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田渡碑的一段学术史】三田渡碑
二○一一年初，我在韩国首尔逗留了数天。
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沿着一八八三年美国驻朝鲜临时代办、海军中尉乔治・福久（George C. Foulk）的足迹寻访一块叫做《大清皇帝功德碑》的历史遗物，韩国人叫它“三田渡碑”。
碑的样子极为普通，一个龟趺驮着一通方碑，与清东陵、西陵里随处可见的皇帝功德碑并无二致，只不过雕工的精细程度有所不及，而驮碑的龟趺螭首尤其粗糙，样子甚至有点卡通。
然而，这块石碑背后的曲折历史和多舛命运，以及近代西方学者对其关注、研究的程度，却又是清陵里任何一块石碑都无法企及的。
特别是最近的一百年多来，它更是演绎了传奇般的故事并在近代西方人的东亚研究中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学术史。
一六三九年，此碑初立于汉城汉江南岸，本来是两块相似的石碑，但其中一块不久即遭到破坏，今已无存，仅留下驮碑的龟趺。
余下的这块也历经磨难，不过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它，已算是幸运至极。
一八九五年它被抛入汉江，在江底沉睡了近十八年后又得以复立于汉江之滨；一九五六年韩国人再次把它埋入地下，但八年之后却又被洪水冲出，竟然再一次得以重见天日！三田渡碑的沧桑沉浮在令人惊叹之余，也给世人留下了几分不解，而要明白个中缘由，还要说说它的历史。
一六一九年，明朝调集数十万军队，兵分四路征伐日益强大并屡启边畔的后金政权，却被努尔哈赤以各个击破的策略打得溃不成军，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萨尔浒之战。
在战争酝酿之初，明政府给李氏朝鲜发去了协同作战的请求并得到了朝鲜方面的积极回应。
朝鲜是明的藩属国，军事上互为盟友，大哥有难，小弟理应出手相助。
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朝鲜人在心理上有着更加充分的出兵理由。
在二十七年前的一五九二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明军入朝相助，捍卫了半岛的安全与和平。
现在，轮到朝鲜人投桃报李了。
于是，一支近两万人的朝鲜部队在统帅姜弘立的带领下进入辽东，参与明军的统一行动。
不过，前来帮忙的小兄弟非但没能挽回败局，自己也成了阶下囚。
朝鲜援军全军覆没，姜弘立以下五千人被俘。
虽然瓦解了明与朝鲜的联合进攻，但满族人敏锐地意识到因腹背受敌而不得不两线作战对于即将展开的霸业是一种潜在威胁。
一六二七年，皇太极发兵朝鲜，通过武力威慑与朝鲜签订和约，结为兄弟之国，希望以此解除后顾之忧。
但当时的明王朝虽然江河日下，却还统治着广袤的领土，还看不出要被后金所取代的迹象。
金兵退去之后，李氏朝鲜依然故我，对大明帝国保持着忠诚。
和明朝人一样，他们把满族人看做没有文化的“胡虏”，把皇太极的这次出征叫做“丁卯胡乱”。
一六三六年，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即将踌躇满志地逐鹿中原，为了彻底解决来自后方的威胁，他亲自出兵征伐朝鲜。
这一次，清军的军事打击比起九年之前显然要猛烈许多。
朝鲜国王仁祖李�在清军迫近之际，仓皇逃离王宫，在三田渡渡口渡过汉江，躲避到汉城东南一个叫“南汉山城”的堡垒中。
追击的清军循沿这一路线渡江，围困南汉山城长达四十五天之久，终于迫使李�出降。
一六三七年二月，清军的受降仪式就在三田渡渡口汉江东南岸一侧举行，皇太极亲临其地赦免李�，朝鲜则答应改奉大清国为正朔。
为了表示恭顺，李氏朝鲜在皇太极驻跸的三田渡地方，树立《大清皇帝功德碑》替清朝皇帝的此次出征歌功颂德，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三田渡碑。
碑身正面刻有满、蒙两种文字，背面镌刻着九百多个汉字，记述了此次大清征伐朝鲜的原因和全过程，并对清与朝鲜之间正式建立宗藩关系予以确认，最后还附上一首四言诗来颂赞皇太极的武功。
因为后金改国号“大清”的时间就在此次出征朝鲜之前，这恐怕是史上第一块叫做《大清皇帝功德碑》的历史遗物，论资排辈，要算做清陵里众多功德碑的祖先才是。
虽然慑于大清的武力不得不佯装臣服，但朝鲜人对明的忠诚却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
即使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仍然固执地用“崇祯”来作纪年的年号，称作“崇祯纪元后某某年”；并按照旧例把清军一六三六年的征伐称作“丙子胡乱”。
连清代学者魏源也不得不感叹朝鲜对明的忠诚，说它“固守臣节，始终未尝贰明”（魏源：《圣武记》卷六）。
对大明帝国的思念转化成了对《大清皇帝功德碑》的仇恨，几乎从树碑的那一天起，朝鲜人一旦觅得时机便会极力破坏这一清与朝鲜宗藩关系的象征，两座碑的其中之一可能在刚刚树立后不久即遭到破坏。
对于幸存的这块石碑，不论朝鲜抑或中国的历史文献中都少有记载。
朝鲜人不愿意承认对清的藩属地位，恨不得它即刻从地球上消失，言谈议论中唯恐避之不及；中国人可能由于它远在异域，给予的关注同样不多，只有《清太宗实录》抄录了此碑的部分碑文。
除此以外，我们对于这块碑的情况知之甚少。
