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政策对大陆经贸关系取向指数分析

摘　要:近些年来,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在波动中不断发展,在投资、贸易、金融、旅游等方面的合作有实质性进展。学界不乏对两岸经贸关系进行定性分析的研究成果,而本文将通过编制台湾地区政策对大陆经贸关系取向指数,更加直观的表现出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轨迹。通过定量分析,为研究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历史和规律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毕业论文网 /2/view—458574.htm　　关键词:经贸政策;两岸经贸;取向指数 　　中图分类号:F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5—0032—05 　　 　　回顾两岸经贸发展史,从最初长达30年的相互隔绝到1979年两岸经贸开始,从而有了正式官方纪录;从1987年台商开始赴大陆投资到两岸人世后经济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两岸经贸关系在曲折中不断前进。近些年来,两岸经贸关系一直备受关注。其冷暖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岸在特定时期内的政治态度,然而经济和政治又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永远并行不悖。因此,在进行台湾地区政策对大陆经贸关系取向指数分析时,我们坚持“以事实为本,以数字为纲”对两岸经贸关系演进进行客观阐释和分析。 　　 　　一、文献综述 　　 　　对两岸经贸关系及发展趋势的大规模研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华人学者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国际关系等角度对此进行了大量深入并具有建设性的探讨,其中影响力较大的观点主要有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金泓泛教授于1988年在《论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关系及中国经济圈设想》一文中提出的“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将会逐步形成由大陆、台湾和香港组成的‘中国经济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于1990年提出了“华南经济协作区”概念以及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汪尧田教授于1999年提出的建立“中华经济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在台湾方面,台湾东海大学吕士开教授于1988年提出“大中华区概念,其中涵盖了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等东南亚经济区,以便从相对宽松的经济领域谋求和平统一之路;台湾辅仁大学林邦充教授于1993年在《每峡两岸经济合作可能性评估》一文中提出通过经济合作达到中国和平统一的具体步骤和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提出,两岸经济具有互补性,建立中华经济圈有利于实现互惠互利。对两岸经贸关系的讨论亦有其他地区学者表示出不同看法,如香港大学陈坤耀教授于1987年提出由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凭借其经济比较优势组成、完全不具有政治性的“中国圈”;美国博尔大学郑竹园教授于1988年发表《大中华共同市场的构想》,“大中华共同市场”应包括台湾、大陆、港澳及新加坡,并以中国人为主,希望最终能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力量;香港的黄枝连博士于1980年提出,随着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的政治经济关系日趋紧密,十年之后,在亚太地区或将出现一个“中国人共同体”,以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于1993年在《中国与亚洲其它国家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一文中提出,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经济成长过程中,具有构成“大中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共同性。 　　 　　学界在规划两岸经贸发展未来方面有诸多真知灼见,本文则侧重用数学模型来回顾两岸经贸发展的历史。