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赋 陆机【陆机《文赋》的一种新读法】
关键词：陆机 诗缘情 自我 社会 时命 摘 要：“诗缘情”并没有突破儒家诗论框架，也不能看作中国古代诗学转折的标志性事件。
相反，陆机认为要“禁邪而制放”，甚至否定“苕发颖竖，离众绝致”的情感表达。
这是陆机压抑自我情感的表现，是自我与社会或与时命之间矛盾的表现。
当下有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观点，认为陆机《文赋》“诗缘情”突破儒家诗论框架，只讲情不及礼义，诗歌只是宣泄情感和表达审美需求的手段，是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一个飞跃，一个巨大转折。
细读《文赋》，就会发现这种解读与文本有些矛盾。
赋是一种文学样式，“赋体物而浏亮”。
《文赋》，就像陆机的其他作品，如《感时赋》《瓜赋》《羽扇赋》《漏刻赋》等一样，是对“文”这一物的描摹、刻画，包含了作者的思想和情感。
不能单纯地认为《文赋》是一篇较早系统地论述“文”的文学批评文章，它还是一个典型的文学文本。
如果我们对这一文本进行细读，就会发现，虽然陆机提出了“诗缘情”，但在他看来，情感并不是不受任何限制、任意宣泄的，不但要“禁邪而制放”，而且对于“苕发颖竖，离众绝致”的情感表达也要予以否定。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
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
”对于“禁邪而制放”，方廷畦认为：“禁邪，禁止邪情。
制放，制抑放论。
”程会昌认为：“黄先生(侃)曰‘邪指意言，放指辞言。
’……禁邪制放之论，殆亦洞烛机先者也。
”②有关情感表达的标准，孔子对此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邪”与“正”相对，也就是说，情感要端正、雅正。
孔子讲正名，名正而言顺。
《论语》曰：“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
”《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天命”、“天道”或“性”是正名的标准，也就是情感是否名正言顺的根据。
由此看来，“诗缘情而绮靡，……亦禁邪而制放”，与“发乎情，止乎礼义”，二者意义结构是一样的，前者更接近孔子的思想，诗歌是表现情感的，但要雅正不偏邪。
也就是说，情感并不是可以任意宣泄的，应该表现名正言顺的情感，要受到雅正标准的规约。
在陆机之前，王粲作《闲邪赋》、陈琳作《止欲赋》、应场作《正情赋》、曹植作《静思赋》等既注重抒发感情，又要防止流于淫荡而伤害礼义。
后来的陶渊明作《闲情赋》，其序曰：“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词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
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
”“禁邪”也就是“闲邪”，要“终归闲正”。
因此“‘诗缘情’一语，不过是说情志动于中而发为诗之意，并不具有与‘诗言志’相对立的意义”。
“诗缘情”只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诗歌表达情感的看法的一种表达而已。
如果以此作为文论史的标志性论断是不太确切的。
在陆机看来，情感不但要符合雅正标准，而且自我的情感也要与众人的情感一样，才能被人接受，这样的作品才能被认为是美的。
陆机试图消磨情感的自我性，以众人的情感来代替自我真实情感的表达。
魏晋时代是个人与环境激烈冲突的时代，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优秀的作家突出了创作的独特性和情感表达的独特性，表现出“离众绝致”的特点。
但陆机却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否定了强烈的独特性，要求作品要和别人相通。
这种观点基于对以下几句话的理解。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
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
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虽逝止之无常，固崎�而难便。
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
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
谬玄黄之�叙，故��而不鲜。
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
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
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
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
苟铨衡之所裁，固应绳其必当。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
极无两致，尽不可益。
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
