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乃何许人也？] 马元是何许人也
关键词：《一件小事》 “我” 意义 精神自传 摘 要：《一件小事》中“我”的形象是阐释小说意义的关键。
“我”是“新旧我”的合一，“我”身上凝聚了鲁迅对当时不满于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深刻思考，是这类知识分子中改造自我的典型；“我”身上也能清晰看到鲁迅自己的身影。
《一件小事》是理解鲁迅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呐喊”前后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切入口。
如笔者所论，“车夫形象高大”是《一件小事》的推崇者和否定者的共同出发点，其实小说中车夫的形象并不高大，因而此前对作品的推崇和否定就都失去了文本的基础而成了空壳。
小说意义的索解离不开相关着的两个问题：一是写了什么？二是为什么写？《一件小事》写了什么呢？用一句话概述就是：《一件小事》主要叙述了“一件小事”对“我”的意义，在“小事”中，“我”的有着高看自己而俯视他人坏脾气的“旧我”被轰毁了，“我”由此开始了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努力建构“新我”。
显然，人物“我”的形象是阐释小说意义的关键。
“我”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一 小说中的人物“我”实际上有两个形象：“旧我”和正在构建中的“新我”。
小说所展现的主要是“旧我”的形象，先来分析这个“我”。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
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 “我”因对六年来的“国家大事”颇为不满（“所谓”、“不留什么痕迹”等叙述用语可证），由此增长了“看不起人的坏脾气”，再联系小说结尾的“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等语，可见“我”是一个因不满社会现实而起愤世嫉俗之心的知识分子。
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一直不乏其人，尤其是在时局动荡的乱世。
乱世之际，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就抱着独善其身的态度，秉着怀才不遇的心情，或孤芳自赏、或自暴自弃，于是遗世独立、清高自傲、看不起人。
小说中提到的“六年”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乱世，那时有许多不满社会现实而起愤世之心的知识分子，“我”可以说就是其中一员。
对于这类知识分子，鲁迅的思考是很深刻的，他清楚地认识到，知识分子能不满社会动荡，这不满是有不同流合污、从而可能改造的好的一面，但如果由不满而一味“愤恨不平”、“遗世独立”就不是好的处世态度。
对此，鲁迅在也是写于1919年冬的《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发表于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署名唐俟，辑入《热风》）中做了“前车之鉴”式的警示： “古来很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
他们一面说些‘怀才不遇’‘天道宁沦’的话，一面有钱的便狂嫖滥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因为不平的缘故，于是后来便恨恨而死了。
” 在其他的一些文字中鲁迅也多次谈到这类对社会不满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的老毛病是“骄傲和玩世不恭”（《两地书・二》），好像“全世界的苦恼都萃于一身”，这“正是知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二心集・序》)。
鲁迅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由不满而去改造自己，进而探索或从事改造社会的工作： “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
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
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
”（《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 然而凡是恨恨于世事者，总是以为自己很伟大、很了不起的，很难想到要改造自己，因此，一般很难不蹈古人覆辙。
一边愤恨世事，一边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的话头，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
对此鲁迅警告说：“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过许多，我们不要蹈他们的覆辙。
”（《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 小说中的人物“我”并不就是一个“恨恨而死”者，但已经有了“坏脾气”（“一天比一天看不起人”），有了“恨恨而死的根苗”，长此以往，难免蹈古人恨恨而死的覆辙。
但是，“小事”为“我”提供了改造“旧我”的契机，在“小事”中，“我”的有着“恨恨而死的脸孔”的“旧我”被轰毁了，“我”由此开始了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努力建构“新我”。