具体地,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建立台湾地区政策对大陆经贸关系取向指数模型,通过筛选合适的样本,计算出1987—2009年的台湾地区政策对大陆经贸关系取向指数;第二部分,侧重通过指数变动来探析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规律和异动原因,试图比较客观、完整的描绘出两岸经贸关系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的未来。 　　 　　二、台湾地区政策对大陆经贸关系取向指数模型 　　 　　台湾地区政策对大陆经贸关系取向指数模型的编制主要依据台湾地区在经贸方面对大陆的立场和态度。指数模型编制的样本是自1987年7月国民党当局宣布解除台湾地区长达38年的“戒严令”后,涉及两岸经贸交流的事件中,台湾地区所表现的态度之“量化值”。 　　 　　(一)模型设计 　　模型:某年度台湾地区政策对大陆经贸关系取向指数=∑“行政院”该年度涉大陆条款数量×影响系数×调整系数 　　1.每个涉大陆条款赋值为1。 　　2.影响系数分为两档:“施政报告”中的经贸条款=1;“经济部”涉大陆专案中的条款=2。 　　3.调整系数分为三档:正面影响:1;负面影响一1;中性影响=0。 　　 　　 　　(二)模型建立的构想与依据 　　1.模型选取的样本是来自台湾“行政院”的官方数据。模型用台湾地区的数据作为样本,主要是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1)由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经贸数据在大陆因有些年份的资料缺失难以获得,为了使本模型能尽量客观的描绘台湾对大陆经贸关系的变化轨迹,我们选取了台湾地区的相关数据。(2)大陆对台湾的经贸政策在这几十年间已经被各方学者研究得相当透彻了,再以大陆为主体进行分析恐怕很难超越与创新,因此本模型选取了台湾地区的数据作为样本,希望能从一个相对较新的视角切入,得到一些不同的启示。(3)不能否认,两岸经贸的发展是一个双方互动和博弈的过程,只是单边的努力难以达到双赢的目的,因此在关注大陆本身对台政策的同时,也应高度关注台湾地区的态度与立场,这样才有可能在增进彼此了解的基础上达到互利互信。综合以上三点原因,本模型的样本采用了来自台湾的数据。 　　2.模型的样本来自台湾“行政院”主要是由于“行政院”本身的地位和职能。台“行政院”为台湾地区“最高行政机关”,经济、贸易、金融都属于其管辖范围;除此之外,“行政院”直接对台湾领导人负责,更能反映台当局的态度与立场。 　　3.模型需要反映台湾对大陆经贸关系的冷暖变化,因此我们设定了影响系数和调整系数。影响系数是依据条款对两岸经贸的影响程度而划分的, 　　“施政报告”中的经贸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常规,集中反映了台当局对两岸经贸交流的态度,而“经济部”的经贸专案针对性更强,对两岸经贸交往常有实质性的影响,因此,经贸专案赋值为2,“施政报告”中的相关内容赋值为1。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台湾地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会相应转变对两岸经贸交往的态度与立场,对两岸经贸关系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调整系数便是依据具体条款对两岸经贸关系产生的不同影响而设立的:调整系数为1,表示该条款对两岸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调整系数为一1,表示该条款对两岸经贸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在特殊的情况下,某些条款本身比较复杂,不能准确判断其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因此赋值为O,不把其纳入有效样本中。通过运用影响系数和调整系数对指数进行调整,力求使其更接近真实情况。 　　 　　(三)指数编制的具体方法 　　本指数的编制方法如前所述: 　　1.以每年台湾“行政院”涉大陆经贸条款的数量为主要参照指标,每个条款赋值为1。 　　2.以每个条款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实际影响力为权。

数进行调整:(1)“施政报告”中的条款赋值为1;(2)“经济部”专案中的条款赋值为2。 　　3.涉大陆经贸条款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可分为3类,即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中性影响,分别赋值对指数进行调整。调整系数分为3档:(1)正面影响=1;(2)负面影响=—1;(3)中性影响=0。 　　根据上述3个步骤计算出来的某年“行政院”每个涉大陆经贸条款的最终数值进行加总,得出该年度的综合指数。根据本方法编制的指数,若为负值则代表台湾地区政策对大陆经贸关系的取向趋差,负值越大则取向越差;若为正值则代表台湾地区政策对大陆关系取向趋好,正值越大则取向越好。 　　依据以上原则和方法,可分别计算出1987—2009年度的台湾地区政策对大陆经贸关系取向指数,将所有这22个年度的指数汇总,可得“1987—2009年台湾地区政策对大陆经贸关系取向指数表”(见表1)和台湾地区“1987—2009年台湾地区政策对大陆经贸关系取向指数曲线”(见图1)。 　　 　　