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早期公共图书馆报告的分析和启示(1850—1919年)
[摘要] 在英国早期公共图书馆发展过程中，有两类报告值得关注。一类是公共图书馆调查报告，另一类是公共图书馆年度报告。作为英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一部分，两类报告的经验教训值得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借鉴。本文分析两类报告的成因、内容、特点、影响，从中获得了一些启示，如开展全国公共图书馆调查，做好公共图书馆年报工作等。
参照英国学术界对公共图书馆史的阶段划分，文中的“早期”以1850年为上限，1919年为下限。本文的公共图书馆，是指1850年后英国依据公共图书馆法建立的图书馆。
英国的公共图书馆调查报告，是在与图书馆事业相关的国家机构或单位委托下进行的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调查报告，知名人士是调查主持者和报告提交者。这些机构和人士对公共图书馆事业有着充分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英国公共图书馆运动早期，先后出现了两份公共图书馆调查报告：1849年的《公共图书馆特别委员会报告》和1915年的《图书馆需求与政策报告》。
19世纪30年代，处于宪章运动高潮的英国出现了强烈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倾向。在改良思潮推动下，国会相继通过《议会改革法》、《工厂法》、《贫困法修正案》。《议会改革法》为国会增添了许多改良派议员，《工厂法》和《贫困法修正案》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人的休息时间。改良派从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主张工人休息时应在读书的过程中受到教化，从而减少他们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反抗。作为工人的主要阅读场所，公共图书馆被提上议程。1834年，国会成立了一个负责调查劳工酗酒状况的委员会，下院议员白金汉任主席。经调查，白金汉1835年向国会提交“公共机构法案”，主张准许各地以征税的方式成立图书馆和博物馆。虽然该法案未获通过，但是却对同样热衷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下院议员尤瓦特和布拉泽顿造成重要影响。在二人努力下，国会1845年通过《博物馆法》，鼓励大城镇成立博物馆。该法规定万人以上城镇征收每人半便士财产税，用于兴建科学和艺术博物馆。《博物馆法》的公布推动了《公共图书馆法》立法工作，继而出现的《公共图书馆特别委员会报告》与上述改良因素不无关系[1]。
1847年，图书馆学者爱德华兹发表文章《伦敦和巴黎的公共图书馆》。1848年，他发表统计资料《以统计观点看欧洲和美国的主要公共图书馆》。尤瓦特遂据此主张制订《公共图书馆法》。此时，欧洲大陆爆发1848年革命。英国国会为之震惊，进一步意识到公共图书馆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随即成立公共图书馆特别委员会，负责考虑全国各地特别是大城镇设立公共图书馆的问题，尤瓦特任主席。在爱德华兹与尤瓦特合作下，特委会对欧美各国图书馆经过一年调查，于1849年向国会提交《公共图书馆特别委员会报告》，即《尤瓦特报告》。
《尤瓦特报告》引用了欧美国家32位公共图书馆馆长的证词[2]，概括了当时欧美各国公共图书馆现状；指出了英国在这一领域的差距[3]，认为英国当时的各类图书馆远远不能满足公众需要；分析了在英国建立免费公共图书馆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说明了公共图书馆应具备的教育和休闲职能，强调公共图书馆有助于培养谦逊温和的性格。报告要求政府为公共图书馆提供资金支持，建议国会修改《博物馆法》并授权各城镇向民众征收少量税金以成立公共图书馆。
《尤瓦特报告》为1850年《公共图书馆法》做了铺垫。以之为基础，尤瓦特1850年2月14日向国会提交《授权各市镇委员会建立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法案》[4]。经过改良派与保守派议员反复较量妥协，法案于7月25日获下院通过，8月6日获上院通过，8月14日由维多利亚女王签署生效。世界第一部、也是英国首部全国性《公共图书馆法》宣告诞生。
在英国公共图书馆事业中，生于苏格兰的钢铁大王卡内基做出了很大贡献。1900—1912年，他为建筑英国公共图书馆捐助了200万英镑，此举推动了许多地方政府兴建公共图书馆。1913年，年近八旬的卡内基已力不从心，遂委托卡内基英国基金会继续向英国公共图书馆捐款并负责调查英国公共图书馆现状[5]。此时距1849年《公共图书馆特别委员会报告》已有64年，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英国公共图书馆事业虽然有了显著发展，但是也有些棘手的问题亟待解决。对公共图书馆进行总体调查，合乎当时英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