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
或藻思绮合，清丽千眠。
炳若缛绣，凄若繁弦。
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乎曩篇。
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
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
形不可逐，响难为系。
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
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
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
彼榛�之勿翦，亦蒙荣于集翠。
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
或�言於短韵，对穷迹而孤兴。
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
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
这一段是对怎样写好文章的具体规定。
对于各种不同的文体有各种不同的要求，但又有共同的原则，这就是文章虽然变化多端，但应该着重从“尚巧”、“贵妍”、“迭代”、“相宣”人手。
从“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到“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可以分成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有着相同的意义结构，就是先从否定角度提出问题，之后尝试进行解决，是一个A／－A的结构。
先看第一层，先提出下文侵迫上文、前章侵犯后章、文辞不当而内容合适、言语顺遂而意思有妨等问题，然后提出考究优劣、细校锱铢、权衡裁断的解决办法。
第二层先提出文辞繁多，事富理博，却不能将主旨表达清楚的毛病，随之提出“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解决方案。
第三层先提出如果写作与古人没有区别，暗含了已有的篇章的问题，随后提出必须捐弃的观点。
这一层从自己作品与前人作品的比较来讲，已经不是作品本身内部的问题了，对理解第四层的意义尤为重要。
第四层比较难理解，但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苕发颖竖，离众绝致。
形不可逐，响难为系。
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
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这几句话是提出问题。
一般认为这是从作品内部来解释，认为作品中有特异的句子，离出于众词之上，非一般思想所能及，特出之句，因其意境高远，块然独立，非其他文句所能与之匹配，反而它能够使庸言增色。
这一段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呢?其前面三段是否定的，我们再看其后面一段。
“或�言於短韵，对穷迹而孤兴。
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
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
”张少康先生认为“此段讲文章贫乏单调的毛病”。
认为是从否定的角度立论是无异议的。
那么“苕发颖竖”这几句话也就是从否定角度谈问题。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块孤立而特峙”其实是对前面四句话的概括，它是“非常音之所纬”的。
“离众绝致”的思想情感和文学作品，是很难被人接受的，因此人们就不会认为它美。
“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
彼榛�之勿翦，亦蒙荣于集翠。
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
”这几句话的意思其实是指：要成为美的东西，必须大家认为美才行。
有些东西看起来是不好的，只要里面存在大家公认的共性美的地方，这些不漂亮的地方也被认为是好的。
一般人所欣赏的东西和大家公认的高雅的东西 连在一起，也就是美的了。
这就涉及到作品及其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与同时代作品之间的关系，有的作品特出独立，与一般人的作品不一样，并且超出了同时代人的欣赏和理解水平，同时代的人看不到它的美。
有的作品表现的思想情感及其形式容易被同时代的人理解和接受，就被认为是美的了。
在这里就显示了陆机的局限性，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认为一般人认为是美的就是美的，而那些特出的作品如果一般人不认为它美，那么它就是不美的。
其中暗含着一种观念，有一种大家公认的美存在，即使是不美的，只要大家认为是美的，那不美的东西也就是美的了，就像在《演连珠》中所说的：“臣闻音以比耳为美，色以悦目为欢。
是以众听所倾，非加北里之操；万夫婉娈，俟西子之颜。
”也就是说，众人认为是好听的声音才是动听的声音，大家公认的美丽的色彩才是悦目的色彩；而如果和一般观念不一样，即使是美的，也不能被认为是美的。
“臣闻绝节高唱，非凡音所悲；肆义芳讯，非庸听所善。
是以南荆有寡合之歌，东野有不释之辨。
