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诅咒
王小圈。
当一个人有很高深的知识时，他通常失去对没有相同知识的人感同身受的能力。
1990年，一位叫伊莉莎白·纽顿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研究生做了一个实验，在实验中指定参与者分别扮演两种角色：“敲击者”或“聆听者”。每个敲击者自选一首耳熟能详的歌，如生日歌，然后在桌上敲出歌曲的节奏。聆听者则猜测是哪首歌。说者清楚，听者模糊。
敲击者总共敲击了120首歌，聆听者只猜出3首，成功率为2.5%。但在聆听者猜歌曲之前，纽顿要求敲击者预测聆听者正确猜出的概率。当时敲击者预测成功率是50%。敲击者传达信息给聆听者的成功率只有四十分之一，但他们预测的比率是二分之一。为什么？
说者清楚，听者模糊。当敲击者敲击时，他心中一定会伴随着那首歌的旋律。可是聆听者听到的只像是某种奇怪的“莫尔斯通信密码”。敲击者很讶异，聆听者要猜出曲调是那么的吃力。
问题是，一旦我们已经知道某个东西（例如一首歌的旋律），就很难想象不知道它的情形。我们的知识已经对我们下了“诅咒”。我们很难与他人分享我们的知识，因为我们无法随时重建他们的心智状态。知识越多，感同身受能力越少。
“知识诅咒”这个观念最早由Robin Hogarth提出，指出当一个人有很高深的知识时，他通常失去对没有相同知识的人感同身受的能力。Hogarth先生提醒知识分子要有敏感同理心，才能将理念有效地沟通。
举个典型的例子——。
当你教年迈的长辈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时候，脑中是不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你怎么不知道？”义工活动中，我教老人家用手机会让我元气大伤，因为我永远无法明白为什么用微信发个图这么困难，为什么这些老人家就搞不清楚如何给文件存档。
对我而言非常基础的可视化操作，对没有任何电脑使用基础的老人而言难于上青天。我依稀能记起自己第一天在课堂上打开DOS系统电脑时的战战兢兢，我依稀记起举手问老师“为什么密码输入显示不了输入的字母，只能显示***”时的啼笑皆非;但因为“知识诅咒”，熟练使用电脑的我已经失去了对电脑小白感同身受的能力。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知识诅咒”的存在，以让自己在老人家反复咨询问题时艰难地保持耐心。
我一度无法理解长辈们奇怪的价值观，他们希望我找一个安稳的工作，考公务员，嫁人，岁月静好一辈子。在我千辛万苦考上皇粮岗位又辞职后，他们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愤怒。我有手有脚有offer，为什么不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长辈们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他们最爱念书的年纪赶上了上山下乡。在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被安排了远离家乡的工作，生活颠沛流离;好不容易稳定一点点，赶上了下岗，自谋出路。他们一生追求的就是一口安稳的饭，希望每天能睡在家里的床上，醒来家人都在身边，厨房的锅冒着咕嘟咕嘟的泡泡，不用担心明天会不会下岗、会不会搬迁——他们觉得这是最好的日子，希望我也能过上。
而我呢，我出生于闭塞宁静的小城，年少的我向往着大城市的五光十色，向往车水马龙纸醉金迷。我热爱运动，精力充沛;我喜欢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喜欢远方的生活，喜欢未知的世界。
我不认同长辈们，但我可以理解他们。理解他们以后，所有的不认同，就仅仅是不认同。因为理解，不会有愤怒，不会有怨恨，不会有剑拔弩张的气氛。我的人生，始终会按照我的意愿去做，但是我一样谢谢你对我的好意，并到此为止——这是我的同理心。
人很难假设自己不知道的身份和立场，这是同理心最最难的地方。保持同理心。
我曾经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古代当婆婆的会比当公公的更想要孙子，婆婆作为女性长辈为什么对孙辈性别有着比男性长輩更强烈的偏好？
仔细想可能是这样——。
如果你把自己置身于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的环境中接受那个时代的教育，你一样会对子嗣的延续产生强烈的执念，你嫁人后会被改姓，你希望家族姓氏能够代代相传。
假设你是女生，嫁人后生下了儿子，那就意味着你为这个家族的香火延续做出了重大贡献。然后你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看着他娶妻。这时候香火继承的工作就像接力棒一样被传到儿媳妇手中。如果儿媳妇生不了儿子，这不仅仅是她个人接“香火任务”的失败，更是把你作为婆婆几十年的努力和幸运（有儿子）一笔勾销。
一个人花几天拼的模型被人毁了，都会急怒攻心大发脾气，更何况几十年的辛苦毁于一旦。所以婆婆着急媳妇生儿子，是因为害怕她自己“生儿子”这个贡献被清零。于是在那个环境下，婆婆更在意孙辈性别。
同理心并不能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多几分认同，却能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多几分理解，以减少戾气。我有同理心，不意味着我愿意妥协，但同理心能让我在保持立场、保留意见的同时，最大化平复心情，看清真相，保持心情。 相关热词搜索： 诅咒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