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考古的主要收获·家畜的驯化和饲养
(三)家畜的驯化和饲养; ; 史前先民将一些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大体要经过拘禁、野外放养、定居放牧(放牧与舍饲相结合)几个阶段。
如从内蒙古阴山岩画中的一些“野牧图”画面，可以看到野外放养的情形，河姆渡遗址曾发现直径l米左右的畜圈，可能是拘禁动物用的，其干栏或房屋底层，据民族学资料推测，可能是豢养家畜的地方。
在半坡遗址发现两座长方形畜圈，长6～10米，宽1．8～2．6米，周围有密集的柱洞，说明围有木栅以圈牲畜。
在姜寨遗址也发现两座略呈圆形、直径约4米的栏圈，栏中有20～30厘米厚的畜粪堆积，足证是畜圈无疑[109]。
圈养对牲畜的肥育、配种、繁殖都有重大作用，是原始畜牧业有很大进步的重要标志。
根据考古资料，我国原始畜牧业主要驯养的家畜有猪、牛、马、羊、狗等，家禽有鸡、鸭、鹅等。
;1．家畜;猪 ; 各地新石器遗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模型中，以猪的数量最多，约占1／3左右。
一些晚期遗址中出土的猪骨数量更大，如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43座墓中出土猪骨96块，甘肃省永靖县秦魏家遗址46座墓中出土猪骨430块，可见猪已成为财富的象征，也说明猪在我国原始畜牧业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真正的六畜之首。
考古发现最早的材料是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出土的距今9000年左右的猪牙和猪颌骨，个体数为67个，其中65％为2岁以下，说明“是人类有意识饲养和宰杀的结果”。
猪牙中“犬齿数量不多，较为长大粗壮的犬齿更少见，犬齿槽外突的程度很差，而门齿一般都较细弱。
这些情况，可能显示在人类驯养条件下，猪的体质形态的变化”[110]。
其次是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和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等遗址出土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猪骨或陶猪，其形态处于亚洲野猪与家猪之间，应属于原始家猪阶段(图一○)。
至目前为止，发现有猪骨或陶猪模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120多处，地点遍布各地[111]，表明我国家猪的非常久远，也证明以养猪为代表的原始畜牧业是和原始农业同时起步的。
;;到了商周时期，养猪业有较大的，甲骨文有许多“豕”字，还有一字是在“豕”字外面围以方框，表示养猪的圈栏，《诗经·大雅·公刘》也有“执豕于牢”的诗句，说明猪已实行圈养。
当时猪除用于肉食外，还用来祭祀，卜辞中有很多记载。
亦有用铜铸造雄性猪尊作为祭祀的代用品，如湖南省湘潭县九华乡出土的一件铜豕尊，器形硕大，造型生动，前后肘部横穿一对直径1．4厘米的圆管，可贯绳索，便于抬动进行祭祀。
春秋战国时期，养猪业受到进一步重视，“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
到了汉代，养猪业更加发达，地方官吏都提倡百姓家庭养猪以增加收人，各地汉墓中经常用陶猪或石猪随葬，出土的数量相当多，造型也很生动逼真，因而可以据之了解汉代家猪的品种类型。
如小耳竖立、头短体圆的华南小耳猪，耳大下垂、头长体大的华北大耳猪，耳短小下垂、体躯短宽、四肢坚实的四川本地猪，嘴短耳小、体躯丰圆的四川小型黑猪等等，这对我国古代猪种形成的历史，具有很大的价值。
它们是分别从其不同的野生祖先驯化而来的。
在黄河流域和长城内外的上新世到更新世地层里，都发现有现今黄牛和水牛祖先的化石，为原牛或原始牛，所以，中国黄牛和水牛是独立起源的。
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和巩义县瓦窑嘴遗址及舞阳县贾湖遗址、山东省滕县北辛遗址、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遗址等，都出土过牛骨，虽不能肯定都是家养的牛，但也不能否定当时已有驯养野牛的尝试。
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曾出土16个水牛头骨(图一一)，江苏省吴县梅堰遗址也出土过七个水牛头骨，特别是湖北省宜都市城背溪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多年前的水牛头骨，说明南方驯养水牛的历史有可能早到六七千年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