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夜读书
其不同之处在于南方蟋蟀盆壁薄，北方蛐蛐罐壁厚，都是为了适应当地气候条件，因地制宜而设。
南方蟋蟀盆起始较早，宋末周密的《武林旧事》记杭州景象，就曾记录过有专门卖蟋蟀盆的店家。
北方蛐蛐罐出现较晚，虽然宣德皇帝曾迷恋斗蟋蟀，但是北方民间成规模的烧造，当系明代晚期万历朝的事。
北方烧罐，康熙时期有过一个高峰，康熙帝属于十分敬业的皇帝，本人并不玩虫，但是他曾命宫里孵化蟋蟀鸣虫，以便让春节的家宴溢满生气。
初，以北京为中心，延至清末民初，烧造中心转至天津。
两者造型风格略有差异，塘底方式则差异较大。
京路罐填土很厚，为的是便于过风，又能保潮；津路罐填土很浅，着眼于避光静养。
各有千秋。
毕业论文网 初次知道“秋雨梧桐夜读书”蛐蛐罐，还是在邓之诚的笔记里。
邓之诚，字文如，清末举人，民初曾任国史编纂处纂辑，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说起来还是王世襄的史学老师。
王世襄就读燕京时，有一回怀揣蝈蝈葫芦进了课堂，不意蝈蝈暖过身来放了叫，屡触不止，惹得课堂上哄堂大笑。
邓先生斥曰：是听我讲课，还是听你蝈蝈叫？遂将大玩家逐出课堂。
不过邓先生行事公允，期末仍按成绩给了王世襄优等。
畅安先生晚年言及此事，仍忍俊不禁，灿烂如儿童。
其实邓之诚也是个爱玩之人，他玩古董，遂有《古董琐记》八卷。
该书初刊于1926年，其卷六“蛐蛐罐”一节记曰： “石虎胡同蒙藏学校，上年掘土种花，得蛐蛐罐极多。
有姑苏彩山窑常德盛制者十一，永乐制也。
淡园主人制，外青内紫者十一，秋雨梧桐夜读轩制者三十四，康熙制也。
赵子玉制，署恭信主人之盆凡四，署西明公凡一，署古燕赵子玉制或造者凡六十，书制者较精美。
又敬斋主人之盆一，彩胜主人之盆二，韵亭主人之盆一，寄敬堂制一，清溪主人、珍香外史各一。
相传该校为吴三桂旧邸，即周延儒宅，为京城四大凶宅之一，居者率不安。
此不知何人埋藏。
闻故老言，道光时长安贵人斗虫之风极盛，今淡园等制，流传尚多，且有志虫名者，予数见之，信皆佳制，但不古朴尔。
大抵其时新制，特窖藏之，为去火气，使不伤虫。
康熙容或有之，永乐、宣德，吾未之能信。
又闻贵人蓄虫，率同式廿四罐，列之几案，呼为一桌，蓄多者至数十桌。
今此流风消歇久矣。
” “上年”是哪一年，邓之诚交代得不清楚，总之应当在1925年之前。
这宗蛐蛐罐究竟是何人、何时所埋，邓之诚亦未加考辨，盖因其并非蟋蟀玩家，对蟋蟀罐的了解不深所致。
今日据邓之诚著述年代近一个世纪，如若考辨，更是困难。
但是邓之札记仍然提供了诸多信息。
从邓之诚行文看，此公显然不玩虫，对于北平当日的玩虫习俗亦不甚了解。
其“长安贵人”云云，依稀可以看出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的影子。
其实斗蟋风习自明宣德以来，已由苏杭渐及北方，至明代晚期，北京城玩虫风气大炽，延至民国时此风未之稍减。
他的学生王世襄即是此道中人。
比如“西明公”显非赵子玉所制（余藏有一对，从器物特征看，当为清中晚期的产品。
）“淡园主人”“敬斋主人之盆”“韵亭主人之盆”均为赵子玉定制八种序列，邓文反不列于赵子玉名下。
“古燕赵子玉造”与“古燕赵子玉制”之间，“造”为真品，“制”为仿品，已有定论。
而且从传世品看，“造”之精美远胜“制”者。
而邓著倒置，或为误传、误记，亦或署“造”者亦为后世仿制，皆未可知。
倒是他的学生王世襄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撰《秋虫六忆》，才算首次对万礼张、赵子玉所制蟋蟀罐做出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古之大户蛩家，有定制虫盆风习。
比如道光年间北京大户即有“含芳园定制”蛐蛐罐、过笼、水槽等全套器物；再如，花恭信、花淡园之类即为晚清时北京左家仿赵子玉款定烧，但泥质远逊，造型能力亦有不逮。
另，余?v年收得“光绪己亥”“丙寅天字”等帮戳，署款“始平耀亭氏制”“耀奎士荣氏制”之虫盆数种，盖底款识之侧并注有“天字第某某号”排序。
须以千字文排序，料知数量可观。
历代蛩家，亦不乏文人雅士，但能定制蛩盆者，非有一定财力莫办。
盖因一经开窑，必需相当数量，个人定烧，加盖私家款，即非商品，自然无回收成本之预设。
虽为雅玩，但所费不菲。
故，大路货常见，而定制款稀见。
以书卷气雅言志盆者，则极其罕见。
且因“夜读书”与“夜赌输”谐音，更可以断定此罐断非赌虫家所为，必是文人器物。
实为罕见之品种。
蛩家埋罐、窖藏是对新罐处理的一个环节，是为了去新罐之火气。
复杂的还要冬日里填雪，夏日里沉于井底，如是三番，目的是避免盆中所残火气烧了虫爪。
埋于土内更是为了得土气，滋养虫体。
蟋蟀为秋虫，属金，土生金，而火克金，去除火气，具足土气，始可养虫，甚合物理。
但一般处理虫罐，多是整桌。
古制，一桌为二十四只。
从邓文可知此处埋藏多者为三十四只，少者竟至于一只、两只。
且南盆北罐都有，其中姑苏彩山窑确为明代早期之南盆，为苏州陆墓镇所烧制，可以视为宣德器；赵子玉系列如若确为真品，则出自康熙时期；赵子玉“制”者，当系后世仿制。
此宗盆罐年代既不统一，数量也参差不齐，显然不是为处理火气而刻意埋藏，从情理上分析应当是突发变故，主人不及带走而又不甘就此丢掉而采取的掩埋措施。
显系心有挂记，尚存一念，希冀将来还有机会取出，不然大可以直接扔在花园里，没必要费这些工夫。
从上述资料，可知埋藏时间不早于康熙时期，必在其后，但仍难以断定此罐为何人何时所藏。
如是，则仍需考辨石虎胡同前后的拥有者和居住者。
石虎胡同闹鬼的逸事见诸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裘文达公赐第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文达之前为右翼宗学，宗学之前为吴额驸（吴三桂之子）府，吴额驸之前为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第，阅年既久，故不免有时变怪，然不为人害也。
厅西小房两楹，曰‘好春轩’，为文达燕见宾客地，北壁一门，横通小屋两极楹，童仆夜宿其中，睡后多为魅出，不知是鬼是狐，故无敢下榻其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