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仲马，暴露和针砭:小仲马
对林大中同志异议的异议 《读书》第二期林大中同志的文章《黄色，色情，爱情》(下称“林文”)，有一段集中谈论《茶花女》的文字，我觉得颇可商榷。
今年一月，配合关于徐州市一青年因读《茶花女》而受审查一事的报道，我曾应《光明日报》之约写了短文《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即林文脚注所说的“介绍《茶花女》的专文”。
为免断章取义之嫌，谨将其全段抄录如下。
小仲马不是巴尔扎克，他的全部作品都不曾想暴露和针砭什么，虽然他某些作品客观地有一星半点这类意义。
如果说《茶花女》是为了暴露和针砭七月王朝的上层社会，那么《卡尔曼》，或者提它因歌剧而更出名的另一个名字：《卡门》，又是暴露和针砭什么呢？难道我们对过去一切作品的取舍扬抑，仅只在于它们是否具有暴露意义？我们可以说李香君的形象有爱国意义，可以说杜十娘的遭遇有暴露意义，但是‘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呢？为什么在肃清‘帮’毒，为一部举世闻名的爱情悲剧‘正名’的时候，不敢提它是爱情悲剧，是恋情哀歌，而要为它涂上多得要掉面儿的脂粉呢？难道无产阶级之外的一切爱情对于无产阶级真有这样可怕？难道真是只有在无产阶级中才有真正的爱情？请不要忘了，恩格斯把中世纪的武士爱称作‘头一个出现于历史上的性爱形式’。
而这种武士爱在今天看来，是‘偷情’，是‘乱搞两性关系’。
” 在评介《茶花女》时，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中才有真正的爱情”，“不敢提它是爱情悲剧，是恋情哀歌”。
一切评论都应是摆事实，讲道理。
摆事实是前提。
拙文载于今年一月十日《光明日报》，白纸黑字，不难查考。
在叙述《茶花女》故事梗概时，拙文即肯定了“阿芒赤诚的爱”和“玛格丽特对真正爱情的向往”。
在第四段中又进一步指出，尽管阿芒的父亲承认玛格丽特对阿芒怀有“纯真的爱情”，但正是他一手造成了玛格丽特的“恋爱悲剧”。
拙文所说的“赤诚的爱”、“纯真的爱情”与林文所说的“真正的爱情”，拙文所说的“恋爱悲剧”与林文所说的“爱情悲剧”，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林文所谓“不敢提”云云的责难，实不知所据何在。
这样无视事实、强加于人的做法，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至于林文所指定的“恋情哀歌”一词，拙文确乎未用，但那也决非“不敢提”，而是因为我认为《茶花 女》决不止于悲，而更多的是愤；与其说它是一曲恋情哀歌，莫如说它是一纸檄文诉状。
对一部作品评价有低有高，是正常的。
不同观点尽可互相切磋。
动辄把评价的不同与胆量大小联系起来，不能说是严肃的。
林文更为不满的，是拙文强调了《茶花女》对七月王朝上层社会的暴露和针砭。
在它看来，这是硬为《茶花女》涂上的“脂粉”。
《茶花女》暴露和针砭了七月王朝的上层社会，这是拙文结合时代背景、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然后得出的结论。
拙文提到的小说和话剧《茶花女》中的一些情节，足以说明这个结论。
鉴于歌剧《茶花女》在我国即将重新搬上舞台，我想从皮阿威作词、威尔第作曲的这出名歌剧中引一些例证。
请听：第一幕，薇奥列塔(即原作中的玛格丽特)突然发病后，厮缠着她的贵人公子们都径自去寻欢作乐了，只有阿尔弗莱德(即原作中的阿芒)留下照看她。
阿问：“难道就没有人真心爱你？”薇答：“没有！……我这孤单的人，对着命运的巨浪，我在一群冷酷的人中间，只能被冷淡遗忘……”。
第二幕，当阿尔弗莱德的父亲逼迫薇奥列塔牺牲同阿的爱情时，薇悲愤地指出：“上帝虽然已经饶恕了她啊，世人却永远不能将她原谅。
”第三幕，薇奥列塔临死前，歌剧让资产阶级虚伪道德的代表者阿尔弗莱德之父谴责自己：“她所有的不幸，全都因为我作的罪恶！”剧终时，得知真情的阿尔弗莱德更反复高唱：“我们要离开这万恶的世界”。
试问，这一切，不都是对《茶花女》所描写的那个社会的直言不讳、明白无误的控诉吗？怎能说这是给《茶花女》外加的脂粉，而不是其固有的内涵呢？！ 我们承认《茶花女》是一出爱情悲剧，同时又强调它对当时社会的暴露和针砭，这不是否定它的爱情描写，而恰恰是肯定它的爱情描写具有较深刻的社会内容。
须知，优秀的爱情题材作品，大都是寓有深广社会内容的，这不值得大惊小怪。
在中国文学中，《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都写了爱情悲剧，但它们通过爱情描写，指控了罪恶的封建礼教。
在爱情题材的外国文学作品中，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揭示了封建割据和仇杀的罪恶现实，表现了人文主义的道德与爱情原则必胜的信念；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姻》反映了平民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冲突以及前者必将战胜后者的历史趋势，曾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警钟之称；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暴露了封建阶级的暴虐邪恶，讴歌了新兴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理想，被恩格斯誉为“第一部德国的、有政治倾向的戏剧”。
即便是林文满以为不会有什么暴露和针砭意义的梅里美的《卡尔曼》，也并不是毫无这种意义的：它在刻划酷爱自由的女性卡尔曼的同时，就暴露和针砭了一心要剥夺她的自由的贵族出身的强盗唐・育才。
肃清“四人帮”否定一切爱情描写的极“左”流毒，至为必要。
但是，只看到爱情描写而无视其通常深藏的社会内容，却无异于批了一个极端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孰不知这两个极端结果往往在同一点相聚，那就是：对优秀爱情题材文学作品的否定和贬低。