1914年，卡内基英国基金会邀请牛津大学政治理论教授亚当斯和格拉斯顿调查当时的公共图书馆和卡内基捐款使用情况。亚当斯1915年向基金会提交《图书馆需求与政策报告》，即《亚当斯报告》。该报告包括许多关于卡内基捐款的统计数据，指出全部或部分依靠捐款建成的图书馆有366所，批评捐款用于建筑过多图书馆馆舍而忽视了馆藏建设[6]。报告指出英国仍有占总人口43%的乡村人口无法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建议加强农村公共图书馆建设，把农村公共图书馆变成农民的精神生活中心[7]。报告还建议成立中央借阅图书馆。
《亚当斯报告》受到卡内基英国基金会和英国政府重视。首先，报告关于农村公共图书馆的建议得到基金会采纳。1915年，基金会在英国北海的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刘易斯岛进行试验，在卡内基家乡苏格兰古都丹弗姆林公共图书馆成立三岛联络中心，为这三个岛提供图书馆服务。此次农村公共图书馆试验取得成功，促使基金会继续在斯塔福德郡等地进行试验。截至1918年，有12个农村地区接受了基金会捐助，捐助额超过10万英镑。其次，报告关于中央借阅图书馆的建议获得落实。1916年，由基金会资助的中央学生图书馆在伦敦成立，开始从事若干图书馆的馆际互借业务，主要互借学生使用的学术著作[8]。再次，报告关于农村公共图书馆的建议被国会认可。1918年，苏格兰修订《公共图书馆法》。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也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对公共图书馆法做了相应修改。修正案准许非城市区域公共图书馆进行扩充，不仅使没有公共图书馆的小城镇和大村庄能建分馆，还在小村庄和居民点也能建图书交换站，从而使农村公共图书馆的分布范围有了很大拓展[9]。1925年，《公共图书馆法》再次修订，允许各郡开始建立中心图书馆。截至1926年，全国除5个郡以外的绝大多数郡都有了全郡性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英国城乡公共图书馆的不平衡格局得到有效调整。
英国的公共图书馆年度报告，是各地公共图书馆的年度总结，由地方政府公共图书馆委员会主席或各地公共图书馆馆长（或重要馆员）负责签署，由地方政府或各地公共图书馆委员会进行听取和审议，简称公共图书馆年报或年报。
首先，公共图书馆年度报告具有非正式性。与美国不同，英国对年报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国会对年报的法律地位曾进行两次立法尝试。第一次是1837年“公共工程法案”。法案计划在公共机构中建设图书馆，建议这些机构向内政部国务秘书提交图书馆年报，被国会否决。第二次是1881年“免费图书馆法案”。法案建议公共图书馆每年向教育部提交一份类似于年报的年度报表；为了将公共图书馆与学校系统联系起来，法案建议教育部设置公共图书馆督察员。当时的图书馆界对法案反应不一。赞成者认为，这些建议是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产物，既能协调公共图书馆整体发展，又能提高公共图书馆声誉。反对者以剑桥公共图书馆为首，认为法案会使公共图书馆沦为其它教育机构的附庸。法案最后搁浅。至此，关于年报的立法努力宣告结束，年报最终没有获得法律赋予的强制性，只有非正式性。
其次，公共图书馆年度报告具有多样性。由于年报缺乏法律统一规范，因而具备了多样性：在篇幅上，年报长短不一；在结构上，有的年报很复杂，有的年报相对简单；在内容上，年报一般以图书馆年度发展概况为主，包括各种统计数据图表，涉及馆藏规模、借阅人次、当地政府公共图书馆委员会成员名单、赠书清单、期刊清单等。此外，有的报告还述及与图书馆相关的文化机构发展情况，如博物馆、美术展览馆、技术和成人教育设施、公园和其他娱乐场所等。
再次，公共图书馆年度报告具有普遍性。年报的非强制性使一些城镇的公共图书馆，至少在某些年份没有发表年报，而是代之以其他形式。这些城镇包括盖茨黑德、伍尔维奇、肯德尔、切斯特菲尔德、麦克尔斯菲尔德、彼得伯勒、霍伊克。布里斯托尔市公共图书馆则从未发表年报，原因在于当地政府公共图书馆委员会认为此举浪费钱财，所以转而在当地报纸发表公共图书馆月度陈述。19世纪末，雷丁市公共图书馆连续9年没有发表年报，而是在当地出版社发表公共图书馆月度报告和图书馆—博物馆委员会会议记录。究其原因，主要是经费有限和缺乏积极性。不过，上述情况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公共图书馆仍把年报视为惯例。1918年，在英国566所公共图书馆中，绝大多数公共图书馆开馆后每年都会编制公布年报，南安普顿和霍恩西等市还将公共图书馆年报作为当地政府的一项方针[10]。
一方面，公共图书馆年度报告的形成与各地政府公共图书馆委员会直接相关。公共图书馆委员会由政府任命，每届任期一年。由于公共图书馆在行政上对公共图书馆委员会负责，因而年报实际上是历届公共图书馆委员会的工作总结，具有行政部门报告的性质。不过，与一般地方政府部门报告相比，公共图书馆年报别具一格：一般地方政府部门报告有正式格式和固定篇幅，公共图书馆年报的非正式性和多样性使其体例相对随意；某些地方政府部门报告会呈送中央主管机构，公共图书馆年报的非正式性使它省略了这一环节；一般地方政府部门报告通常不单独对外公布，公共图书馆年报则在当地公开单独发表。