三、台湾地区政策对大陆经贸关系取向指数分析 　　 　　根据台湾地区政策对大陆经贸关系取向指数曲线,我们发现台湾地区政策对大陆经贸关系的变化轨迹并不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与政治关系高度吻合,相反地,在特定时期存在着经济与政治关系相背离的情况。此外,尽管两岸政治关系并不稳定,但近几年来两岸经贸交往却是有了稳步且显著的提高。 　　 　　(一)由指数曲线探析政经分离之态势 　　从台湾地区政策对大陆经贸关系取向指数曲线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岸经贸关系之走向并不与政治关系相一致,政治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力并不显著,其中最突出的有三个时点。 　　第一个时点是1993。在政治方面,因“九二共识”与1993年汪辜会谈,两岸关系属缓和并上升的趋势。然据图所示,1993年两岸经贸关系指数跌至零点,究其原因,乃是李登辉推行“南向政策”所致。1993年台商投资大陆热潮高涨,台商海外直接投资向大陆日益集中,提高了台湾地区经济对祖国大陆的依存度,这种依存的加深引发了李登辉当局的担忧。他们认为依存度的提高会使大陆有经济利益的企业在台湾形成一股游说力量,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动摇台湾的政治格局与台湾对大陆的政策,削弱台湾的自主性。在这种背景下1993年7月,台湾地区推出“南向政策”,欲整合台商对外投资,引导其投资重点从中国大陆转至东南亚地区,以此削减台商西进大陆的进程与规模。与此同时,台湾地区制定了严格的投资审查制度,限制台资到大陆投资的规模与产业,企图降低台湾地区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加上其在“三通”问题上始终坚持的立场,使两岸经济往来的时间成本与运输成本大幅度提高,从而为两岸经济发展设下重重障碍,限制两岸经济的继续发展。也就形成如图所示的政经走势相背离的情况。 　　第二个时点是2000—2004年。在这一时期,政治上,因推崇“台独”思想的民进党在选举中获胜,台湾政权颠覆,两岸政治关系急转而下。但据图中曲线我们可以看出2000至2004年两岸经贸指数处上升趋势并达到当时的历史最高点。这反映出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势不可挡,也说明陈水扁执政初期政经背离的一种政策选择,以期舒缓岛内经济状况。 　　第三个时点是2009年。因2008年国民党重夺台湾地区政权,开始积极发展两岸关系,两岸政治上一直属于较温和的局面。但图中2009年经贸指数稍低于2008年,与政治上逐渐放晴的关系形成一定对比。这主要归结于马英九当局在政策上的保守性、功利性和妥协性。因两岸经贸关系持续升温,岛内泛绿阵营的反抗声也逐渐加大,他们操控泛绿的媒体肆意撰写一些反驳质疑当局的社论,诱导民众认为两岸经贸的积极发展是为了达成最终的统一,给马当局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再加上外国势力的干扰,两岸经贸关系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导致了2009年指数的回落。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两岸特殊关系的背景下,政经分离不仅是大陆对台政策的一部分,亦成为台湾地区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但更深层次的是,大陆的最终目的是祖国统一,为经济做出的种种贡献与妥协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这种策略,似乎同样适用于台湾地区,历史上每当出现政经背离的情况,都是经济政策辅佐政治策略。如果两岸政治关系过冷,那么就需要从经济方面进行调和,而如果两岸政治关系过于亲密,造成舆论压力和民进党之反抗,就会在经济上采取某些“降温”手段以稳定民心。我们不妨这样概述,图中所示的政经分离其实是为了经济更好的辅佐政治而采取的一种在特殊时期特殊背景下的特殊政策。 　　 　　(二)台湾地区对大陆经贸关系呈现阶段性演变态势 　　根据台湾地区政策对大陆经贸关系取向指数的变化轨迹,我们可以看出,台湾对大陆关系呈现阶段性演变态势。 　　第一阶段是1987至2000年,此阶段曲线趋于平缓,虽偶有波动,却起伏不大,指数始终未突破11点。这与当时台湾国民党执政有着很大关系。1987年7月,蒋经国当局调整大陆政策,宣布废除长达38年的戒严令。同年11月,台湾地区正式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居民的亲情人伦融化了近40年间海峡两岸的坚冰,开启了两岸交流的大门。纵观国民党执政中的这14年,我们可以从图中分析出,虽国民党当局在两岸经贸交流上持不反对态度,但仍多加干涉,以期用经贸往来牵绊政治关系的发展。因此这14年的两岸经贸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一个高涨的关系态势之后总会有一个低点的到来。国民党当局既不希望两岸交流过快发展,亦不希望两岸经贸隔绝开来。交流过快会使台湾经济对大陆高度依赖,而经贸隔绝会引起台商的强烈不满。两岸就在国民党自我矛盾的经贸政策下走过了表面平稳、内在磕绊的14年。 　　第二阶段是2000年至2008年,此阶段指数变动趋势可谓是跌宕起伏,呈现出大起大落之态势。究其原因,与台湾政坛的“政权交替”关系密切。从变化多端的曲线中我们可以分析出民进党执政8年,政策更迭之快速与极端。陈水扁当局在其“台独”思想的支配下,在对待两岸经贸关系问题时摇摆不定,前后矛盾。