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化办学助力新城区教育均衡发展
摘 要与分散办学相比，集团化办学在新城区教育发展中有独特优势，通过名校带动、区域教育联盟、学区式管理、名校建分校区等方式，可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聚合，并向新城区迅速辐射，有效解决新城区随迁子女公平就学问题，避免新一轮的择校热，从而促进新老城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可以说，新城区是名校寻求规模化发展的新大陆，而集团化办学是新城区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捷径。
当前，全国上至一线城市，下至边远县城基本都建设了新城区，然而，大部分城市新城区至今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入住率低，阻碍着新城的发展。这一方面与新城尚不完备的基础条件有关，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新城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就教育而言，学校建设是较晚被纳入新城建设规划的，尤其在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商各自为阵、圈地建楼，留给学校的空间并不多，政府出于对新城发展的不自信，规划建校也畏首畏尾，导致很多城市新城区至今无新建的学校，居民考虑到子女就学等问题，即使在新城购置房产也宁愿继续留在老城区生活，新城区经济发展“高地”与教育“低谷”形成剪刀差，新城区成了教育的新洼地。
新城区教育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无外乎建学校，而学校建成后如何发展却有各式各样的选择。政府可以花血本、倾全力打造明星学校，也可以制定强制措施，保障新学校的发展；但更省力、更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借力用力——借助名校资源，调动民间办学力量，有效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并使之发挥更大的辐射力，利用已有的师资、课程、品牌资源更好更快带领新城区教育步入正轨的同时避免择校的魔咒——也就是集团化办学。新城区教育要避免“穿新鞋走老路”，陷入散兵作战、不良竞争和择校困境，就要尝试机制创新，走联合发展道路。正如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王定华司长在2015年“西部地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讨会”上所指出的：“新建的学校要赢得人们的马上认可，至少要符合两个条件之一，一个条件是硬件的建设，教师的配置要特别好，在当地是最好的，虽是新建，群众也会认可；另一个条件是实行优质教育资源对它的辐射，可以挂优质学校的分校、分部的牌子，或者实行统一化管理。不具备这两个条件之一，新建的学校要得到认可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办好新城区教育，扩大城镇教育的容量，捷径就是学区化、集团化办学，通过名校带动、校际联盟发挥优质资源的辐射作用，以强带弱，凝弱为强，协同带动新建学校，避免新的不均衡出现。
所谓集团化办学一般是指为确保优质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共享和均衡发展，区域内两所以上的学校通过联盟、联办、连锁、合并等方式，实现规模化发展、统一化管理、企业化运作的办学和组织管理模式，集团运作一般有“共享制”“章程制”“督导制”[1]等。较早的集团化办学是民办教育和教育培训机构走连锁办学和规模化扩张后的发展方式，比较著名的如新东方、学而思等。后来，职业教育发展最先广泛应用集团化办学模式，效果显著。本世纪初，为实现基础教育发展的规模效应，杭州市率先开始尝试基础教育领域的集团化办学，开拓了各类集团化办学模式，教育集团呈几何数增长，从2006年的51家（朱向军，2006）发展到2010年的152家（孙德芳，2011），2012年超过210家（杨小微，2014），集团化办学效果明显，被上海、江苏等各地借鉴推广。
目前，“名校吃不了，普通学校吃不饱”的现象在全国大部分城市普遍存在，一两所中小学一枝独秀、人满为患，其余大部分学校招生如同捡漏；而受校园面积、教师编制等限制，名校与普通学校的规模都大体相当。这样一来，家长对有限优质资源的争抢就更为激烈，择校现象由此愈演愈烈。在努力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城区内部校际之间的不均衡更为严重、影响也更广泛，品牌效应和资源优势所造成的学校间排名落差悬殊，无形中弱化了占多数的学校，日渐形成“强者更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
