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双重属性与国际油价波动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石油被喻为现代工业的血液，石油价格的波动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神经。最近的这轮油价波动异常剧烈，按照美国WTI、英国布伦特、亚洲迪拜这三种基准原油的平均现货价格(APSP，Average Petroleum Spot Price)计算，2004年油价比上年上升了31%，2005年更进一步上升了42%，2006年又比2005年上涨了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5年4月指出，全球面临“一次长期石油震荡”，未来20年必须适应持续高企的油价。国际能源机构（IEA）首席经济学家比罗尔曾经指出，如果沙特阿拉伯不下决心投资增产，到2030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将比现在高50%。按照2006年每桶60～70美元的价格计算，届时将突破100美元/桶。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石油需求增长较快，而石油储量和石油产量不能满足需求的增长，石油对外依存度逐年升高，对国际油价波动的研究和预测就成为现实的需要。
按照经济学上的供求定律，供应和需求决定价格，价格的变动影响生产和需求的数量和水平。但是考察石油价格波动的历史，我们发现，石油价格波动并不完全遵守供求定律，其中三个问题尤其令人疑惑。
第一，一些突发性的国际政治事件（并不是供应和需求的变化）直接推动了国际油价的上涨。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和价格的剧烈波动往往是国际政治事件发生的结果，不是其发生的原因。
第二，基于市场供求所做出的各种石油价格预测几乎很少符合实际，甚至有些预测与后来的实际油价走势截然相反，即便权威机构作出的预测也是如此。关于石油价格的问题几乎每年都惊人的相似，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解释却每年都不相同。因为石油价格预测的准确性无法保证，美国著名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等干脆放弃对油价作任何预测。
第三，当前的国际油价上涨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剧烈，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根据欧佩克提供的1970－2006年的国际油价数据，如果扣除通胀因素，按照美元不变汇率计算，可以发现此次油价的实际上涨并不明显。
笔者在阅读了大量的研究石油价格问题的文献后发现，时至今日，对石油价格问题的分析仍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分析框架，对石油价格的各种预测分析很难做到连续准确。有鉴于此，笔者拟换一个视角，即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国际石油价格问题。我们选取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石油价格的变动作为研究的基础，试图通过对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国际石油价格变化的研究，来加深我们对石油价格波动问题的理解。我们的思路是，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实质上是石油利益的重新分配。石油利益分配的实现既依赖于一国之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又依赖于现行的国际石油利益格局和国际石油价格机制。
石油商品与一般商品相比，主要的区别在于石油是不可再生的能源资源，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属性。经济属性主要体现在不可再生性，石油是稀缺的资源；因其政治属性，石油往往与政治外交依附在一起。概言之，具有双重属性的石油资源表现出三个显著特点。
1. 广泛和高度的被依赖性。
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石油无法被制造，而且作为支撑社会运转的主要能源，石油被广泛应用，不可或缺。由于对石油的高度依赖，石油需求缺乏价格弹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石油以及天然气的开采与消费开始大幅度地增加。虽然经历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的油价高涨，但石油的消费量没有因为价格的上涨而减少。目前，石油在全世界能源消费构成中约占36%。据国际能源机构《世界能源展望2006》预测，2004年至2030年期间，化石燃料占总能源需求增长量的83%，到2030年，石油仍然是全球能源构成中最大的单品种燃料。2005年，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量为每天8400万桶，2015年将增加到每天9900万桶，2030年达到每天1.16亿桶。石油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举足轻重，所以有人说，观察当今的世界经济只要注意两个问题就可以了：一个是美元，另一个就是石油。
2. 石油生产和需求的高度不平衡。
世界石油资源量和产量主要集中在中东、前苏联地区和非洲地区，以及部分拉美国家和加拿大。相反，石油需求量较大的国家，其石油储量却很少，大部分石油依靠进口。例如，30个OECD成员国的剩余石油探明储量仅占世界总量的6.7%。世界石油消费量排名前15位的国家，2/3存在供应缺口，其中日本、德国、韩国、法国、西班牙几乎所有石油消费都依靠进口，只有俄罗斯、加拿大、墨西哥、沙特和英国的石油能够满足本国需要（见表1）。
