老鼠也应该有一个好收成；他会冥想一片飘零于风中的叶子的命运（《风把人刮歪》）；他会对一朵花微笑；他能听懂沉埋在地下的草根的生命悸动（《最大的事情》）。”［6］其次，“生命和时间的关系”更是刘亮程关注的重点。韩子勇就说“刘亮程的全部写作是关于时间的写作。”［11］摩罗则以为刘亮程对时间敏感，实际上表现了一个作家意识深处对人生短暂，对人的生命面对死亡时无可奈何的一种哀怜一种悲悯。湖南师范大学2006级硕士研究生毛刚妮在他的学位论文中也对刘亮程散文中的生命和时间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论述，他指出在刘亮程的散文中没有具体年份的影子，我们看到的只是大块的时间或模糊了具体背景的时间。他认为刘亮程在寻找与追怀一种“鲜活如我们古老的血液”、“永远不旧的东西”。而正是刘亮程的这种对时间的认识使他选择了时间刻痕较小，远离社会生活的村庄写作。村庄的完全封闭是刘亮程有意为之的，刘亮程刻意让时间模糊，从而去完成他心中的“一个人的村庄”。
［12］再次，“荒凉”也是刘亮程散文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刘亮程自己就曾说“生活单调得像篇翻不过去的枯涩课文，硬逼着我将它记熟、背会、印在脑海灵魂里。除了荒凉这唯一的读物，我的目光无处可栖。”（《一个人的村庄•黄沙梁》）“刘亮程深深知道乡村偏僻闭塞的缺陷，不惜以“荒凉”一词描述因为闭塞和孤独所遭遇的煎熬和绝望。在他看来，这种闭塞和孤独使生命残缺甚至凋谢。”［7］三是“生命的恐惧与焦虑”，其中包括“存在的恐惧”与“生命意义的焦虑”。对于“存在的恐惧”刘亮程在散文中没有回避，在很多篇章里他写到了人的疾病、衰老和死亡，写出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助，这使得刘亮程的散文带有了一定的悲剧色彩［12］。而对于“生命意义的焦虑”，摩罗认为表达生命意义的焦虑已经成为刘亮程写作的基本视角之一［7］。“他从来没有像有些评论者认为的那样，安守于一个封闭村庄的日常生活。他希望自己的存在比肉体更加广大，比日常生活更加深远，比寿命更加长久，比村庄更加丰富。他渴望看见自己在世界留下痕迹，对世界产生影响。他常常拿着铁锨在村头东挖西铲，让一棵草、一抔土因为他的力量而改变。他把这个叫做‘找个理由活下去’。这个理由是什么?就是与世界广泛而又深远的联系，就是生命的价值与意义。”［7］。
牧歌在《乡村“哲学家”刘亮程》中提到“乡村哲学”有反现代性的一面，这种反现代性有进步意义［10］71。刘亮程散文中对工业文明反叛的“经典文本”就是《城市牛哞》，这篇散文被包括李锐、林贤治、牧歌等在内的无数人引用，以确证刘亮程散文的反现代性。但是有更多的人对此表示不屑。如余杰就说“有人把刘亮程的散文作为一曲对抗工业文明的“田园牧歌”来看待……在我看来，这些评论完全背离了刘亮程作品的精神实质。”［10］93谢宗玉在《解读刘亮程》一文中也十分中肯地指出批评家把刘亮程的《城市牛哞》当作一篇反工业文明的战斗檄文是轻浅和大众化的，尤其指出被批评家称道不已的那几句“我是从装满牛的车厢中跳出来的那一个。是冲断缰绳跑出来的那一个。是挣脱屠刀昂着鲜红的血脖子远走他乡的那一个”其实是文章的败笔，应该删去，认为这种口号式的东西不是真正属于刘亮程自己的［10］135—139。
因此，如果说刘亮程散文确实有反现代文明的因子的话，我们也应该以陈协在《刘亮程的意义——以〈城市牛哞〉为例的解读》中所持的态度来对待：“作家无意要将乡村与城市作绝然地对立，因为‘城市与乡村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两者之间真正区别在于‘城市不断产生新东西，不断出现，不断消失，一些东西还没来得及留意它便永远消失了’，‘但人的心灵却总是怀想那些渐渐远去的、已经消失的事物’。”［14］刘亮程的“反现代工业文明”只是有感于城市生活方式的功利需要对所存在的事物的自然生命过程的漠视与无情剥夺。因此，刘亮程的“反现代工业文明”是温和的、自然的。
刘亮程散文除他的“哲学”外，另一个大的特色就是他的内容和题材基本上都是关于黄沙梁这个村庄的。内容和题材的单一并没有妨碍刘亮程的创作。用刘亮程自己的话说：“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一根木头旁呆二十年，我同样会知道世间的许多道理。更何况我生活在黄沙梁这么大的一个村庄里。我肯定会知道的更多一些。”（《一个人的村庄•只有故土》）因此，那只老死窝中的狗，那只下了蛋藏起来孵小鸡的黑母鸡，那场刮过原野的风，那片东飘西荡的云……这些都成为刘亮程笔下的内容。