可以说，传统的各自为阵的办学模式本就限制了优秀教师的跨校流动，如果新城区教育发展只是徒增学校数量和教育阵营，势必陷入不良竞争的僵局，最终大部分新建学校会沦为竞争的牺牲品，随着优秀师资、优秀学生的流失而门庭冷落，新老城区间的择校问题只会比以往更严重。随着各地新城区拔地而起，大量居民迁入新城，如果不顾城市教育这种“一强多弱”的沉珂，按老办法另立门户、多头发展新学校，新校难以在短时期内形成品牌效应，容易出现学校间的不良竞争和内耗，届时即便新校布满新城，人们也还是不会停止追逐一二名校的脚步，新学校只会成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最终，老牌名校以其原有的教师规模、校园容量面对着更庞大的择校群体，择校热只会更热。从过去学校的发展模式看，名校一定程度是在牺牲普通学校利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挖名师、挖优秀学生也是名校崛起惯用的手法。从这一角度讲，崛起后的名校不应该成为一枝独秀，而应“担负起作为区域教育主体的社会责任，带动和帮扶区域内其他学校共同发展，进而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2]。
目前，很多地方新城区教育还是“空白”，没有太重的历史包袱，应该说在一张白纸上更容易描绘出更美的教育蓝图。与分散办学比较，集团化办学模式下原有名校的品牌效应和优秀师资向新城区辐射转移阻力小、见效快，是新城区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要实现一次性到位的教育发展，就必须学会借力用力，发挥得天独厚的空间、政策优势，通过集团化办学并举，放大名师、名校资源集聚效应，让新城区一流的硬件与名校的师资、管理、品牌实现“强强联合”，转教育新“洼地”为“高地”，与新城区经济比翼齐飞，实现跨越式发展。
1.名校带动式。
较早探索名校集团化办学的是杭州市。上世纪末，杭州市西湖区求是小学接管城西蒋村商住区的配套新学校，通过名校输出品牌、师资和管理，实现新区配套学校超常规发展。目前，这种集团化办学模式已经在江干、下沙的新城区普遍推开，求是、育英、凯旋、二中、十三中等教育集团摆脱体制限制，采取集团化管理、企业式扩张，通过“名校+新校”的模式迅速向新城铺开，使得新城区教育一开始就站上了较高的起点。名校集团通过“孵化”和“裂变”，不但带动了新建学校的发展，同时也使很多新校（如下沙外国语实验小学、文海小学等）迅速成为名校，派生出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通过资源重组，盘活了老区、新区的教育资源。名校带动式的集团化办学重点在于“名校化”，集团内学校以“集团名+校名”命名，共享集团的品牌、理念、课程、师资，接受统一管理，最终形成“教育共同体”，集团旗下学校“特色联建，资源联享；教师联聘，学生联招；活动联合，中小联动”[3]，摆脱以往散兵作战和行政垂直管理的窠臼，通过交互式、机动化管理，实现集团内学校的共同进步，使新城区配套学校依托名校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有效破解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教育瓶颈。
2.区域教育联盟。
联盟式办学的特点是联盟学校中没有一枝独秀，各校之间达成协议，实现资源共享和交流协作，从而避免区域内学校间的不良竞争。比较典型的如上海桃浦区的教育联合体。该地区以往是上海的教育洼地，学校间竞争激烈，择校现象严重，2008年，一批校长、园长自发联合起来，在各方支持下成立了区域基础教育协同发展联合体，打破围墙办学，“变封闭办学为开放办学，变孤立发展为联合发展，变追求学校核心竞争力为核心发展力”[4]，构建了横向的沟通机制和纵向的中小幼衔接机制，以共同愿景为纽带，通过结对和捆绑组建成员共同体，通过“教育社区化、社区教育化”将学校、家庭、社会紧密联系起来，为解决长期的择校问题和外来务工子女就学问题做出了贡献。对一些名校集团化办学滞后的新城区而言，大部分学校无法找到名校做靠山，便可以采取联盟办学的方式，“小型化办学，集团化管理”[5]，凝弱为强，联合发展，形成学校间沟通、学段间贯通、学校与社会联通的大教育局面，将彼此封闭和互相竞争的环境转换为交流沟通和协作共进的环境。
3.学区式。
学区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联盟办学的形式，区别之处在于学区式是政府主导的集团化办学行为，政府划定学区，继而以制度措施推进学区内学校联合办学。就新城区而言，则是在新城规划时就确定学区范围，学区内学校建设统一规划、集中管理，将分散设学的弊端解决在起点上。以南京市建邺区新城教育发展为例，该区在新城起步时就将区域内中小学校按照属地和系列，组建新城教育发展联盟，利用集团化办学优势，实施“学区制”“联校制”管理；联盟学校在隶属关系不变的前提下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在师资培训、教学研究和教科研等方面深入合作，通过校际差异合作、教师均衡流动，实现优质资源共享。通过几年的努力，建邺区新城区教育迅速从“洼地”走向“高地”[6]。学区式办学适合新城规模较小的二三线城市和在建新城区，这类地区在制定新城建设规划时可以引入学区的概念，以此推动新学校在统一管理下先期规划、先行发展，促使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学校布局上一步到位，直接向内涵发展和高位均衡的目标迈进。
4.分校（校区）式。
