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关注沉默的大多数

一。

多年前，我曾经读过柳冬妩的几首诗，感觉这是一个有精神秘密的人，他对生活的切入方式，带着记忆和痛感，也带着一种面对自我的赤诚。他对语言的运用，沉着、缓慢，但用词谨慎、思路清晰，文字并不嚣张，表达却极具个性。后来读了他很多的评论文章，这个感觉尤为强烈。对这个人，我一直有一种亲近感。他本名叫刘定富，安徽人，这二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东莞，近年专注于打工文学这一写作现象，不讳言自己是打工族中的一员，并试图成为这个族群的写作者最为贴身的研究者。如今，他已经是了。在文学批评界，确实没有人像他这么全面、认真地研究过打工文学，甚至连“打工文学”这一命名本身，之所以能够广为人知，也和他多年的努力相关。

他沉默少言，内心却异常丰富。因为和我有相同的乡村生活记忆，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起他的村庄，那个在安徽霍邱县的小乡村，如今像《百年孤独》里的马贡多小镇一样，“被飓风刮走，并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这样的村庄，据说在当下的中国，平均每天都要消失近百个。可是，一个文学写作者，一旦没有了出生地，那种孤独的感受一定比普通人更深。至少，柳冬妩对此无法释怀。正是在他对故乡那种骨血般的感情中，我理解了他的写作，也明白了他为何对那些被连根拔起的异乡人的经验那么着迷，他是借此在认识自己，也通过这些经验来照亮自己。他说，“我一直沉湎于从乡村到城市的一段精神苦旅”，他说，“文学批评是一种精神共享的方式，是对自我感受的检验，是一种心灵的到达”①，这是真实的言说。我很少看到一个批评家，和自己的研究对象间有如此密切的精神联系，甚至他把自己也当作研究对象的一部分，直面所有的问题。他面对自己笔下的作家作品，以一种和朋友交谈的形式，深入其中，带着体温，也带着反思，最终实现一种真正的精神共享。

这可能正是好的文学批评应具有的品质：批评家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它也抱着理解之同情，不放任，也不苛责，而是一直理性地去探究一种文学形成的复杂成因，并希望为它找寻到可能的出路。柳冬妩的扎实、诚恳，饱含着他对这种写作的特殊感情。他并不愿意自己在写作中像手术刀一样冷漠、机械地解剖作品，也不想刻意掩饰自己的喜好，他渴望批评也成为一种写作，一种有温度的自我表达。

比起独白，他更信任对话；比起价值批判，他更信任个人感悟。这令我想起李健吾的一句话：“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②。

柳冬妩的文学批评，最为醒目的一点，也许就在于他的文字里确实“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他不轻慢任何一个写作者，对那些渺小、无名的写作，反而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心力。他是研究者，也是那些无名写作的发现者，他忠实于文学，又不忽视文学相通于一个人性世界，相通于一种坚硬的现实。他认为，打工文学不仅是文学现象，也是社会现象，不仅包含着作家们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包含着某种社会意识的形成和扩展。③基于这种认识，他的研究正视了这一写作现象的复杂性，也充分打开了自己的研究视野，不仅把那些被文坛遗忘的、但与一种生活境遇和社会思潮密切相关的写作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具体论析他们的文学意义、写作得失，也把打工文学这一写作类型置放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进而确证它应有的位置。由此，柳冬妩找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地，也在这个领地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已经是文学批评界不可忽视的存在。

二。

《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一书的出版，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该书长达七十四万字，全面论述了这些年打工文学的形态和面貌，有宏观之论，也有具体作品的细读，足可代表柳冬妩近年的研究水准。尽管个别篇章，之前我已在杂志上读过，但这次全面通读之后，越发觉得它的意义不凡。

我想专门谈谈这部著作。它在结构上，或许并不严谨，一些命名和归类，不无牵强之处，个别论述，也不见得都合身。作为一本专论，可探讨的地方甚多，但它依然如此重要，就在于柳冬妩做了别的批评家没有做、也未必做得了的事。

它定义了一种文学类型——“打工文学”。做打工文学研究，是要冒一点险的，这类作品良莠不齐，作者队伍也庞大芜杂，研究它，远不如研究一些成名作家讨巧，更不如研究一些热点话题那么容易引起关注。所以，这么多年来，以广东为主阵地，打工文学作为一种写作现象已经很令人瞩目，但关于它的学术研究却几乎一片空白。柳冬妩显然是先行者，而且持续关注这批默默的写作者，把他们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来诠释。必须承认，经由他这些年的反复强调，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已为文坛所认可，它的类型学意义也获得了充分的阐释。柳冬妩说，打工文学的类型问题不仅是一个名称的问题，它的类型特性主要是由它所参与其中的精神方式和审美方式所决定的，所以，对打工文学进行分类，不仅关乎题材，也关乎文体和形式差异。无论是把打工文学视为是所有作家以打工生活为题材写作的作品，还是仅仅把它理解为是打工作家所写的打工生活题材的作品，柳冬妩都注意到了“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④，并对打工文学所具有的通约性特征作了全面论述。或许，很多人对打工文学这一命名依然还有许多疑虑，但柳冬妩的细致研究，为打工文学的存在提供了学术实证，并从不同层面分析了这一文学类型的共性和个性。我们无法已否认打工文学的独立存在。

