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曾国藩的票盐制思想
摘要：曾国藩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对两淮盐务进行了整顿。
他在淮北停止饷盐，裁减厘卡，大力推行票盐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其做法可谓是秉承了陶澍的票盐思想。
对淮南盐务的整顿则体现了其“寓纲法于票盐”的思想，希图借助殷商的“辘轳转运”来规复淮南引地，从而增加课厘收入。
关键词：曾国藩；票盐制；思想 一 有清一代，实行的盐法的主要是纲盐制，即清政府每年根据盐的产量、销售量的多少，确定发售引数，订为“纲册”，每年一纲，招商认引，额满为止，商人按照所请引数缴纳正杂课额。
在这种纲盐体制下，引商都有专门的引地，“引商有专卖域，谓之引地，当始认时费不赀，故承为世业，谓之引窝。
后或售与承运者，买单谓之窝单，价谓之窝价。
”[1]清政府为保障财政收入，采取“恤商裕课”的政策，保护大盐商的利益，授予盐商世袭垄断的特权。
在纲盐体制下，与盐政有关的所有人都“视盐务为利薮”，官商勾结，互相依托，牟取私利，导致盐价日昂，私盐泛滥。
嘉道年间，纲盐制日益败坏，道光十二年，两江总督陶澍遂在淮北废引改票，试行票盐制。
陶澍的票盐法，将淮北畅岸仍归商运，其余无盐济售的滞岸则仿照山东、浙江票引兼行之法，由运司刷印三联票，一留为票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于海州所属之中正、板浦、临兴三场设局收税，听任小民投行购买运往销售，在各场的要隘之地设立税局给以照票，上面注明民贩姓名、籍贯、运盐引数、往销州县、并按路程远近立限到岸，凡无票及越境者仍以私论。
陶澍在其《淮北票盐试行有效请将湖运各畅岸推广办理酌定章程折子》中说：“查票盐自试行以来，海属积滞之盐贩运一空，穷苦场民藉资苏活，即游手闲民亦得以转移执事，是以上年海州灾务极重，而地方尚称安帖，实得票盐之济。
”[2] 道光二十九年，陆建瀛仿照淮北票盐法，也在淮南推行票盐制，但实行没有多久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票盐制也随之中断。
二 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爆发。
太平军势力发展很快，于咸丰三年三月占领两江总督所在地南京，至此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遂为太平天国所有，而这一地区是淮盐的销售区域，由于太平军的占领，淮盐运道梗阻，私盐充斥，邻盐蔓延，票贩星散，淮盐几至片引不行，淮北票盐也停止实行。
鉴于淮北之盐销售困难，部队军饷短绌，为解决军饷问题，清政府在淮北实行“以盐抵饷”的措施，当时驻军皆可赴坝领盐以抵军饷，称为“饷盐”，后来由于栈盐不足，各部纷纷下场自捆，夹私护私之弊数不胜数，而营弁桀骜不驯，垄断盐利，“北盐自军营提盐抵饷，遂为武人垄断。
”[3]如李世忠部在奏定的盐厘之外又私增多卡，并且派部下控制淮河要隘，用揽船堵住水口，其他营捆盐经过时，必须缴纳很重的厘捐才能通过，其总兵杨玉珍甚至带领洋枪队将西坝各栈饷盐捐盐全部封捆，发现有人运盐出栈就将其斩首。
营弁如此凶恶，商贩畏惧，不敢运售。
”[4]“未办饷盐以前，票贩虽日行竭蹶，而尚能勉力从公；池商虽难免偷漏，而未敢任意售私。
迨军营提盐抵课，变易旧规，营员日出于其途，商贩遂闻而却步。
”商贩裹足，无人敢运盐销售，影响国家正课收入，所以，饷盐必须停止，“以挽颓纲而裕正课”[5]。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克南京，太平天国宣告瓦解，淮河得以畅通，曾国藩立即下令革除饷盐名目，改复票盐旧制。
他说“淮北盐务，自前督臣陶澍改行票盐，意美法良，商民称便，果能率由旧章行之，百年不敝。
”[5] 所以，淮河畅通以后，曾国藩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淮北推行票盐制。