”这就是“触非其类，虽疾不应”。
因此，那些“苕发颖竖，离众绝致”的特出作品，它的美就不能被认识和欣赏，反而成为问题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陆机文学思想的局限性：否定了强烈的独特性，要求作品要和别人相通，当然也就包括情感表达的独特性，使自己情感消融在众人的情感之中。
陆机的这种审美观点，反映了他对自我情感的压抑，这其实是他内心矛盾的表现，也就是在自我与社会或与时命之间矛盾的表现。
在晦暗残酷的西晋时代，个人意志得不到自由伸展，陆机选择了沉浮于世和听天由命。
他出身名门，祖父陆逊是吴国的丞相，父亲陆抗是大司马。
《晋书》称他“身长七尺，其声如雷。
少有异才，文章冠世。
伏膺儒术，非礼不动”。
家世出身，培养了他高贵的气质；仰承庭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
他志气高爽，魁梧慷慨，具有匡志世难、济世报国的雄心壮志和卓越才能。
但是世事难料，曾经雄踞江南的东吴在顷刻间灰飞烟灭。
国家的雄壮和家族的威严对陆机来说已经是明日黄花，他不得不背负着历史的荣耀而委身于践踏过他国家和家族荣耀与尊严的晋国。
姜亮夫先生认为陆机是被迫的，“机云之入洛，实逼王命，而非本意，故张华以为‘利获二俊’也。
案上年诏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则所谓逼王命者，州郡催逼上道之命，势非得已。
”陆机在诗文中表达了这种迫不得已的心情，“希世无高符，营道无烈心。
靖端肃有命，假楫越江潭”(《赴洛二首》)，恭敬严肃地听从君主的命令，离别故土和亲人，北赴洛阳，从此就开始了与世沉浮的漂泊旅程。
并且陆机多次表达自己被世网所困的心境，如“世网婴我身” (《又赴洛道中二首》)，“牵世婴时网，驾言远徂征”(《于承明作与弟士龙诗》)，表现了身不由己的苦痛和无奈。
这也许就是陆机的宿命。
明代张溥曾叹惜：“陆氏为吴世臣，士衡才冠当世，国亡主辱，颠沛图济，成则张子房，败则姜伯约，斯其人也。
俯首入洛，竟糜晋爵，身事仇雠而欲高语英雄，难矣!太康末年，衅乱日作，士衡豫诛贾谧，�得通侯，俗人谓福，君子谓祸。
赵王诛死，羁囚廷尉，秋风莼鲈，可早诀几。
复恋成都活命之恩，遭孟玖青蝇之谮，黑�告梦，白�受刑，画狱自投，其谁戚戚?张茂先博物君子昧于知止，身族分灭，前车不远，同堪痛哭，然冤结乱朝，文悬万载。
”张溥叹息张华、陆机的不知止，但他何曾想到乱世中遭人屠戮，就是张华、陆机们的命运。
《晋书・张华传》记载，儿子劝张华退隐，而张华曰：“天道玄远，惟修德以应之耳。
不如静以待之，以俟天命。
”在被杀前，张华曰：“臣不爱死，惧王室之难，祸不可测也。
”张华知道，在晦暗时期等待他的是死亡的命运，这是逃脱不了的。
陆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他被迫离开故园踏上曾经是仇敌的土地，不得不看破生死，强作豁达，“夫死生是得失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
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虽无知耶，又何生之足恋?”(《大暮赋》)自离开东吴，陆机就卷入翻云覆雨的王室外戚宗族的内斗之中，像张华、潘岳、石崇等等文士，辗转依违于其间，都不得善终，而他又何曾能避免呢?终于在太安二年和弟弟陆云皆被杀。
在被杀之前陆机说：“自吴朝倾覆，吾兄弟宗族，蒙国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
成都命吾以重任，辞不获已。
今日受诛，岂非命也。
”这就是残酷政治时代文士的必然命运。
死，作为人生大限都已交投于时命，而功业的得失等等也只能由时命所决定，《豪士赋》就表现了这种“得之于时势”的思想，在晦暗的时代，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在他二十九岁即将离开故土赴洛阳时，写下《赴洛二首》，其一曰：“希世无高符，营道无烈心。
靖端肃有命，假楫越江潭。
亲友赠予迈，挥泪广川音。
抚膺解携手，咏叹结遗音。
无迹有所匿，寂寞声必沉。
肆目眇弗及，缅然若双潜。
……惜无怀归志，辛苦谁为心!”“希世”概出于《庄子・让王》，“原宪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宪不忍为也。
’”陆机在《幽人赋》曾描写了一个“超尘冥以绝绪，岂世网之能加”的幽人形象，表现了他高蹈独立情怀。
在《招隐》中也表现了“税驾从所欲”的心情。
但他却没有这种遗世独立的勇气，或者说他不得不去迎合世俗，既然踏上这条船，只能顺从地听天由命了，或许在时势在我的情况下，可以侥幸地建立功名。
“无迹有所匿，寂寞声必沉”，既然不能旷世独立，那就不要刻意去追求了，况且这种“无迹”和“寂寞”也会被世界所遮蔽，即使是想实现一点点自我也是不可能的了。
陆机有着很强的尊严感、荣誉感和自我意识，据《世说新语・方正》记载：“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
’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于此!彼容不相知也。
’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宁有不知?鬼子敢尔。
”这件事发生在元康元年，陆机为太子洗马。
可以看出，作为亡国降臣，他的生存处境该有多么艰难。
虽然能够在反唇相讥中确立一点自我的尊严，使自己骄傲而高贵的心灵获得些许的慰藉，但是他又不得不把这种骄傲和自尊隐藏起来，“臣本吴人，出自敌国，世无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园耿介之秀。