“新我”的形象，根据文本，我们至少知道两点：其一是已经能意识到看不起人是“坏脾气”，这一点不用多说，“坏脾气”的这个叙述用词已是明证；其二是在“小事”后“我”对世事虽然还是很有不满的地方（“几年来的文治武力……不记得半句了”云云），但“我”已不再是因此而“愤恨”、“看不起人”，而是靠着“小事”，“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在惭愧和自新中增长自己的勇气和希望”。
这个“新我”是一个挣扎着要寻求自新之路而又不断经受痛苦的形象。
总之，《一件小事》中的人物“我”是“新旧我”的合一，“旧我”是有着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的知识分子形象，“新我”是一个挣扎着要摆脱“旧我”，努力寻求自新之路的交织着痛苦与希望的形象。
“我”身上凝聚了鲁迅对当时不满社会现实的知识分子的深刻思考，“我”是这类知识分子中开始努力改造自我的典型。
二 当然，人物“我”身上更多地投射了鲁迅自己的感受，能看到鲁迅的影子。
鲁迅确实曾如“我”一样看不起人，尤其是普通民众（鲁迅常用“庸众”指代），对社会现实也曾长时间不满以至愤恨，这可以追溯到鲁迅少年时期的人生遭际。
众所周知，因为家庭变故，鲁迅过早地体验到社会和人性的冷酷、丑陋和卑劣。
世态的炎凉、人间的冷暖、社会的狰狞使鲁迅变得早熟而敏感，特别是“对社会阴暗面，对人心人性的阴暗面的强烈的敏感，以致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方式、感受方式”①。
童年时的家庭变故引发了鲁迅对一般民众、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乃至愤恨的情绪，1927年，他在广州回答一青年的提问时还说：“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
”②后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开始了到南京、日本的求学生涯。
鲁迅在日本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文化思想，从“立人”的角度提出文化救国的方略，但他对“民众”的看法并没有大的改变，“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③，“任个人而排众数”（《热风・文化偏至论》），“庸众”等字眼一再出现于他的文中。
回国后经历辛亥革命，随着辛亥革命实质上的失败，国政操纵于军阀之手，然后是一连串的混乱、倒退、复辟，使鲁迅由短暂的兴奋走向幻灭，进取的精神受到压抑。
为此鲁迅感慨道：“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
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两地书・八》）“民元”以后的国家大事对鲁迅的影响非常大，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国事的每况愈下加剧了早些时候一系列文学启蒙努力的失败（包括《新生》无疾而终、《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出版结果只卖出了一本、寄寓深思遐瞩“立人”主张的系列长篇论文在《河南》杂志上发表后没有得到任何反响，最后一篇《破恶声论》未完而终等），给鲁迅所带来的绝望情绪。
对政治和文学启蒙的双重绝望迫使他通过“钞古碑”等方法“麻醉”自己，由此鲁迅开始了长达六年的“蛰居”时期。
《一件小事》文本交代“小事”发生的“民国六年的冬天”，鲁迅正处于极端痛苦绝望的“蛰居”时期，可以说，小说人物“我”身上的愤世嫉俗、“越来越看不起人”的情绪性格因素融入了鲁迅自己的深切感受。
但鲁迅强烈的自我意识使他又马上由绝望转入对自身的反省：“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正如竹内好在《鲁迅》一书所描述的那样，“蛰居”六年是鲁迅“最不清楚的部分”，这里面蕴藏着文学家鲁迅诞生的秘密。
竹内敏锐地发现，鲁迅在这时期形成了“罪的自觉”，并对政治产生了绝望，前者指向自身，后者指向中国近代变革的方式，这就是作为鲁迅文学基础的“无”。
在此基础上，竹内断定，文学家鲁迅产生于沉默的“蛰居”S会馆时期，它孕育形成了鲁迅之成为鲁迅的东西，神秘的“蛰居”时期成为文学家鲁迅的“原点”。
④竹内所说的“罪的自觉”就是指鲁迅对自己本身及文学启蒙的反思以致绝望。
在他内心，恐怕并没有要为日后成为文学家或者文学史家打基础的意思；他对自己以这样的方式消磨生命是心存警惕的，或者说他内心的文学启蒙思想并没有在绝望中逝去，又或受时代潮流的影响，启蒙之心有了一些挣扎着要重出的苗头。
这些从他在《〈呐喊〉自序》里描述的同金心异的谈话情形可以得到证实，一位锐敏的研究者指出了这一点：“钱玄同的话其实卑之无甚高论, 它之所以对鲁迅产生顿悟效应的原因, 恐怕还在鲁迅自己, 即希望对他信念般的召唤, 换言之, 鲁、钱的对话其实早已在鲁迅心里,只不过这一次通过他者口中说出, 因而产生了偏斜效应, 使鲁迅确认了另一方。
”⑤也就是说，对于鲁迅而言，钱玄同的来访和为《新青年》约稿只不过是个偶然的契机，真正让鲁迅走出“蛰居”状态，开始与《新青年》合作的动力来自于他内心对“希望”的渴念。
以此证之于《一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小说人物“我”也是因一件极其偶然的“小事”的刺激而挣扎着摆脱“坏脾气”，开始了努力寻求自新之路的。
可以说，在小说里，“小事”也只是个偶然的契机，真正让“我”走上自新之路的还是“我”内心反思自我的强力。
这一点，文本中“我”的“顿悟”就是证明――“小事”好比当头棒喝，只对本就有醒悟之心的人才能起作用；而对于冥顽不化的人，不说“小事”了，“大事”也是不起作用的。