由于学生人数激增，一些发达城市很早就采取分校办学的方式解决新增学生的入学需求，有名校直接建设的分校，有并购或合并产生的分校，也有民办学校为求发展挂名的分校。对新城区而言，名校办分校不论是公办还是民办都是双赢的选择，名校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新城区这一新的教育市场，新城区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也要依靠名校品牌。但就以往办学经验而言，分校办学中分校与主校间的粘合度存在越来越低的风险，分校走向自主发展的同时公众认同度也会降低，最终与名校游离。基于此，名校办新城区分校可以借鉴高校的办学模式，办成“分校区”而非“分校”，名称上采取“某学校+某地校区”的形式，内部治理上采取“一个法人代表，一套领导班子，分校区管理”的模式，确保师资队伍内部流动、教育教学同步管理、资源成果共创共享，以更高的粘合度和一体化管理消除名校与分校的区别，取得新城区居民的认可。分校区的办学模式存在一定同质化倾向，却是最容易复制和发挥名校品牌效应的办法，尤其对尚未配建学校的新城区而言，名校办分校区从零（建校）起步，并不牵涉相互适应问题。
1.“聚力”与“辐射”。
过去集团化办学所体现出的优势是明显的，杨小微教授总结了三点：“一是扩充了优质教育资源，使得‘择校’热显著降温；二是名校集团化扩大了社会弱势群体享受优质教育的公平机会；三是成立集团后更便于以校际互动方式开展教学科研，大批教师素质得到了显著提升。”[7]对新城区而言，集团化的最明显的优势是“聚力”和“辐射”。
就前者而言，核心是课程开发，集团有能力建立教师资源库和实力雄厚的课程研发团队，集团课程建设中心可以依靠完备的教育科研团队有效集聚合力，开发具有特色和品牌的优质课程，供学校共享。就后者而言，核心是师资和品牌，教师集中管理，在集团学校间自由调配，教师编制在教育联盟或集团内要完全实现动态管理，在总量有限的情况下，以往某某学校的教师转换身份为某联盟、某学区、某集团的教师，“放在哪个学校、站在哪个讲台上”不再规定死，新城区可以凭借集团化办学网罗优秀教师，从而实现优质教师资源在区域内的均衡配置；同时，集团品牌的辐射力可以为以往默默无闻的学校增光添彩，扩大影响力，从而在招聘、招生上形成优势，利用规模化管理、完善的激励机制、畅通的晋升机制、更大更优的平台、更多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机会吸引各地、各行各业优秀人才从教，利用品牌优势留住新城居民远走老城就学的脚步。
此外，集团还有利于实现优秀教师对后进教师的“传帮带”，形成相互激励的教师内部发展机制，从机械流动走向内生发展，将不同学校间的师资落差变成内生发展的资源。
2.解决城镇化进程中随迁子女公平就学问题。
受基础条件限制，新型城镇化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依旧会是人口流动型的城镇化，而非乡村本身的城镇化。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业人口比例依然偏高，占到53.1%，随着农业结构的转型，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有条件的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的步伐会加快。从这个角度讲，城镇化道路的加速必然带来新城区的崛起，遍布中国的新城绝不会沦为空城；这个过程中，农村学校的建设速度永远也赶不上农村人口流失的速度，加之农村人口追逐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家在农村而想方设法送子女进城上学（目前，义务教育城镇化率为73%，远高于54%的人口城镇化率，从2014年的数据看，全国乡村学校学生大批流向城市，乡村学生减幅达28.5%）。在这一背景下，一味就农村地区而谈农村教育只会制造更多的“空壳学校”，谈农村教育至少有一半是在谈流入地随迁子女的教育，其实就是新城区教育。
教育均衡的实质是培育、扩张优质教育资源，使区域资源配置优化升级，从而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从这一角度讲，新城区教育办不好就是农村教育没办好，如果让新城区迁入居民陷入又一轮择校的困境，均衡发展就无从谈起。为解决新城区居民随迁子女公平就学问题，集团化办学是目前可以借鉴的较好的经验。按照“依法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规定，城镇公办学校应普遍向符合规定的随迁子女开放，公办学校不能满足需要的地方，应购买普惠型民办学校服务。但是，各地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往往迫于优质公办教育资源的稀缺而选择后者，随迁子女只能进“二、三流”学校或民办学校，对于购买普惠型幼儿园、民办学校这样的做法，家长缺少一种获得感，觉得“我的孩子进不了公办学校，只能进民办学校”。好不容易在城里买房的农村居民本以为当了“城里人”就可以平等享受城市居民待遇，可老城区优质资源的稀缺让这种公平如镜花水月，老城区有限的承载力与其所占有的优质教育资源不对等，拥挤的道路和有限的校园场地都无法满足新城区居民远至就学，然而他们追逐优质教育资源的愿望却极其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