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杂志研究
一、《红楼》始末。
理解一个时代知识精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品质，观察他们的大学生活是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角度。不是说大学生活完全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知识和精神生活，而是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知识精英的知识结构和精神品质。
本文选择1957年北京大学一本学生杂志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想通过对这本杂志作者群体的研究，从而对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精神历程作一个简单考察。另外，《红楼》杂志比较详细地刊载了当时北京大学“反右派运动”中涉及学生右派的主要信息，特别是其中的照片、漫画及相关会议的信息记录，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是研究中国“反右运动史”的重要史料。
关于《红楼》杂志的研究，目前我们能见到的主要研究成果是钱理群的《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一文。但本文偏重于对《红楼》杂志中的作品评论，没有涉及杂志的完整存在情况及相关作者群体的研究。另外关于《红楼》杂志的存在情况，主要出现在当时参与这本杂志活动的北大学生的一些回忆中。但这些回忆比较零散，相互之间也有许多不一致之处，而且回忆时较少参考当时的原始文献，所以并不能给人以完整的印象①。
完整的《红楼》杂志，现在较难见到。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都查不到完整的《红楼》杂志。我从个人收藏的角度，对《红楼》杂志的了解情况是：
这本杂志共出版了十四期（包括五期增刊），跨1957年和1958年两个年度，其中1957年出版正刊五期，分别是创刊至第6期（5、6期是合刊一册）。1957年在正刊《红楼》出版以外，还出版过四期《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特刊单独编号。其中特刊第4期“编者的话”中说：“‘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编辑到第4号为止了”②。
“反右派斗争特刊”虽然刊头也标明“红楼”二字，但没有封面设计，页码也比原刊少，类似于那时常见的文件形式。“反右派斗争特刊”出版时，还专门附赠过一个书签，书签是一幅具有强烈时代感的漫画，一个学生用笔戳着惊恐万状的右派分子，漫画下面引述了高尔基的话：“敌人不投降，就消灭它！”。
1958年，《红楼》共出版了正刊四期，特刊一期，这期特刊主题为“反对美英侵略者，支援阿拉伯人民斗争”，设计与1957年的特刊形式完全相同。
《红楼》杂志正刊按原刊编序为“总10期”，但文献形式为九册，其中有一期合刊。特刊五期。正刊和特刊总计文献形式是十四册。本文研究的《红楼》杂志包括正刊和特刊两种。
《红楼》杂志1957年1月1日创刊。马嘶回忆说：“《红楼》是在北京大学团委会领导下由学生自办的一个不定期刊，大约两个月左右出版一期，16开本，开始时页码也不固定，然后才慢慢固定下来。刊物由学校的印刷厂印刷……《红楼》虽非正式公开发行的刊物，但也可以出售，因而刊物的印数并不算少。”③。
从相关史料中，我们可以确定，《红楼》杂志是当时北京大学团委领导下的一本学生刊物。在《红楼》杂志停刊后创办的《北大青年》，是北京大学学生会1958年11月创办的半月刊，1960年11月终刊。它在发刊词中提到：“《北大青年》就是根据这一客观形势的需要而创立的。它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性的，向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综合性刊物。过去，我校出版过《思想战线》和《红楼》，也是向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刊物。在它们的工作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在，这两个刊物决定停办，以便集中力量把《北大青年》办好，使它真正能够成为建设先进的共产主义新北大，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有力工具，成为全校青年同志的良师益友。”从中可以判断出《红楼》的停刊时间。
《红楼》杂志没有主编和编辑成员名单印刷在杂志上，但根据马嘶、谢冕、张元勋、张炯等人的回忆，结合杂志中的相关信息，大体可以得知下面这些人先后参与过《红楼》杂志的编辑工作。
1957年，副主编：康式昭。编辑：谢冕、张炯、任彦芳、李世凯、张元勋、林昭、杜文堂、王克武、江枫、李任。但“反右”开始后，《红楼》杂志以编辑名义发表过一份《给张元勋的公开信》，署名者：王克武、王金屏、江枫、任彦芳、李世凯、刘登翰、林昭、杜文堂、张炯、马守义、康式昭、谢冕。说明《红楼》编辑部的人员已发生了变化。
张元勋回忆说《红楼》杂志主编为乐黛云，副主编为康式昭、张钟。不过，这个记忆显然不准确，江枫回忆说：“事实上，乐黛云先生和《红楼》毫无关系。而《红楼》一开始时，是既没有主编，也没有一个‘编委会’，但有一位导师，那就是中文系的系主任杨晦教授。我不知道校党委是否曾为创办《红楼》作出决定，我只知道《红楼》处于校团委宣传部的领导之下，康式昭的直接参与就体现着这种领导，不过，他却没有任何正式领导头衔。直到反右开始后的某一天为止，连康式昭也只是编辑部成员之一。”④。
结合相关史料判断，江枫的回忆是可信的。“反右派斗争特刊”第2号发表过一则《本刊编辑部开除张元勋李任》，其中提到“会议由红楼副主编康式昭同志主持”，可见当时实际负责人是康式昭。如今《红楼》杂志编辑大部分都健在，以后不难搞清楚。
“反右”运动结束后，《红楼》杂志改组，1957年11月出版的《红楼》第5、6期合刊发表《本刊编辑部整顿组织检查工作》，其中说：