它实现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有效结合。把打工文学单纯地视为一种文学现象，它的研究意义就会大大降低，毕竟，很多打工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还显粗糙，优秀的作品并不是很多；把打工文学简化为一种社会学研究的材料，又是对它的文学价值的漠视。为了建立起打工文学的理论诠释体系，柳冬妩以“整体批评”为切入口，不拘泥于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而是希望建构起关于打工文学的整体观，既研究文学想象与文学形式，也兼顾文化阐释和历史分析，把单维度的文学研究变成多维度的文化研究。应该说，《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一书是以文学分析为基础，研究文学审美的同时，也把它当作一种精神现象来与当下的社会对话，把这种写作放在一个大的文化场域里观察，这就为当下盛行的文化研究找到了生动的文学例证。近年盛行的文化研究，之所以显得空洞、宽泛，就因为它没有坚实的研究个案，进而变成了一种理论的生硬操演；柳冬妩的打工文学研究不同，它是真实、活泼的一种文化现象，有自己的经验类型和价值追求，同时这个社会现实同构在一起，它的确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研究的素材。为了做好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柳冬妩做了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多种理论资源的准备，既运用解释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方法来分析作品，也参照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一系列理论，来阐明一种文学现象背后的社会学和精神学意义。这种整体性批评视角的贯穿，实现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良好互动，拓展了文学批评的视野。而且，强调文化研究的意义的同时，柳冬妩并不鄙薄打工文学的美学价值，相反，他一直强调，打工文学首先是文学，而不是别的。他经常引用艾略特的话来提醒自己：“文学的‘伟大价值’不能仅仅用文学标准来测定；当然我们必须记住测定一种读物是否是文学，只能用文学标准来进行。”有了文学标准的确定，打工文学才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文化依据。

它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话题。比如，关于乡愁、身份、身体、底层叙事等，过去并不是没有人谈论过，但把这样的话题放在打工作家身上来讨论，意义完全不同。在这一轮盛大的城市化进程当中，数以亿计的人离开自己的故乡，从乡村到城市里去，成为打工一族，而如此大规模的打工族群的离散和聚合，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验。他们那种游离感和放逐感，那种身份焦虑和身份认同危机，他们的肉身经验和精神经验，他们对生命的体验和他们的现实与梦想，都和过往的文学书写不同，理解了他们，就理解了文学的另一面。“‘打工文学’潜入每个具体的、肉体的生命个体的‘内部’，撕开外在的工具理性、权力、物质化的话语遮蔽，敞开了人的存在的真实境遇。”⑤“‘打工文学’的本质在于描述打工者的生存经验，是来自底层内部的身体叙述，是身份未定者的文学，也是持续追求归属和无穷追问身份的文学。”⑥——这些表述，深化了之前文学界对打工文学的认识，并使打工文学与一批有重量的话题联系在了一起。而且，通过打工文学这一个参与者众的文学实践，为讨论城与乡、流散与归家、底层叙事与主流叙事等论题，提供了真实的例证。文学既塑造群体性记忆，也用个体经验来反抗一切加在他身上的文化遮蔽，《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很好地平衡了群体与个体的研究，并把一些话题引向了深入。比如在第十三章“身体的真相”，柳冬妩就全面分析了打工诗歌所出现的新的特征，并从“生命意识的觉醒到身体意识的觉醒”⑦中，感受一种“主体的痛感”，这样的研究，让人对打工文学中的一些段落有了全新的认识。

《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一书所花的心力，不仅在于篇幅，更在于它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关注了一大批无名的打工作家，并力图发现一切有意义的打工文学。我常常惊叹于柳冬妩的阅读耐心，他跟踪和解读了那么多沉潜在底层的写作者，并通过对这些写作者的研究，完成了对打工文学这一场域的描述。

他不仅研究了一种写作现象，其实也书写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生活——假如没有这种文学生活做基础，很多打工作家也许难以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正是他们在打工之余，彼此交流，互相激励，才使他们对记录自己的生存经验、思索自己的生存境遇有异乎寻常的激情，他们有时并不是想通过文学改变什么，而是想通过写作本身让自己的内心获得一个定位。