特别是一八九五年此碑被抛入汉江以后，虽屡次还原，但碑的原貌却遗憾地无法复求。
中朝文献对于《大清皇帝功德碑》记载的缺失无疑更加深了这种遗憾。
令人欣慰却又意想不到的是，此种遗憾竟然在西方人的历史文献中得到了些许补偿。
十九世纪中后期，在试图打开朝鲜半岛大门的列强中，西方人的脚步稍稍慢于日本。
一八七六年，日本与朝鲜缔结和约，向中国的宗主权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一八八二年，美国人在李鸿章的斡旋下与朝鲜签订了《韩美通商条约》，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在朝鲜获得通商及外交的权利。
刚刚踏上半岛的美国人有些迷茫，他们一时搞不清朝鲜与清政府的关系，接踵而来的其他西方国家同样为这个问题所困扰。
正如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所指出的那样，此时“西方列强的一个高过一切之上的政治问题就是究竟承认日本方面这样创造出来的朝鲜为独立国的说法，还是继续承认中国方面那种隐含中国保有宗主权的闪烁其词的声明。
……在中国宗主权和政治独立二者之间他们何所取舍，当美国人开始考虑立约问题的时候，却不甚清楚”（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九年版，383―385页）。
尽管西方人料定中国庇护下的朝鲜不会支持对外贸易和对内改革，进而倾向甚至鼓励朝鲜独立，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始终希望对上面的问题做一深入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基于文献层面的、历史学和法理学的研究。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朝鲜和中国开拓商贸与外交工作的英美官员因其掌握东方语言且身处朝中两国，易于利用各种资料，便不约而同地承担起这一任务，而他们在研究中所依据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便是这块幸存的《大清皇帝功德碑》。
第一个发现此碑的西方人是美国海军中尉乔治・福久，一八八三年他遵照美国海军部的要求以美国驻朝鲜临时代办的身份对汉城周边地区进行了一次考察。
如今，在美国外交关系档案一八八四年卷中，我们还能看到福久上报给美国海军部的《朝鲜首都地区旅行观察报告》。
福久从汉城的西北方向开始逆时针做了一次环城旅行，当行至汉城东南时，他首先考察了仁祖李�当年避难的“南汉山城”，紧接着便向北到达汉江东南的三田渡。
福久在报告中写道： 当年围攻南汉山城的中国军队的兵营就在这个小村庄后面，其遗址还能见到断壁残垣和一座座土丘。
村边有一座造型优雅的高建筑，红色装饰意味着它属于官方，建筑中有一座足足十二英尺高和一英尺厚的汉白玉石碑，安置在一个巨大的石龟背上。
石碑正面刻满了字，我想是满文，与梵文或巴利文（古代印度的一种语言）极像，但是它们竖着写，并从右边开始。
碑文上方的标题为横写，自左至右。
建筑之外，是另一座花岗岩石龟，由高低不平的栏杆围着，上面却没有石碑。
该处周围的地上散落着许多雕花石块和一些在朝鲜墓地常见的石柱、石羊和石鼓等。
福久为我们描述了这块石碑的体量大小和被投入汉江之前的原始情形。
如今，保护石碑的红色碑亭早已不在，换成了相对简陋的有机玻璃亭子。
石柱、石羊和石鼓等也皆已不见踪影。
福久听到当地人给他介绍此碑的由来后，立刻意识到“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这块碑一定饶有趣味，对其深入研究定会进一步促进对中朝关系的认识，这具有更加直接的现实意义”。
后来的事实表明，福久在费了一番周折之后成功地得到了碑文拓片。
由于不懂中文，他把碑文拓片介绍给了两位能替他完成心愿的汉学家：美国的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和英国的贾礼士（William R.Carles），由他们分别向美国和欧洲的学术界介绍这块石碑，进而对中朝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柔克义是位学者型外交官，时任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是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奠基人。
他也是一位大名鼎鼎、著述丰硕的藏学家，曾两次考察西藏，还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会过面，劝说他拥护清政府以对抗英国对西藏的入侵。
柔克义对中国边疆史和中外关系史素有研究，他曾与德国汉学家夏德合作翻译了十二世纪关于中外海上贸易的名著《诸藩志》。
精通英、法、汉、藏等多种语言的柔克义显然是研究《大清皇帝功德碑》与中朝关系史的不二人选。
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他在美国东方协会大会上宣读了论文《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并将该文发表在《东方协会会报》上。