世界经济对石油的严重依赖和石油产需分布的不平衡使石油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并成为国家之间博弈的政策工具和武器。石油的政治属性决定其价格并不完全遵循市场规则，有时甚至严重背离供求与价格规律。例如，上世纪70年代，阿拉伯产油国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维护民族权益，把石油作为武器，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最近一个时期，引人瞩目的“俄乌斗气”、“俄白争气”等也不仅反映了经济层面而且反映了俄罗斯与独联体中的亲西方国家的政治层面的斗争。2007年初，俄罗斯宣布供应白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调整为200美元/千立方米，比此前上涨了4倍多。尽管白俄罗斯之后同意提高付费，但随后要求俄方为过境石油支付每吨45美元的“过境税”，并暗示有可能考虑俄在白境内军事基地的去留问题。作为回应，俄方也宣布对出口到白俄罗斯的石油征收出口税。这样，石油就与国家经济安全和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了，从一种普通的能源演化为最重要的战略商品。正如丹尼尔·耶金提到的那样，石油作为一种政治商品与国家战略、全球政治和国家经济实力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石油仍然是国家战略和国际政治至关重要的战略政策工具。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与石油有关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客观的、单纯的价格问题，而是涉及大量与利益分配相关的权力斗争，有时甚至是血腥的战争，这是由石油的政治特性决定的。既有的经济分析往往忽视了石油的这一基本属性，因而难以发现石油价格波动背后市场供求之外的原因。
大量的关于石油价格的预测和分析研究之所以缺乏实际价值，不能够解决问题，是因为这些分析往往建立在石油作为经济物品的属性上。由于石油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最重要的能源品种，作为战略工具，石油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就格外突出，其政治商品属性表现得更加显著[1]。所谓“政治商品属性”，在我们看来，就是在一国内部，石油是相关利益集团和拥有特定政治经济政策目标的政府之间相互博弈的对象；在国际上，石油是大国实现或巩固有利于自身的世界经济政治安排的一个重要工具，国际石油价格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
普特南（Putnam）1988年发表于《国际组织》的《外交与国内政治：双层博弈的逻辑》提出了分析国际政治的双层博弈模型[2]。他认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在普特南的模型中，执政者处于外交政策决策的核心地位。执政者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兼顾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两个层面。在国内政治层面，各种利益集团试图对政策形成的过程施加影响，以便使最终出台的政策对自己最有利；执政者则通过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结盟，使自己的合法性最大化。在国际层面，各国执政者派出的谈判代表以及执政者本人追求的是在谈判中尽量满足本国各利益集团的要求，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使本国多得。石油政策的形成过程给普特南的理论提供了现实的证明。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有保障的石油供应意味着为维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获得良好的动力来源。石油政策的核心目标是谋取国家利益，而旨在获得稳定的石油来源的石油政策成功与否，成为政府存在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以石油公司为代表的企业界通过“院外游说”活动影响政府的政策，以谋取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其获利行为非常依赖于本国政府的政策，因而它们有动力积极影响政府政策的决定。石油需求部门在面临高油价的时候往往也会给政府施加压力，使得政府能够通过政策调整来维持油价的稳定。政府实际上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其石油政策经常表现出围绕核心目标的摇摆。这种摇摆取决于国内各方利益集团的博弈，也取决于它们给政府施加压力的大小。
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是由石油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价格来决定的。全球范围主要的石油现货市场有5个，分别是西北欧市场、地中海市场、加勒比海市场、新加坡市场和美国市场；影响油价的主要石油期货市场是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洲际交易所。目前，国际市场原油贸易大多以各主要地区的基准油为定价参考，以基准油在交货或提单日前后某一段时间的现货交易或期货交易价格加上升贴水作为原油贸易的最终结算价格。期货市场具有发现价格的功能，在国际石油定价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因而，决定石油价格的不仅是市场上即时的供需关系，还有伦敦与纽约两大石油期货市场上的交易情况。
丁一凡（2004）指出，石油期货交易之所以旺盛，是因为期货本身就是一种利润巨大的“杠杆操作”，或者称为“买空卖空”。投机机构（也称投资机构）只要掌握一小部分流动现金，就可以买卖数额巨大的石油期货。许多能源与金融机构可以调动大量的流动资金，它们参与市场的操作，影响着世界石油期货价格[3]。以伦敦市场上的布伦特原油价格为例，产自英国北海的布伦特原油只占世界总产量的0.4%，但以它命名的石油期货交易却决定着全球60%石油的价格。石油期货市场的投机行为使得平抑国际油价的行动徒劳无益。例如，2004年6月沙特阿拉伯宣布要每天增产200万桶原油时，纽约商品交易所成交的石油期货合同却多出了7.7万份。也就是说，许多投机者都在预期石油价格还会不断上涨。一份合同等于1000桶石油，这些期货合同就等于7700万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