这也非常符合鲁迅自己的逻辑，他在《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这样写道：“我们应该趁他们活着的时候问他：诸公！您知道北京离昆仑山几里，弱水去黄河几丈么？火药除了做鞭爆，罗盘除了看风水，还有什么用处么？棉花是红的还是白的？谷子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草上？桑间濮上如何情形，自由恋爱怎样态度？您在半夜里可忽然觉得有些羞，清早上可居然有点悔么？四斤的担，您能挑么？三里的道，您能跑么？他们如果细细的想，慢慢的悔了，这便很有些希望。
万一越发不平，越发愤怒，那便‘爱莫能助’。
――于是他们终于恨恨而死了。
” 很清楚，前面的近乎常识的诸“问”对狭隘片面、孤独孑立的现代“恨恨分子”来说好比当头棒喝，但鲁迅很清楚，这棒喝却应该是要他们自己“细细的想，慢慢的悔”才起作用，否则那便“爱莫能助”了。
这样的逻辑，化入小说，就成了“小事”对“我”的棒喝――它也是通过“我”自己的反思才产生意义的。
这样看来，《一件小事》可谓《〈呐喊〉自序》中“金心异来访”的小说化表述。
《〈呐喊〉自序》是他第一篇真诚披露心迹的文字，是他“呐喊”时期的一个自我总结和反省；而《一件小事》则是曲折隐晦地流露了他在“呐喊”前的“蛰居”时期的心迹，它完全可以视为鲁迅从“蛰居”到“复出”期间的精神自传。
三 复出的鲁迅终于借《新青年》为阵地扬声“呐喊”，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一轮的以文学为手段的启蒙运动之中，在文学创作上的收获就是1923年收入小说集《呐喊》的十多篇小说和与这些小说自成别一系列的刊载于《新青年》上的“随感录”。
然而就在这些“听将令”，放声“呐喊”的文字里，研究者也发现了鲁迅自己的犹疑与“彷徨”――他并没有全盘托出自己的态度和主张,。
在和《呐喊》同时期的“随感录”的创作中，木山英雄就敏锐地看出了鲁迅此时期文章有略显空洞的地方，认为那时的鲁迅不同于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并没有给自己所用的“新语词”注入具体的主张和应有的内容。
可以说，鲁迅几乎在再次发声“呐喊”的同时就对它的有效性产生了致命的怀疑，在《一件小事》的最后一段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鲁迅因对启蒙有效性的焦虑而导致的痛苦情绪的不自觉流露：“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
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
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 催我自新, 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 对于一个希望以“文治武力”参与“国家大事”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能在“文治武力”方面获得自我认同的资源，体现自己的价值，而只能在“小事”的提醒下不断“自惭”和“自新”，仅靠此来增长“勇气和希望”，这里面隐藏了多少无奈的悲哀和悲凉！――在此我们仿佛能触摸到“反抗绝望”者的依稀面影。
显然，《一件小事》里流露出来的启蒙焦虑与痛苦在他“呐喊”期小说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狂人日记》中狂人不狂后的“候补”；《药》中“曲笔”凭空添上的花环；《明天》中单四嫂子的绝望所流露出的对启蒙动机的不祥之音；《头发的故事》中，借阿尔志跋绥夫的话对“黄金世界”的希望提出了不合时宜的质疑；感伤小说《故乡》的结尾，忽然提到了希望，在“希望本无所谓有, 本无所谓无”的自我解脱式的解释中隐含着对希望的无奈；《阿Q正传》被视为其启蒙文学的代表作,鲁迅却拿出了一个可悲又可笑的“国民灵魂”，这一“国民灵魂”的展示，与《狂人日记》里对“有没有吃过人的孩子”的拷问，已拉开了距离，而充满戏谑和杂语的文体，也与启蒙文学的严肃性有一定差距…… 综上所述，《一件小事》可谓非常“鲁迅”的小说，从中可以感受到鲁迅“反抗绝望”的姿态；它曲折隐晦地流露了鲁迅在“呐喊”前后的心迹，完全可以视为鲁迅精神自传的一部分。
因此，它在鲁迅的创作和精神历程中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它是我们理解鲁迅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呐喊”前后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切入口。
（责任编辑：赵红玉）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立项资助科研课题“文学主体与现代小说叙事学研究”（编号：04C62） 作者简介：李定春，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湘南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
① 参看：薛绥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页。
②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7页。
③ 竹内好著，李心峰译：《鲁迅》，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第46页。
④ 汪卫东：《鲁迅的又一个“原点”――1923年的鲁迅》，《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⑤ 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野草〉的诗与“哲学”(上) 》,《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