一九○五年，柔克义在此文基础上修改增补，出版了《十五世纪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朝关系》一书，其中主要采用《圣武记》、《大清会典》、《奉使朝鲜驿程日记》以及三田渡《大清皇帝功德碑》等历史文献复原清代中朝关系史。
在翻译并研究了三田渡碑全文之后，他的结论是，“虽然日本以及后来的美国与朝鲜签订了条约，但这并不能改变过去四个世纪以来中国与朝鲜的宗主―藩属关系”（W. W. Rockhill: Korea in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13,1889）。
这一基于历史文献的研究给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个久已渴望的答案，尽管这一论断与美国所推行的鼓励朝鲜独立的政策相左，但柔克义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秉笔直书为他本人赢得了学术界和政界的尊重。
他也因为在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屡有建树，终在一九○五年晋升为美国驻大清帝国的最高外交代表―― 驻华公使。
几乎与柔克义同时，刚刚从英国驻福州总领事任上调至朝鲜工作的贾礼士也开始关注三田渡碑。
一八八八年，他出版《在朝鲜的生活》（Life in Corea）一书，记载了他在汉城任职期间对这块碑实地考察的情况，并于当年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大会上宣读了题为《朝鲜大清皇帝功德碑》的报告，随后将此报告与碑文拓片发布在一八八九年《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会报》上。
这份碑文拓片十分珍贵，可以纠正《清太宗实录》所录碑文的多处舛误。
与柔克义不同的是，贾礼士把研究范围集中在一六三六年清军对朝鲜的征伐上。
他在仔细研读碑文以及相关的历史文献后指出，清军远征的主要原因在于朝鲜“无视一六二七年双方签订的条约，尤其是朝鲜在与清的通信中没有使用承认大清宗主地位的措辞”。
而“当朝鲜完全屈服时，清在和约中使用了非常仁慈宽厚的语言，主要目的在于使朝鲜承认前一年刚刚成立的‘大清帝国’”。
两位汉学家的著述使这块幸存的石碑在沉寂了二百多年后突然间从无人问津变得声名远扬。
一时间，欧美汉学界几乎所有讨论中朝关系史的论述都要提到它。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一百多年前的研究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不仅是因为这些西方学者做了实地考察，取得了碑文拓片并记载了石碑遭破坏之前的历史原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第一手历史文献为依据，不受任何一方政治立场的影响，冷静、客观地对中朝关系史加以分析评述，这是当前一些陷入民族主义狂热中的韩国民众和学者无法达到的学术素养和境界。
二○○七年，三田渡碑的“正面和背面被人用红色喷漆喷上了‘撤370，去丙子’字样”（韩国《朝鲜日报》二○○七年二月八日），这显然是计算了从“丙子胡乱”到二○○七年的时间跨度后喷涂上去的。
这样的举动当然不再是为了表示对大明帝国的忠诚或怀念，而是在盲目民族主义驱使下试图抹杀历史的冲动之举，与一八九五年和一九五六年的毁坏行动如出一辙。
与普通民众过激行为相呼应的是某些韩国学者对历史事实的有意隐瞒和曲解。
二○○一年，韩国大真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在善发表了《韩国三田渡所立大清皇帝功德碑考述》一文（《清史研究》二○○一年第三期）。
金教授对一百多年前西方人研究三田渡碑的学术史显然毫无所知，以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截取或省略碑文而不为人知。
在他为我们提供的所谓“碑文全文”中，有意隐去了某些关键字句，并把清军出征的理由归结为“有野心的计划”。
他更把撰写、镌刻碑文的几位朝鲜官员的名字和落款省去，以此来支持他下面看似有些道理的论断： 令人注目的是此功德碑以第三人称叙述清的事实，而以第一人称叙述朝鲜的事实，加上并未用“朝鲜”之语，而用“我”来表现“朝鲜”是一种独特的方式，并不是客观的记述，而是主观的记述。
这似乎要使读者相信整个碑文内容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某人的主观想法。
不过，幸好有贾礼士发布的碑文拓片传世，使我们得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其中的破绽。
在民族主义心态的支配下，部分韩国民众和个别学者在清代中朝关系问题上绝不会静下心来仔细倾听中国学者的意见。
这个时候，我倒建议他们读一读百十年前几位西方学者的论著，看看与中朝两国立场无涉的旁观者们如何看待这个历史问题，或许会有所感悟和启发。
如今，《大清皇帝功德碑》上的红色污渍已被清洗干净，只是碑上的字迹因时代的久远、因流水和泥沙的侵蚀已有些漫漶不清。
围着这块历经沧桑的石碑，我多照了几张照片，因为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再过上一百年，它是否还能像今天一样立在汉江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