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倒”传奇(一):堕落街传奇第二季 豆瓣

1992年9月30日,香港太古佳士得公司举办的“中国珍邮、信封大拍卖”中,一件“纽约倒”十方连新票最终以121万港元成交,引起极大轰动和关注。

何谓“纽约倒”?小小10枚邮票何以能拍得如此高价?请允许我暂时把历史的时针拨回到1945年。

珍邮出世   1945年冬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重庆南温泉立人中学学生郑介初,照例从乡下进城,来到位于太平门邮局巷的东川邮局集邮组买邮票

郑介初是一个有两年邮龄的集邮者

家境虽然宽裕,但他还是从小就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

他每次都只买一些零碎的低面值票,然后回到学校与同学们交换。

但这一次,一位中年女营业员告诉他,要买就买一束,不拆零卖了。

郑介初想省钱,虽然“阿姨”叫得挺甜,结果还是“不得成”!可是他进一趟城不容易,又是坐车又是乘船的,还要走不少路;再说又恰好碰上邮局处理旧版邮票,平时很少能遇到这么齐全的“处理品”,告示上写得明明白白,再不买就没机会了。

犹豫再三,郑介初还是咬牙买了一束被称为“普24纽约版孙中山像”的邮票

为何称纽约版呢?原来,早先民国邮票多由北平财政部印刷局(今北京印钞厂前身)印制。

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改在香港由商务印书馆、大东书局、中华书局印制。

后来,中华书局发生大罢工,加之香港与内地的交通已开始阻滞,日本侵占香港已露端倪,又改由纽约美国钞票公司印制。

这套“孙中山像”邮票就是纽约美国钞票公司的产品,共计16种,面值分别为:0.5分、1分、2分、5分、8分、8分(横版)、10分、17分、25分、30分、50分,1元、2元、5元、10元、20元。

分值票每版200枚,元值票每版50枚,1941年2月21日起陆续发行。

1943年香港沦陷,在香港印制邮票的印版等都来不及安全撤出或销毁。

因担心日寇暗地里用其印制邮票,扰乱我方邮务,中华邮政总局毅然决定,自1943年12月底开始,停止使用包括纽约版在内的所有旧版邮票

鉴于被停用的旧版邮票库存量较大,为节约起见,特准重庆邮政管理局集邮处按面值出售给集邮者,但不得在邮政业务中使用。

出售期限初定截至1944年6月底,后又延至年底。

可是,抗战胜利后,不少集邮者陆续离开重庆随单位回迁原地,加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集邮业务逐渐萧条,库存量仍然还很多,出售期也一再顺延,最终决定延至1945年12月,仿佛幸运注定非要降临到郑介初身上不可。

为了加速大清仓,集邮组想出一个高低面值搭配整束出售的办法,每束售价500元法币。

您想想,郑介初能不咬牙吗?   回到家,郑介初大概翻看了一下新买的邮票,就急着写作业去了。

也不知过了好多天,他见报上有人想用沦陷区和伪满的邮票重庆邮票,便把他买的那束邮票重新拿出来。

10岁的妹妹一见哥哥买了这么多好看的邮票,也好奇地“欣赏”起来。

突然,妹妹问他:“哥哥,这张邮票上的国父怎么都是倒的呀?”   “去去去,小娃娃不要胡说!”“是真的,哪个骗你嘛?”   郑介初仔细一看,大吃一惊,这一版2元票上的国父像真是倒印的!      重庆分拆   又到了周末,郑介初急匆匆赶进城,来到位于林森路的劳生公司。

这是他常光顾的一家邮票店,店主叫王劳生,是当时香港著名的摄影家。

战乱动荡,他被迫辗转桂林、重庆,改行卖起邮票来。

他正忙着整理邮票,一见来了个小熟客,就热情地跟郑介初打招呼。

郑介初请教他,孙中山像邮票有没有倒印的?王劳生一听乐了:“小弟弟,开啥子玩笑?你要不买邮票就赶紧回家耍去!”王劳生一不留心,一个令他大赚一笔的天赐良机就被他轻易地放走了。