在鲍尔吉•原野和丁宗皓的一次《关于“新乡村主义”的对话》中，刘亮程被称为“新乡村主义”的代表。并且在这次谈话中鲍尔吉•原野提出了新乡村主义的三个特征：“其一，全面呈现乡村的美，再现和揭示人与自然以及和在这个关系中生成的乡土文化的共生关系。其二写作状态的封闭性。新乡村主义割断了乡村和外界的联系，呈现与赞美乡村社会中的经验世界，因此琐屑和细腻是其另一特点。其三，将乡土诗意化，使之还原乡土生活本身。” ［10］144鲍尔吉•原野的这三个特征或者说标准几乎就是为刘亮程散文量身定做的。刘亮程的散文充分再现和揭示了乡村中人与动物、植物的和谐关系，正如周立民在《刘亮程的村庄——谈刘亮程的散文》中所说的：“刘亮程的写作扯开了对乡村世界的幕布，以另外一种风景丰富了我们对乡村世界的认识，并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促动我们对家园的概念进行重新确认。从他的文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宁静的和谐，是人与土地的和谐，人与生物的和谐，是人与人的和谐，这种内心的满足和宁静对于焦躁的现代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甚至求之不得的。”［14］刘亮程的散文也仅限于黄沙梁这个村庄的人和事，他自己就说“每一个作家都在寻找一种方式进入世界。我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首先是从一个村庄开始的。” 对于他来说，“这个村庄，不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处所，是他终生所要表达和描述的对象，它更多的代表着他的生命与写作方式，是作家在内心深处不断构筑和丰富的一片灵魂领地。”［15］在这个人畜共住的村庄中，那些“灰鸟、虫子、老狗、胡杨树、逃跑的马、挣断缰绳的牛，和那唯一的一边闲逛一边在内心琢磨的扛着铁锨的人构成了一个独特而又无限的生命空间。”［15］。
但是，很多人并不看好刘亮程的这种内容和题材狭窄的创作前景，认为进入城市的刘亮程将面临失去创作素材和创作活力的危险。也有人认为刘亮程的对土地的感情虽然绝对是真诚的，但也许正是这种对土地对乡村的绝对真诚与信仰的原因，使刘亮程丧失了对土地对乡村的批判性反思。如张立国在《乡村哲学的神话》中就说“刘亮程的散文里只有对人性的简单化白描，人性的复杂与丑恶在他笔下完全消失了。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作家在试图逼近中国农村落后地区的真实境况时，不可能只是一味地赞美而缺乏必要的批判和反思。”［10］3—4陈枫在《矫情时代的散文秀》中也认为刘亮程把生存、苦难和农村诗意化了，他逃离了生活现场的残酷，在逼近中国农村落后地区的真实境况时，只是一味进行想象性的赞美而缺乏必要的批判与反思。这种“质疑之勇气和不从之姿态的沦陷显现了刘亮程人文关怀的阳痿和写作良知的缺失。”［16］。
倒是单正平在《亮程散文》中说了句公道话：“葡萄牙作家佩索阿，终其一生，不过写的是他在里斯本当职员的时候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和感悟，内容好像单调贫乏极致。但他思考的独特和深刻，很少有人能企及，因此也成了现代文学中的经典。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写什么实在是他自己的事情。”［10］90。
三、裹挟着泥土气和牛粪味的诗性语言——刘亮程散文语言风格研究。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刘亮程散文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之所以能使读者眼前一亮并兴味盎然地阅读,除了作品本身具有深厚的思想意蕴,能给人启迪和遐想之外,更得益于他魅力十足、风格别样的语言风格。刘亮程是驾驭语言的高手，他可以娴熟地、随心所欲地运用语言去表达他想表达的一切。他的散文语言与众不同，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风格:或细腻，或粗犷；或雅致，或俚俗；或庄重，或谐谑；或自嘲，或调侃。恰如行云流水,令人赏心悦目。
谢宗玉在《解读刘亮程》中说“写诗的刘亮程已把文字练得就像在清澈和河水里淘洗过一样，他的文字常常让你读得心尖尖像被针尖尖在挑，甚至他还能利用文字的魔力，使一些平庸的篇章披上浮华的外衣，让人们去叫好。”［10］135—139孙政在《名作欣赏》发表的《哲理与诗性的开掘——刘亮程系列散文〈风中的院门〉解析》中也说：“刘亮程在散文语言的运作上的确也与众不同——这种语言，如果用一些评论者的话来说，那就是‘一种没有被城市文明覆盖或污染的浑金璞玉般’的语言，是一种‘可以穿越几代人而不消损的情绪性和情感性’的语言，因此而使其散文独具魅力。”［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