皇泽广被，惠济无远，摧自群粹，累蒙荣进，入朝九载，历官有六，身登三阁，宦成两宫，服冕乘轩，仰齿贵游，振景拔迹，顾邈同列，施重山岳，义足灰没，遭国颠沛，无节可纪。
”(《谢平原内史表》)屈节敌国使陆机变得极为自卑，他驰骋奔竞于权力和功名场，“邀竞无已，并不能自保，自求多福”。
在去洛阳的路途上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迎合世俗，不为“高符”和“烈心”所累，隐藏起自我而与社会同流。
在这种环境中，陆机把自己投掷于浊流之中，先依附太傅杨骏；杨骏被贾谧杀害后，又投身于贾谧一班“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参与“二十四友”活动；赵王伦杀贾谧后，掀起八王之乱，朝廷颠沛，民不聊生，而陆机沉入八王之乱的旋涡之中，先为赵王伦参军，后又投靠成都王颖。
一直到死， 他沉浮于社会浊流，放弃了自我的人格尊严。
《猛虎行》就表现了他从志士守节重义到依违两可、委曲求全的心理转变。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陆机的自我意识虽然比较强烈，但并不清醒，或者说不自信，他感觉到自己很渺小，对生活很无奈，所以竭力地克制自我以适应社会。
他多次强调“仰廖阔而无见，俯寂寞而无声”(《大暮赋》)、“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文赋》)、“无迹有所匿，寂寞声必沉”(《赴洛二首》)、“循己虽易人知难”(《鞠歌行》)。
特立独行、“离众绝致”肯定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因此只能放弃自我迎合世俗，才能得到社会群体主流意识、价值观念的认可。
由此看来，陆机虽然认为“诗缘情”，但在理论上又对情加以限制，如果认为这种观点是文论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魏晋时代是情感表达相对自由的时代，而陆机对情感表达的这种限制，无疑是一种倒退。
魏晋时代的文学实践涌现出许多具有强烈独特性的作品。
如曹植“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阮籍“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这些诗歌意象“孤兽”、“孤鸟”、“离兽”等，具有“离众绝致”的特点，而这正体现了个人与环境的激烈冲突。
在当时，也许许多人不了解，但社会向前发展，随着个人意识的强化，个人与环境的冲突必然日益激烈。
陆机的赋写得不错，有“离众绝致”的方面，而诗歌在当时评价还很高，但在今天看来，除《又赴洛道中二首》和《招隐》等少数几首外，真正打动人的很少，这与否定“离众绝致”是有关系的。
他在《遂志赋序》中写道：“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做《幽通赋》，皆依仿焉。
张衡《思玄》，蔡邕《玄表》，张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
崔氏简而有情，《显志》壮而泛滥，《哀系》俗而时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练而和惠，欲丽前人，而优游清典，漏幽通矣。
班生彬彬，切而不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虚温敏，雅人之属也。
衍抑扬顿挫，怨之徒也。
岂亦穷达异事，而声为情变乎!余备托作者之末，聊复用心焉。
”陆机虽然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他人的作品，但他却努力地使自己的生命体验类同于他人，用别人的情感来代替自己的情感，“拟遗迹于成规，咏新曲于故声”，这样的作品在当时也许会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如钟嵘把他列为上品，《文选》选他的作品最多。
陆机虽然认识到诗歌是表现情感的，但这种情感却是大家普遍认同的情感，诗歌意象也要类同于他人，这就给文学情感的表达戴上了镣铐。
陆机的这种审美观点，反映在创作上就表现出情感肤浅、无力的弊病。
沈德潜曰：“士衡诗亦推大家，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
……士衡以名将之后，破国亡家，称情而言，必多哀怨，乃词旨敷浅。
……所以未能感人。
”由此可见，“情”非陆机所强调的重点，甚至他的诗文创作表现出情感肤浅不真的缺点。
在雅正与符合世俗的双重规约下，缺少了充沛情感的自由宣泄，自然会导致作品思想情感贫乏，缺少感染力的弊端。
而自我情感的真实表现只能在自我充分自由的时候才能够做到，当自我不得伸展而委曲求全、辗转依违于各种力量之间的时候，情感的自由表达，作品的独创性这些文学最基本的素质就无从谈起。
这正是陆机的经验告诉我们的。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张胜利(1975－)，山东无棣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烟台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文艺学美学；田英华(1974－)，山东日照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烟台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与汉语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