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我们是否能够完全领悟哈耶克

读关于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传记，好象所感悟到的不仅是他在古稀之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授奖的原因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鉴于哈耶克在货币和济波动理论中的先驱工作，并且因为他们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依赖关系的深刻分析，所以把1974年度的经济学奖项给予了他。而等待这一天哈耶克几乎是用了40多年的时间。

好在哈耶克是个心胸豁达的人，他能等到这一天，不然尽管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学说，比凯恩斯的学说在现代社会更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在这之前凯恩斯的却是经济学的一座丰碑。而人们丝毫已经忘记了当年的哈耶克作为年轻的经济学家，也是很早就出了名。不过因为当年他与凯恩斯的论证是多少的不合适宜。因为当年的凯恩斯就想一座无法超越的高峰在经济学届矗立着，任何人要想超越是困难的。而且因为他的那本曾经受到批判的通向奴役之路，在与凯恩斯的争论中是没有多要人迎合和看好的，而且在当时的确也需要凯恩斯的理论，来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寻找到这样的理论基石。因此这些无法改变的历史现实就是这样选择了凯恩斯而放弃了哈耶克。哈耶克不得不放弃了论争，而把自己的兴趣转移到其它的领域。

不过对于凯恩斯，我们是否会因为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滞涨，就因此而彻底否定了呢？这自然又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对于凯恩斯理论所带来的革命，以及他的就业理论，着重于总体经济行为的运行和调节，并且和新古典经济学一起所过程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重要的理论体系的基础。这些贡献同样是不可磨灭的。

不过我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作为哈耶克在他的一生中似乎是不能避开凯恩斯的争论的，因为和凯恩斯的论争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了这样争论就没有了哈耶克今天的成就。但是，在有关凯恩斯的传记中人们不会看到有关他和哈耶克的论争的情况。而在哈耶克这儿与凯恩斯的论证和对恃就是不能越过的内容。

人们为什么能够耐心等待到在现在的经济社会无法继续使用凯恩斯的理论，而一定要反过头来了从哈耶克这里寻找，那是因为经历了1873——1975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人们重新看到凯恩斯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膨胀面前已经束手无策。所以又回头来到哈耶克的理论中寻找解决的理论。

不过现在我们在认识哈耶克的时候，却是因为他本人对于社会学和伦理学方面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些理论，在当代对人们的影响已经是不能被轻视或是视而不见的现实了。当我在一篇叙述哈耶克的一篇文章花儿为什么这么红一文中最先得到的这种感受。而且他作为英国女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精神导师形象出现的时候，尤其是人民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新的评价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近年来一个热潮就是关于自由主义的重新的认识和评价，整个世界仿佛都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了一种可以被称为自由化的浪潮－－这种现象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理论理念在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家与理论家手中被发扬光大、对市场经济的复归以及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批评构成了最近二十年的西方政治经济改革的核心。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想到了哈耶克，哈耶克也就重新浮出了水面。

坚信自己的信念或是已经不再坚持的地步，或是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巨大的荣誉，必然要等待再过四十年才能到来，这对于哈耶克本人的确也是一种漫长的等待。因为在当年他的理论已经没有了多少追随者，面对普天盖地的诘问和责难，已经失去了表达权的哈耶克他虽然始终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一切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现在我们是否会以为经济危机，是因为投资过度会造成的呢？因为多年来我们对于用凯恩斯的理论，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已经是习惯了。现在我们反过来所说的已经不是的传统的理论，而是用哈耶克的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的理论，重新构建新的政治经济理念的时候会感到，所谓的国家干预也许和对于自由主义的重新被认识一样，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一切都是需要依靠市场的自动调节来建立新的市场关系，这些似乎能够通过我们当前的改革而感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样对于我们是不可避免或是回避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改革与开放的过程是一个对西方现代制度与实际进行重新认识、评价的过程，也是吸取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精华、扬弃其糟粕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可避免会涉及对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作更深入的认识与评价。

所以在今天我们在重新对哈耶克的理论感到兴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他对凯恩斯的主义的批评以及他的自由银行制度的倡导，重新来认识和重新解读他的货币的非国家化理论了。这几乎是哈耶克自由主义观点的一个集成。在这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的观点得到了全面的展示，也 在同时完成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货币学说的确立。而且哈耶克的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国家对货币发行的观点，在今天即使人们在重新认识哈耶克理论的价值的时候，仍然是不能全部接受的。

这一点在当年就是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对立的观点，凯恩斯之处经济危机根本原因是资本家对投资前景，没有信心而减少投资造成的，而不是哈耶克所说的是投资过度造成危机。相应的关于哈耶克的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和凯恩斯的调节国民经济的责任，必须由国家担负起来的主张是截然相反的。因为在凯恩斯那儿，他所说认为的，一国经济的兴衰完全是因为“有效需要”的是否充分，而有效需要不是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投资心理导致的。

写到这里一点感触，现在我们在用什么政府引导的方式来对房地产使用了这么大的气力来进行诱导，实际上就是一种误导，我们非常非常容易就能感到这里面与人们所期待的那种在一定的形式下，国家会出来干涉的想法依然是一致的，那就是国家会出台一些相关的政策，在房地产市场不能自己解决自身痼疾的时候出台措施。就像救市一样救“房”。

而在最近的一本叫做站在经济生活的前沿: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书中， 可以注意到这是当代中国的一流经济学家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从宏观到微观层面的一个思想随笔。在这里可以了解到中国建设部领导人对当前中国最为引人关注的房地产投资现象的分析。现在的中国有人对于所谓的中产阶层的出现感到了一种从来未有过的兴奋，好象成人中国现在以每年增加1 ％的中产就能彻底改变中国的经济构成似的，或是说一个中产社会的建立对于一个新的政治构建所产生的意义，会出现什么奇迹似的。所以当我在解读山东的一份周刊的时候，对于他们以所谓的中产阅读为题在大肆做一些白领感觉的文章时，感到了不解。因为当下中国的所谓的中产似乎至少一个概念，而且当现在的人均收入对于一千美元的目标在力争实现的时候，所谓的中产阶层的出现，是否会在个人收入和税收之间有一个相对的数字来进行比较呢？不是这样，就只能说明有一方已经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