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路_缅甸歌漫长的路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再长的时间在历史老人看来总还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对于普通的人，却可能是一辈子或者几代人。

《蛇与塔》让我想起张洁的一篇小说：《漫长的路》。

是啊，漫长的路！人类、包括妇女自身，要完全抖落形形色色轻视、束缚妇女的传统观念，的确还需要一代一代痛苦、持久然而伟大的抗争。

一种既忧虑但更壮烈的情绪从《蛇与塔》中升腾出来，围裹着我、感染着我，使我不能平静。

是八十年代，在《读书》杂志上读到聂绀弩那些有关古典小说的论文，才了解到这位老人对妇女问题的关注的。

那深藏在非现实性研究对象之中的强烈的现实性及其所达到的惊人的深度，使我至今还记得当初读它们时震动、敬服并且急切切想要推荐给朋友的心情。

这些文章如今都收入《蛇与塔》。

而且我又从《蛇与塔》中知道，原来，要为妇女求得身心解放、人格平等而呼吁的念头竟萦绕在聂老心中达四十年之久。

据我浅见，这样殷切地专注于妇女解放的男性公民真是凤毛麟角的呀！ 　　四十年代，那曲巷姑娘任人欺凌的悲惨遭遇，在民族侵略中屈辱丧生的母亲们，还有那所谓的“桃色太子”以及低级到荒唐地步的征婚广告……，都被聂绀弩以杂文家敏锐的目光捕捉住，又从犀利的笔锋下流出。

对于我们，这些现象都已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了，如今读到它们，令人欣慰地感到：毕竟先进的制度取代了腐败的制度，毕竟社会是向前走出了一大步。

然而，制度的改变并不能大包大揽地解决一切问题。

透过杂文家所描绘的世相，我们也会发现，促使这些世相形成的政治制度尽管灭亡了，但当时支配人行为的某些观念，或原封不动或有所变形地，今天仍在我们的血液中悄悄流动，特别是也在妇女的血液中流着，而且有时仍然起支配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说对妇女实施压迫的，有时是妇女自己；这也就是知识妇女也好，劳动妇女也好，至今仍有人在人生舞台上扮演悲剧角色的原因之一。

读一读这些四十年前写的杂文，会激发我们对此作深入的思考。

《体貌篇》、《论怕老婆》、《论武大郎》等篇所谈，其意义就延续到现在：从来被视作与生俱来、天经地义的妇女的“天性”中，实际上却积淀着不少属于后天赋予的陈腐的东西，它们使妇女可以摆脱依附、从属的地位，却终难摆脱这样的心理，并且由此还可能产生一些病态的行为(如向更弱小的对象发泄自己的郁闷，从而既是驯羊，又是暴君)。

八十年代，当聂老重新获得用笔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机会后，他不再从直接摄取畸形的世情世态入手，而是通过对文学作品、大多是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评价来生发他的人生见解；他的批判矛头不再指向旧的制度，而是指向盘踞在国人精神世界深处、残害了他们多少年的封建文化意识。

这是他在亲历了几十年的磨难后，对社会人生更深刻的参透、更准确的把握。

这些文章往往有奇特的思路，更有“奇特的人生境界”(刘再复语)。

习惯于以道德治国的我们，是把“名分”看得很重的；聂老却指出这“名分”的真精神就是虚伪。

他剖析了“文人无行”的社会和心理原因，惊世骇俗地提出：名教之外有乐地。

曾有人将其理解为聂老主张到“名教”之外寻找“乐地”，而我以为这是误解。

他说的是之所以产生名教之外才有乐地的不正常现象，正是名教本身对人性钳制、压抑的结果。

要解除的是这样的名教，那么所谓“乐地”也就没有什么内外之分了。

因此，他认为“文人无行”固然不齿，但“文人无文”更其可怕，就如同对于社会进步来说，“一次镭、一次革命，胜过千万座贞节牌坊”一样。

在文章中，他对那些身在红尘、心却冲破名教束缚，争取到哪怕只是一点点形式上的平等的刘秋痕、尤三姐、侠女们给予了怎样热情的肯定，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喜悦、赏识的心情，甚至文字都随之神采飞扬；他认为妇女怎样行使自主权是一回事，但只要开始行使就是一种可歌可泣的进步，因为这是人的觉醒，是人开始觉得自己是人了。

四十年代，他的这些杂文也曾超越单纯的妇女问题触及到普遍的软弱的国民性；八十年代，他更是自觉地高高扬起“人”的大旗，他把妇女解放纳入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轨道之中。

在他所达到的人生境界里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宽厚，也充满了对人的热爱和理解。

从报纸上知道，聂绀弩老人嚼完一枚桔子后，平静地长眠了，没有声响、没有遗言。

他一定是相信，象四十年前一样相信：“未来的人类将是新的姿态，未来的女性不再柔弱”。

正是为了创造这样美好的未来，他留下了他的激情，他的呐喊，以及他所认识所拥抱的真理――他以全部心力向世界做了奉献；接下来的漫漫长途，得靠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去走了，而这将是对他的最好的纪念。

(《蛇与塔》，聂绀弩著，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二月第一版，1.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