从反右斗争开始，编辑部陆续作了组织清理工作，本学期作了更大规模的组织调整，开除了全校著名的极右派分子张元勋、李任、林昭、王金屏及道德堕落分子江枫，并进行了改组，吸收了大批在反右派斗争中立场坚定、斗争积极、思想水平较高的同志参加工作。新的编辑部由康式昭、翟奎曾、赵曙光、刘登翰、王磊、彭力一、张炯、李世凯、元树德、张士聪、顾建国组成，康式昭同志任主编，翟奎曾、赵曙光任副主编。⑤。
1958年夏天，“红楼社成立”，《红楼》杂志组成了“红楼社”领导下的编辑委员会和创作组。由陈键任社长兼主编，赵曙光任副社长兼副主编。按苗为创作组组长，编委会由刘登翰、任彦芳、李世凯、陈键、按苗、赵曙光组成⑥。
《红楼》杂志是一本综合性的文艺性杂志，《红楼》编辑组成员主要是由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担任，这批学生虽然后来的命运各不相同，但其中主要成员后来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中的重要力量，他们早年的学术训练和精神品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变迁，对于这个群体的关注，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总体发展水平。
《红楼》杂志的撰稿人有三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是当时北大党委及负责团委和学生工作的领导人，比如陆平（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史梦兰（北大党委副书记）、韩佳辰（北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谢道渊（北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和宋诚（北大团委副书记）等；第二部分是当时北大的教授如林庚、冯至、阎简弼、杨晦、周达甫、曹靖华、吴组湘、王力、高名凯、冯仲芸等；第三部分是当时北大各系（以中文系为主）的学生。第一、二部分的《红楼》撰稿人，多是出于工作和应酬性质的文章，所以本文主要研究的对象不包括这两部分撰稿人，也就是说，本文所谓的《红楼》杂志作者群是一个狭义的特定概念，即当时为《红楼》杂志撰稿的北大学生。
把所有为《红楼》杂志撰写过文章的作者都搞清楚，想在还做不到，但参与《红楼》杂志活动的一些主要人员，我们大体可以查到他们的相关情况，作为一般的研究，下面这个名单有一定的代表性，选择这个名单的主要依据是这些作者多少年后，在文化学术界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知名度，他们的创作和学术活动易于为人了解和判断。
《红楼》杂志作者群虽然前后涉及当时北大三四个年级，从53~56级，但主要是以北大中文系1955级为主力，西语系和哲学系只有王克武、杜文堂及叶朗等少数学生参加。当时杨匡满作为上海一个中学生在《红楼》杂志发表诗歌是一个特例，可能与他当时在北大读书的哥哥杨匡汉有关。
作为一本校园综合性文艺杂志，在北大的历史上，《红楼》杂志就艺术和学术性而言，它所提供的大多是负面价值，除了蔡林根、沈泽宜等少数学生的诗歌外（张元勋、沈泽宜、刘奇弟等人的诗歌在《红楼》发表是以附录形式，主要是供批判的），这本杂志没有为中国的文学和学术贡献更多新东西，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学府文科的一本杂志，它多少背离了北大的传统，在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向上也走向了北大传统的反面。但从这本杂志作者群的整体情况观察，人们会发现早年从《红楼》起步的这些学生，在1976年以后中国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学生承担了重要责任。比如在对“朦胧诗”的评价中，谢冕和孙绍振的贡献不可磨灭，是他们的努力为后来中国新诗的成长开创了生路。
《红楼》杂志创办的时候，北大已先后经历过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特别是经历了1954年的批判胡适运动和随后发生的反胡风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灵上已经受到极大伤害。1949年后的北大，虽然就教授群体而言还基本保留了过去的格局，但北大自由主义的核心人物如胡适、傅斯年都离开了中国大陆，到《红楼》创办的1957年初，可以说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已基本中断。
《红楼》作者群是1933年前后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前他们基本是初中生，这个年龄段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高中教育在1949年后完成，基本是在新教育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为学生，在当时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愿望，其中一些学生是调干生（指有革命经历和部队经历的青年中共干部）。《红楼》作者群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比重很大，其中有些人有早年从事地下工作和参军的经历。
《红楼》杂志就总体风格而言，和当时中国任何地方出版的综合性文艺杂志没有区别，无论文艺创作思想还是学术研究风格，基本顺应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只有少数作品例外。