郑介初又来到位于望龙门19号的“邮友”邮票公司,店主叫艾元俊,是位安徽人。

艾元俊详细了解了整个过程,他的脑子已经开始超速运转了!他不动声色地记下郑介初家的详细地址。

郑介初临走时,艾元俊还再三小声叮嘱他,千万别再跟别人讲。

那种神秘劲把小娃娃郑介初搞得莫名其妙。

第二天一大早,艾元俊就急匆匆赶到郑介初家。

他迫不及待地让郑介初把那版“纽约倒”邮票拿给他看。

看着看着,艾元俊的眼前仿佛有好多银子在熠熠闪烁。

艾元俊用几乎变调的嗓音问郑介初,想换邮票还是要钱?只对邮票感兴趣的郑介初说想换邮票

艾元俊打开他随身带来的那个大包袱,让郑介初挑选。

郑介初一看傻了眼,映入眼帘的是久闻不得一见的中国早期邮票:大龙、小龙、慈禧万寿等等,好多叫不上名字。

还有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外国邮票

郑介初望望艾元俊,又望望这一大堆邮票,不知所措。

还好,在这紧要关口,郑介初的哥哥郑晴初从外面回来了。

救星来了!郑介初赶紧向哥哥求助。

这时郑晴初才知道弟弟买到珍邮的事。

毕竟是多吃了两年饭,郑晴初随即充当了“首席谈判官”,几个回合下来,搞定!   小哥俩最后以10枚“纽约倒”和艾元俊换了一套大龙、一套小龙、一枚红印花加盖票,还有好几本装满邮票集邮册。

郑介初刚要撕下“纽约倒”版票给艾元俊,却被他拦住了,他要为这版珍邮留下完整的“纪念”。

几个人一起来到南泉照相馆。

哥俩不理解,南泉照相馆的老板更不理解,他照了十来年的相,还是头一次给邮票照相。

忙活了半天,终于照完了。

这些相片成为中国集邮史上的珍贵资料,艾元俊和南泉照相馆的老板都立了一功!      趋之若鹜   郑介初以10枚邮票一下子换来好多原来想都没敢想过的邮票,兴奋得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

兴奋之余,郑介初怀着好奇心又到其他几家邮社打听,结果一家比一家出价高,他反而不舍得再出手了。

艾元俊换得10枚“纽约倒”后仍心存欲念,可他也晓得凭自己换剩下的邮品,很难再去与小哥俩换票了。

他便与好友赫崇佩商量,以重庆邮票研究会(民间组织)的名义,再试试看。

二人两次到郑介初家商议。

哥俩已不是前几天的小哥俩了,他们已经晓得手上剩余的邮票价值几何,显得更沉稳了。

又是一场针锋相对的较量,最终商定以全套中国邮票换6枚“纽约倒”。

艾元俊和赫崇佩一时也拿不全,便又找到好友刘恒生、张枕鹤,终于凑齐全套中国邮票

换回的“纽约倒”,4人各分得一枚,还剩下两枚,又被艾元俊和赫崇佩悄悄分掉了。

1946年2月3日至7日,重庆邮票研究会在重庆七星岗举办邮展,艾元俊展出一件“纽约倒”四方连。

珍邮首次公之于世,就如一枚重磅炸弹,震惊了略显沉寂的中国邮坛。

集邮者和非集邮者都争相参观,一睹为快。

本地的、外地的报刊纷纷报道,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时间满城风雨,国内尽悉。

甚至连世界著名的美国司各脱(今译:斯科特)邮票公司,也委托一位中国集邮者作为全权代表,要不惜代价搞到一枚。

追逐者千方百计探询珍邮之源,大家不约而同地拥到了郑介初家,郑家的门栏都快被踏破了。

哥俩算是见过世面了,可也没见过这么大世面。

面对着一个个满脸堆笑、信誓旦旦啥子条件都答应的不同面孔,小哥俩彻底没得主意了。

郑妈妈更是吓坏了,开始还以为娃娃在外面惹祸了,等她终于搞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脑壳已经都快炸了,只好托人把郑爸爸请回来。

郑爸爸回来后也感到事态的确很严重。

姜还是老的辣,郑爸爸下了“逐客令”,几句话就令聚集在他们家门口的集邮者们彻底绝望了,他们又转而一起拥向了艾元俊等人。

有趣的是,“纽约倒”的发现源――东川邮政总局闻知后,立即清库盘查,希望会有新的收获。

稍有集邮常识的人都晓得,郑介初买到的是一个邮局全张,而纽约版印刷全张是300枚,也就是说至少还应该有5个邮局全张隐藏在邮票库里。

可是他们把邮票库翻了个底朝天,也没再见到“纽约倒”的影子,好生蹊跷。

感到蹊跷的还有大洋彼岸的纽约美国钞票公司,甚至可以说是震惊。

因为在相当严格的公司管理制度下,这种事件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但又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事实,这对该公司的声誉必将造成负面影响。