1.开办新纲。
之前淮北盐课奏销至戊午纲，现在新章规定接开己未新纲，由于战乱之后人口大减，很难销够原来规定的四十六万引之数，所以先办正额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
同时大力招集新旧票贩前来请运销售，完纳现课。
规定每引例定正盐四百斤，分捆四包，每包再加滷耗十斤，共重一百一十斤，其请票、截角、抽称、上栈等事都按照陶澍制定的票盐成法办理。
2.核定正杂课额及盐价。
曾国藩说：“收课科则必须核定以昭信守。
”[4]所以，他在整理淮北票盐的时候，先考查了淮北票盐的课额征收情况，之后制定措施规定：例收的每引报部正课银一两五分一厘，杂课二钱，外办经费银四钱，仓谷一分，河费一分，盐捕营一分，无可减免，仍照旧额征收。
而团练、壩工、缉费、号项等不急之款，则一概删除。
3.裁并各处厘金。
咸丰三年开始抽收厘金以来，盐厘很快成为军饷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以至于“处处设卡，节节抽收”，“各处军饷皆赖盐厘接济”[4]，而商贩无利可图，将运盐视为畏途，裹足不前。
曾国藩虽然也看到了厘金制的弊端，他说：“多添分卡是厘务最恶弊政”[6]，但军饷攸关，他不可能将厘卡全行裁撤，于是他根据淮北票盐不分口岸，随地运售的特点，把以前的逐卡抽收厘金改为在扼要之地设卡分作两次抽收。
4.严禁夹带重斤和出湖改捆。
清政府自立“饷盐”名目以来，弊窦丛生，营弁下场捆盐，舞弊严重，一引官盐甚至敢夹带数引私盐，而卡员不敢阻拦，严重破坏了票盐法。
曾国藩下令革除饷盐名目，规定以后官运、营运都只许到壩采买，不许再下场自捆，严令海分司督饬卡员认真抽称，查出包内夹有重斤，就照全船包数扣罚充公，包外夹带的也要严究查办。
以前票贩在盐出湖时为了节省运脚和按包抽厘之费，都在西壩改捆大包，每包重一百二三十斤不等，改捆后盐票不符，以至有余票护私之弊，影响盐厘的抽收。
所以曾国藩下令以后不许再改捆大包，车行、船户承雇出湖之盐时按斤论，不再按包论价。
过壩时不但给予护票，而且由海分司发给舱口清单，以方便卡员凭单查舱，并且按包抽厘。
禁止出湖改捆后不但方便卡员的稽查工作，而且有助于减少私盐，保证盐厘的如数征收。
而淮南引地广阔，淮南之盐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省，引地特别重要，但由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为太平军所占，淮南之盐难以运销。
为了解决湘军军饷，曾国藩主张恢复票盐制，不再专行纲法，但又为收回淮南引地起见，他又主张把纲法的一些内容行之于票盐之中，这就是他的“寓纲法于票盐”的思想，他在同治二、三年间制定的淮盐运行楚西皖岸《章程》，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
他说“刊章所载均系票盐之法。
凡票商今年请引者，明年再来亦不拒，不来亦不究。
今令销出一票，即须预纳后运之厘，不准多请，不准少运，是票商而责以纲商之道，亦所谓‘文不对题’也。
鄙意饬招商、督销二局，物色真正殷商维持而护惜之，使其辘轳转运，暗寓纲法于票盐之中则可，勒令票贩尽充纲商则不可。
”[7]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反对“预纳后运之厘”和“不准多请，不准少运”的主张，认为这是“文不对题”，是“是票商而责以纲商之道”，主张“今年请引者，明年再来亦不拒，不来亦不究”，有点自由请运的味道。
但是，他又要“饬招商、督销二局，物色真正殷商维持而护惜之，使其辘轳转运”，说明他又不完全是要推行票盐制，而是要借真正的殷商之力，使他们辘轳转运，从而完成新引之额的认运任务。
他的这一主张是接近纲法的，“都是要让大商人领票运盐，不同之处只是未固定在某些专商身上”，这种“暗寓纲法于票盐之中”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混合票法与纲法为一体的论调，较多地带有纲法的色彩。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