另一方面，公共图书馆年度报告的形成与社会志愿团体也息息相关。首先，公共图书馆与志愿团体具有相似的管理方式和组织结构，都有社会公益性。许多志愿团体有公布年报的传统，因而公共图书馆年报可以说是公共图书馆对这一传统的效法。其次，在公共图书馆发展早期，经费紧缺使公共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靠志愿团体[11]。于是，年报成为公共图书馆通过志愿团体获取公众捐赠的有效途径。年报通常用相当篇幅列举捐赠者名单，对捐赠者致谢，然后提出进一步的捐赠需求。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激发公众的公益精神，还有助于公共图书馆委员会更好地发挥职能。
一方面，公共图书馆年度报告具有图书馆学和非图书馆学价值：①图书馆学文献价值。作为公共图书馆发展的见证，年报如实反映了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历程。在“公共图书馆之父”爱德华兹倡导下，年报的内容日益翔实，成为图书馆学的重要文献。在关于公共图书馆运动发展的早期著作中，年报的统计数据常被引用。在1878年英国图书馆协会首届年会征集的论文中，年报是许多文章的论据来源。②非图书馆学文献价值。年报的内容不仅包括图书馆的统计数据，还涉及许多相关领域，因而在其他学科中也有一定价值。例如，年报关于博物馆的介绍为博物馆学提供了研究资料，年报有关美术展览馆的叙述属于美学范畴，年报中的图书捐赠者名单则是慈善史的史料。
另一方面，公共图书馆年度报告的缺点使其用途受到限制：①年报流通范围小。年报虽然对外公布，但是其实际持有者只限于公共图书馆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及其公共图书馆委员会、本馆和当地其他图书馆馆员、当地报纸和出版社等年报发行者、图书馆财物捐赠者、年报编制单位和若干社会名流。②年报的发行量很小，通常只有数百份。③年报是非正式文件，不能呈送中央备案。上述因素给今天收集早期年报带来了极大困难。相比之下，同时代发行的图书馆专业期刊、名录、年鉴、会议纪要、手稿等资料则比较容易获取。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年报的价值。
3 启示。
作为英国早期公共图书馆调查报告，1849年《公共图书馆特别委员会报告》和1915年《图书馆需求与政策报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前者通过对比英国国内外公共图书馆发展状况，促成了1850年《公共图书馆法》出台；后者通过考察英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推动了农村公共图书馆建设和馆际互借工作。此后，1927年的《部属委员会关于公共图书馆的报告》（肯尼恩报告）、1942年的《英国图书馆系统：一份现状报告暨战后重组建议书》（麦考文报告）、1959年的《英国教育部公共图书馆委员会报告》（罗伯兹报告）也对英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相继产生了重要影响。1967年的《英国大学奖助委员会之图书馆委员会报告》（派里报告）和1969年的《国家图书馆委员会报告》（丹顿报告）为1972年《大英图书馆法》（《不列颠图书馆法》）的颁布和大英图书馆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可见，调查报告是英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各个发展阶段的先行者[12]， 为公共图书馆指明了发展方向，是英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始终处于发达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鉴于公共图书馆调查的重要意义，英国国会1992年通过《公共图书馆调查程序法则》，从法律上肯定了公共图书馆调查的地位，强化了公共图书馆调查的作用[13]。
公共图书馆调查在我国只有20年时间，尚处于初始阶段。我国图书馆界关于公共图书馆调查的文章虽然有百余篇，但是这些文章大多是针对某一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或公共图书馆的某项服务进行的论述。曾经开展的公共图书馆调查基本上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局部行为和一些公共图书馆的个体行为，缺乏统一规范。具有总体性和综合性的全国公共图书馆调查尚未开展，相关文章屈指可数，相关法律亦属空白。英国公共图书馆调查报告为我国的全国公共图书馆调查工作树立了好榜样。
全国公共图书馆调查是国家对公共图书馆事业行使管理职能的表现。通过调查，国家能够从总体上充分掌握全国公共图书馆在馆网分布、馆舍设施、馆藏规模、馆员素质、科技水平、经费使用、服务质量、学术研究等方面的现状，深入了解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特色、发展要求、发展趋势，全面发现公共图书馆事业在数量、质量、格局、资金、资源、技术、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总结归纳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公共图书馆调查报告是国家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确定发展方向、发展决策、发展战略、发展方针、发展思路、发展措施的重要依据，有助于提高公共图书馆立法的真实性、准确性、科学性。因此，开展全国公共图书馆调查，是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符合公共图书馆事业的长远利益。而且，调查研究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优良传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开展全国公共图书馆调查是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全国公共图书馆调查要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国家有关部门是调查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图书馆学会骨干是调查的主持人和报告的执笔人。