该公司曾计划不惜代价地将“纽约倒”全部收回,可是当他们了解到在另一国度实施这一计划的困难程度后,最终不得不放弃了。

谜中之谜   “纽约倒”事件发生后,郑爸爸及时果断予以平息,其后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这不能不提到一部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这部1980年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片,成功塑造了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光辉形象,而男主角于海涛(化名张公甫)的生活原型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卢绪章

您可能会问,卢绪章是哪个?   卢绪章(1911—1995),早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委派,在上海与郑栋林等创办“广大华行”,以商人身份为掩护,为革命提供了大量宝贵资金。

抗战爆发后,卢绪章携“广大华行”到大后方重庆――后来的陪都――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上面提到的“郑栋林”,经我个人综合分析推证,应该就是郑介初的父亲!   郑爸爸也是一个“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也为了避免引起过多的关注以至暴露真实身份,他及时地了断了此事。

后来郑介初家在“文革”期间被抄家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年月里,郑爸爸的传奇经历完全可能成为被抄家批斗的理由。

卢绪章对一枚小小的邮票竟会引来如此追捧也充满了好奇心。

根据郑介初的回忆,郑爸爸后来还赠给好友卢绪章一枚“纽约倒”作纪念,此票据说后来在“文革”期间丢失了。

这无意间也为“纽约倒”增加了传奇色彩。

1946年初,根据当时形势需要,卢绪章、郑栋林等又将“广大华行”总行迁回上海。

纽约倒”在重庆的故事算是暂告一段落,之后又在上海掀起了新的波澜,甚至还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盗案,容我后面慢慢道来。

击鼓传花   现在我们已经晓得,在重庆分拆了16枚“纽约倒”,这16枚珍邮的下落是如何的呢?   郑家封门谢客,艾元俊一人独获12枚“纽约倒”,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可能是他禁不住同好的热情围攻,也可能是他认为“纽约倒”已经被捧得过热了,便开始陆续转让。

一方面换进他心仪的邮票,一方面也收获大量的金钱。

您可能不晓得,艾元俊在经营邮票的同时,还开了一家五金店铺。

资金充裕了,生意就好做了。

最终,艾元俊重庆转让了5枚“纽约倒”:   王劳生1枚。

就是那个大意失荆州的王劳生,痛定思痛的他终于追悔,不过付出了法币20万元;   姚秋农1枚。

湖北集邮家,时居重庆,以邮票易得;   张包平之1枚。

我没有搞错,“张包”是复姓。

浙江女集邮家,时居上海。

这枚珍邮是托好友姚秋农代为交换的,代价是清朝红印花加盖当5元邮票1枚、小龙加盖大字改值邮票(又称“北海票”)1套、民国普票(普3)加盖宋体字“中华民国”邮票、民国普票(普5)加盖楷体字“中华民国”邮票、帆船票(普6伦敦版、普7北京一版、普8北京二版)各1套,皆全新品珍邮;   荣宝沣1枚;   吕兆荣1枚。

四川集邮家,时居云南。

据说他就是美国司各脱(斯科特)邮票公司委托的全权代表。

1946年2月的“陪都邮票展览会”期间,他乘机从昆明飞至重庆,就是冲着“纽约倒”来的。

他摊开随身携来的邮册,不动声色,任由艾元俊一套一套往外取,清朝各版大龙、小龙、石印蟠龙,民国光复、共和邮票……套套都是全新品珍邮,旁观者都已瞠目结舌了。

艾元俊一直取了约值60万元法币的邮票方才住手,据说可抵10两黄金!事后艾元俊跟别人讲,他实在不好意思再取了。

1946年1月,艾元俊还给四川成都集邮家叶季戎航空挂号寄去1枚“纽约倒”,索价30万元法币。

叶季戎因嫌该票有瑕疵(孙中山像面部有一黑点)且价高而璧还。

至此,艾元俊手上还剩下他在陪都邮展上展出的那件四方连和3个单枚“纽约倒”。

另外4枚“纽约倒”的下落:   赫崇佩的那两枚自己暂时收藏;   张枕鹤的那枚不久转让给重庆鱼光邮票社的郭晋康;   刘恒生的那枚,最终转让给了时在重庆交通银行管理处任职的集邮家贾淡园,转让过程也很有戏剧性。

陪都邮展前后,刘恒生多次向贾淡园推荐,但贾淡园总是犹豫不决。

1946年3月,贾淡园随单位复员回上海,临上飞机前,终于下定决心,以80万元法币(时折美金近400元)买下了那枚“纽约倒”,了却他难以释怀的心愿。

未料3年后,这枚“纽约倒”又给他带来永久的伤痛。

不过这已是后话。

(未完待续)   (责编 关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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