“四人帮”不就是把许多优秀作品歪曲为“单纯谈情说爱”而横加抹熬的吗？可见，通过评介，帮助读者领会某些爱情题材作品的深广社会意义，同样必要。
在当前一般青年读者历史知识和分析能力都较差的情况下，这一工作尤为迫切。
更值得注意的是，林文不仅否认《茶花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暴露和针砭，还斩钉截铁地断言：小仲马的“全部作品都不曾想暴露和针砭什么”。
这就牵涉到对小仲马的整个创作的基本倾向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了。
小仲马前期写过一些小说，自从把小说《茶花女》改成话剧获得成功，他就专写戏剧，他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戏剧，共有二十余出。
我仅读过他的公认为比较成功的一部分剧作。
据我了解，这些剧作或多或少都写照和批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现实。
除了已经谈到的《茶花女》，下面不妨再简介几出。
《金钱问题》(1855)，写一个毫无道德信念的银行家，他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地骗取别人的投资，掀动市场的风波。
他还别出心裁，想娶一个清贫的姑娘，把一笔巨款作为嫁妆记在她的名下，以便一旦破产时好当作东山再起的资本。
但结果那姑娘拒绝了这笔交易，那银行家的唯利是图也遭到人们的鄙夷。
《私生子》(1858)，写一有钱而操行不端的富人诱惑了一个女工，女工怀孕后，他就抛弃了她；后来私生子成了名，他又想认其为子，遭到拒绝。
那私生子宁愿与不幸的母亲相依为命。
《欧勃莱夫人的见解》(1867)，写一女子因年幼无知而堕落，有了私生子，后来她悔悟了，却为社会偏见所不容；可是终于有个富于同情心的青年勇敢地向她求婚，那青年的母亲也赞助这门婚事，表现出不同俗人的见解。
《阿尔丰斯先生》(1873)，写一男子和一少女相爱，后来因为嫌少女贫穷而把她抛弃，又去追求一个他并不爱恋但是有钱的寡妇。
从这几出戏以及《茶花女》一剧，我们不难想见小仲马戏剧的概貌。
它的题材并不宽广，大都围绕着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爱情、婚姻和家庭问题。
正是紧扣着这一题材，小仲马揭开了掩盖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私生活的堂皇的帷幕，暴露出他们道德风尚的丑恶卑污，仿佛在向观众大声疾呼：看啊，这高唱“爱情至高无上”、“家庭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原来奉行着不折不扣的买卖婚姻，充满了奸淫、嫖妓、诱惑和背弃的丑行！而且小仲马在描写这一切时表现出鲜明的立场：他总是站在弱者一方，为被损害的少女、被欺骗的妻子、被践踏的妓女和受歧视的私生子鸣不平；而他所抨击的，是把妇女变成商品的金钱势力、放任男子为非作恶的资产阶级法律和反诬受害者为罪人的社会偏见。
作为具有一定才能的资本主义社会风俗画家，小仲马的作品对当时社会的暴露和针砭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小仲马的作品是否如林文所说，只是“客观地有一星半点这类意义”呢？否！小仲马大概是最富有主观感情色彩的作家了，而这又同他的人生经历和创作主张有密切的关系。
他的父亲――著名作家大仲马，私生活放荡不羁，年轻时与一女工同居，生下小仲马。
可是大仲马直到小仲马七岁时才认其为子，而且始终不认小仲马之母为妻。
母亲被遗弃的不幸命运，自己早年身为私生子备受世人轻蔑的遭遇，在小仲马心上留下深深的伤痕。
成年后，冷静地思考现实，他痛感是那弥漫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淫糜之风造成了许许多多象他母子这样的受害者，便决心以文学来促使人们克服这种风气。
小仲马有句名言：“任何文学，要不把完善道德、理想和有益作为目的，都是病态的、不健全的文学。
”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他的创作旨在纠正人心、改良社会，归根到底是要维护那个社会；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他对当时社会道德堕落的暴露和针砭，的确是相当自觉的。
小仲马诚然不是巴尔扎克，他的作品在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无法同《人间喜剧》相比。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随着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和传播，惶恐的资产阶级到处叫嚷着共产党人的几大罪状，其一便是：消灭家庭。
就在小说《茶花女》问世第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针对资产阶级的这一攻击反驳道：“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
这种家庭的充分发展的形式，只是在资产阶级中才存在，而它的补充现象是无产阶级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娼妓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小仲马所搬演的资产阶级私生活丑剧，正逢其时地为此提供了生动形象的佐证。
想当年，小仲马因为暴露和针砭了资产阶级的丑恶风尚，不知蒙受过多少次攻击、禁印和禁演。
看而今，林文竟不屑稍加说明地判定：他的“全部作品都不曾想暴露和针砭什么”。
我觉得，如此对待古人，未免不公允吧。
七九年七月十二日于北京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