全国公共图书馆调查要有章可循。国家相关机构和图书馆行业组织应对调查的适用范围、活动程序、调查方式、调查者的权利等方面进行相应规范。
全国公共图书馆调查要发扬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精神。我国是图书馆大国，国情复杂，各地发展不平衡，全国公共图书馆调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调研过程中，要吃苦耐劳，克服困难，齐心协力，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国情，深入基层，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提交高水平、高标准、高质量的调查报告。
全国公共图书馆调查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日新月异。全国公共图书馆调查要紧随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步伐，不断探索并采用与之适应的调查方式。
英国公共图书馆调查报告是宏观层面的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调查报告，英国公共图书馆年度报告是微观层面的地方公共图书馆工作报告。英国公共图书馆年报已经有了160年历史，是重要的档案资料。虽然英国《公共图书馆法》对年报没有规定，但是编制年报却是大多数公共图书馆约定俗成的做法。这种并非因法律强制推行而形成的普遍性，说明了英国公共图书馆界对年报的重视。不过，无法可依对早期英国公共图书馆年报的副作用也不容忽视：法律的缺失使年报的随意性较强，继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例如，有的年报在内容上比较丰富全面，有的年报则过于简单以致不能反映图书馆的全貌；年报没有统一样式，与一般政府部门格式固定的年报极不协调。此外，过分偏重统计图表、内容过于枯燥乏味、冗余无用信息过多，也是年报中比较突出的问题。
我国各地公共图书馆年报的编制和发表尚处于起步阶段。年报普及率极低，只有广州图书馆、中山图书馆等少数图书馆采纳了这种做法。对年报的主要内容、基本格式、具体做法进行探索研究的文章屈指可数，关于年报的相应规定还无从谈起。英国公共图书馆年报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公共图书馆年报是公共图书馆工作的年度总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年报，可以看到图书馆取得的成就和业绩，总结经验，以进一步发展提高；也可以发现图书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汲取教训，不断完善。编制年报，实现了档案信息资源服务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发挥了档案信息资源利用的广泛性，提供了档案信息资源的系统性，提高了工作成果的研究性，增强了馆员的档案意识[14]。因此，编制公共图书馆年报是改进公共图书馆工作的好方法。
制度化原则。政府有关部门要把公共图书馆年报作为一项制度进行推广，提高年报普及率，使其蔚然成风。
规范化原则。政府相关机构和图书馆行业组织应对公共图书馆年报的主要内容、格式体例、篇幅规模、结构组成、编写人员、资料来源、操作流程、完成时间、整理归档做出基本规范，各地公共图书馆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具体执行办法。
信息化原则。建立全国公共图书馆年报数据库，及时汇总各地公共图书馆年报，以便行业工作交流和专业学术研究，服务于全国公共图书馆调查。
客观化原则。公共图书馆年报不能夸大或缩小成绩，也不能回避和掩盖问题，要准确如实地反映图书馆的发展过程和现状。通过与往年的对比，说明工作中的得失进退。
公开化原则。公共图书馆应及时通过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向社会公布公共图书馆年报，以推进馆务公开，接受公众监督，鼓励广大读者提出意见与建议，为图书馆发展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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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庆合，男，1982年生，馆员，硕士，发表论文6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