《红楼》杂志创办的时代，北大已没有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文艺杂志和它的作者，虽然就个人才华而言可能各有不同，但就总体的创作和学术追求观察，他们之间的差异不大。就个人的文艺创作和学术训练评价，《红楼》作者群是相对单一的，在所有《红楼》杂志刊发的作品中，基本看不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也看不到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影响，特别是是西方的思想和理论完全与他们完全隔绝⑦，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只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些文学作品，而对这个传统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并没有给予更多正面的理解，《红楼》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是顺应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应时之作，这也是为什么《红楼》作者在1976年以后中国的文学评论和现当代文学研究机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他们真正的学术成就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完成的，如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谢冕、孙玉石、刘登翰、孙绍振、杨匡汉、杨匡满等人的学术成果，也是越往后越有价值。
这个现象说明《红楼》时期养成的思想倾向和学术训练，只在一般的知识学层面产生作用，他们的学术成就所达到的深度，远不可和他的前辈相比。史学家杨天石也是55级北大中文系学生，他认为“100年中，北大确实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但是，不能忘记，在某个时期，有些事，有些举措，并无助于人才成长，起的恐怕是相反的作用”⑧ 。同样是55级的学生，黄修己也说：“我们这一代人学术上究竟有多少成就，学识究竟有多高……不要和我们老师的老师（如王国维、陈寅恪）来比，就是比之我们的师长，游国恩、林庚、吴组湘、王瑶一辈，还差那么一点，大概可以这么说吧！”⑨。
一个历史时期知识精英的总量是相对稳定的，变化的是时代和评价标准，但就知识精英的总量观察，它的稳定性体现在几个方面：
1.初始教育的高起点。不论当时的北大变化到何种程度，就全中国来说，它的教学环境和基本师资还是领先的。我们从上面《红楼》杂志部分作者群的出路分析，可以发现他们最终回归了专业，在大学、作家协会和相关的研究机构中工作。这个结果的直接原因是他们良好的教育背景决定的。
2.学术研究机关的重要性。中国的学术研究机关通常也以行政级别来分类，虽然不科学，但大体可说明问题。《红楼》作者群，凡在名校和国家学术机关供职的，学术成就通常高于在地方工作的同学，有些在《红楼》时期才华出众的学生，因为离开重要的学术机关，后来的成就也有限。
3.学科造就学者的学术地位。《红楼》作者群中，凡留校北大从事专业的学生，最后的学术地位都较高，除了个人努力外，其中学科本身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者的学术地位。
《红楼》作者群，在北大时期起点是平等的，导致《红楼》作者群起点发生变化的不是正常因素。在常态社会中，除非特殊情况，人的差异不会发生突变。但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间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原因造成的。比如《红楼》作者群中的“右派”，1979年中国社会开始恢复常态后，基本年龄是四十四岁（以1935年计），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大部分学生不可能再回到真正的学术生活中去，他们只是回到了学术职业中，相比那些一直在学术机关中的同学，学术上的差异已不可弥补，在这个意义上，对《红楼》作者群，可以说政治决定了学术。谢冕回忆说：“我响应号召违心地批判那些‘右派’分子——他们是我私心倾慕的同学和朋友，为他们的才华、智慧和抗争的勇气；与此同时，我所批判的也正是我灵魂深处所感到接近的，我正是在这样充满内心苦闷和极度矛盾中，并不情愿却又不由自已地被推进了那个斗争的大旋涡。出于自我保护或为了表明‘坚定’，我‘自觉’地、更确切地说是违心地作出了我当日所要求我做的和我所能做的。以我当时的状态和心境，可以想象我的这些言行肯定是无力甚而让人失望的，而我却必须这么做下去。眼看周围那些善思考而才华横溢的师友，一个个被打成了‘另类’。”⑩ 《红楼》编辑部成员中张元勋、李任、王金屏和林昭四位成为“右派”。
《红楼》时期，作为中国名校的学生，在这本杂志上，学生对自己同类的批判甚至超过了社会上一般对“右派”的批判，特别是这些学生所使用的批判方式，带有明显的人身侮辱，但却不为使用者所意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这些学生不但没有任何法治意识，连中国传统的基本道德影响都极难看到。特别是从当时洪钟哲拍摄的关于谭天荣、黄友钊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北大学生的道德已受到极大的扭曲(12)。
《红楼》杂志作者群中，主要是当时北大中文系对文学创作感兴趣的学生，基本没有对学术研究比较热心的学生。但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远观察，对学术研究热心的学生，在随后北大进行的“双反”运动中（反浪费、反保守）中，对自己老师的批判同样使用了人格侮辱的方法。
1958年出版的《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前身）第3期，集中发表了三篇批判王瑶的文章，两篇是北大中文系三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写的，一篇是《王瑶先生是怎样否认党的领导的》，另一篇是《王瑶先生的伪科学》。最后一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剽窃与抄骗”。共讲了三个问题：一、剪刀与浆糊。二、如此“重点修改”。三、古典文学研究也不例外。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