这个独特的写作人群，后来也出现了很多有全国影响的作家，如王十月、郑小琼、塞壬、林坚、谢湘南、戴斌等人，但更多的人，是匿名的，是写作人群中的芸芸众生，他们的写作并不成熟，不过是自我表达，也许并不会在文坛留下痕迹，但柳冬妩以一种平等心来看待他们，并对他们的写作有一种真诚的凝视，这是一种很可贵的面对文学现场的研究精神。尤其是诗歌，假若没有大量对这些无名诗人的关怀和检索，一个批评家根本就无从辨明一种新的写作是如何诞生和如何发展的，它的根源在哪里，它的局限又在哪里，这些，都要有丰富的写作实证作为支撑，才能发现问题之所在。

法国的蒂博代说：“如果不是有成千上万很快就将湮没无闻的作家维持着一种文学生活的话，那就根本不会有文学，也就是说，不会有大作家。”⑧他强调了文学生活的重要意义。确实，对大作家的研究，从来不乏其人，但对那些“成千上万很快就将湮没无闻的作家”也持认真的态度，并试图从中发现一些亮点、一些有价值的话题的研究者，却少之又少。尤其是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新的类型，一种“身份未定者的文学”，在当下的文学研究格局中，本就属于渺小的、无声的，要让无声者发出声音，难度可想而知。柳冬妩完全出于对打工文学的热爱，出于对底层写作者的敬意，才把自己的文学研究锁定在一批打工作家身上；他有一种和这批作家一同成长的决心，也竭力要把这些人的写作纳入到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来观察，这份研究者的心志，在当代批评界，并不多见。

如何让无声者发声，尤其是让沉默的大多数发声，这是文学的责任，也是文学研究者特别要关注的。《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一书出版之前，柳冬妩已经发表了大量研究打工文学的文章，他从不同角度、对不同的打工文学类型做了不少精到的论述，这些文章，是关于打工文学研究极有价值的声音。正是柳冬妩等少数几个研究者对这些声音的反复强化，打工文学这些年才受到了广泛关注，而且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话题，参与了当代文学格局的重塑。柳冬妩把少数者的文学，阐释成了与多数人有关的文学；把沉默者的声音加以理论升华，使之成了众人都听得见的声音。这种站在弱者、少数者、沉默者一边的研究姿态，使《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一书有着文学原生态的品质，也有着真正的理论原创性——它所阐释的文学作品，都是未经命名的；它所关涉的问题，都是未有定论的。很多研究，柳冬妩或许只是开了个头，但问题一旦提出来了，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起点延伸下去。比如，柳冬妩研究打工文学时，专门谈及“打工小说中的少数族裔话语”，以及“打工文学与儿童文学”等论题⑨，就表明他的研究视野是开阔的，而且对那些不被察觉的写作现象——如“少数族裔话语”，还有打工文学与现代文学、世界文学的隐秘关系等，他用力尤多，他是想通过这些不起眼的写作进行分析，全面描述出一种文学生活——打工文学恰恰是在一种特殊的当代生活中诞生的文学，离开了生活的现场，这种文学的意义就会消失。这种庞大的、无人认领的打工生活中，有太多的经验值得书写，有太多的人生值得关怀，它其实是文学写作的一笔巨大的矿藏，现在主要是一些打工作家在挖掘，也许，若干年后，要反观这个时代的真实，打工文学很可能是最可信任的精神素材，它凝结着一个庞大人群的生存记忆和心灵流变。因此，柳冬妩为我们所描述的这幅打工文学全景，具有文学与文化学的双重价值。

四。

面对一种貌似卑微的文学，研究者的立场尤为重要。对打工文学，多数的人是轻忽的，最多是大而化之地谈及。有些人，把打工文学的边界无限扩张，最终陷到了题材决定论的误区；也有些人，以打工文学在美学上存在的某种粗糙，断然否定它存在的意义。柳冬妩的研究，对这两种趋势都有一种警醒。他一方面，谦卑地倾听来自文学写作第一现场的各种声音；另一方面，又去芜存精、艰苦爬梳，把打工文学中的精彩段落发掘出来，加以审视。他呵护一种新的文学类型艰难生长的过程，体察那些基层写作者的甘苦，即便是对那些艺术上明显缺乏良好训练的作品，也有一种宽容和理解，以“一种穿透性的同情”（文学批评家马塞尔·莱蒙语），经验作者的经验，理解作品中的人生，以一种生命的学问，来理解一种生命的存在。他背负的批评使命，是廓清打工文学的现状，也是为打工文学正名，让它更具文学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