他们既寄希望于经济上的互助与政治上的相互独立可以同时达到,又希望以经济为筹码迫使大陆放弃统一之理想。陈水扁当局始终无法正确判断台湾经济形势,并以狭隘的心理企图阻止中华民族统一之进程,遭到岛内民众的不满,2008年台湾政权更迭。 　　第三阶段是2008年至2009年,此阶段指数有小幅度回落,但仍处于较高点。这是国民党重掌朝政所带来的必然趋势。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然因岛内绿营和舆论的压力,虽致力于大力发展两岸经贸,仍无法摆脱政策上的保守与妥协,致使曲线并未从2008年起直线上升,反而有一定的下降。对于这一时期指数的回落,我们不妨把其解读为国民党在勇夺政权之初对于两岸经贸关系的摸索与探究。毕竟未来的两岸关系还是一个未知数,它既有可能变得更加光明,朝。

着祖国统一的步子迈进;亦有可能比之前变得更为波折,再次出现严重的政经分离的局面。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上述走势迥然的曲线,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之初,国民党执政之时,台湾地区的经贸政策对于两岸交流之影响以正面效应为主,虽其中掺杂不少限制性政策,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功。而随着两岸经贸往来的频繁和深入,民进党得以执政,其为了自身的政治目的对两岸经贸往来软硬其下,充分暴露了民进党在处理两岸关系上的不成熟性,亦为国民党的重新执政创造了机会。而国民党的再次上台虽使两岸政治关系相对稳定,但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和各方的博弈,马英九当局的政策仍存在诸多隐忧,为两岸关系的和平顺利发展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 　　 　　(三)台湾地区对两岸经贸交往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 　　回到台湾地区政策对大陆经贸关系取向指数曲线,抛开阶段性波动不谈,纵观二十多年的经贸交往史,总的来说台当局是越来越重视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 　　由图1可以看出,在1987—2000年期间,台湾地区对大陆经贸关系取向指数的均值大概在5左右。鉴于在短时间内的政策一般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因此可以理解一年中互相可以抵消的条款(即调整系数为1和—1的条款)数量是很少的,在统计样本的过程中,事实也确是如此,换句话说,在两岸恢复经贸关系的最初十几年时间内,台湾地区有关两岸经贸交流的内容是很有限的,台湾地区对发展两岸经贸关系并不十分重视。 　　从2001年开始,台湾地区对大陆经贸关系取向指数呈明显上升趋势。台湾“行政院”中关于两岸经贸的内容不断增多,2008年起台湾“经济部”更陆续出台了“新郑和计划”等促进两岸经贸交流的专案,吴敦义“施政报告”中的两岸关系也是着墨颇多,这些变化都可以用来证明台湾地区对两岸经贸交流的关注度明显提高了,因此在这段时期内,虽然两岸政治关系经历了近8年的低潮期,但是政治转向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的转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2001年至2008年间,台湾地区对大陆经贸关系指数仍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至于台湾地区为什么提高了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关注程度,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1)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不断增强的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两岸经济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参与全球分工,建立共同市场,才能真正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优势互补,最终达到共同繁荣、互惠互利的目标。而台湾地区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加上近几年来不景气的经济,对参与到全球经济中来的需求更加迫切。大陆广阔的市场、相同的文化和丰富的资源对台湾地区来讲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这个不进则退,无法再“自给自足”的时代,关注两岸经贸发展是台湾地区走出经济低谷的必由之路。(2)维持“政权”稳定的有效手段。两岸的民间经贸交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台湾地区所压制,加之岛内经济下滑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民间不满情绪不断高涨,日积月累势必影响“政权”稳定。岛内长期以来就存在泛蓝和泛绿两大阵营的对峙,矛盾激烈时甚至在“立法院”上演“全武行”。这些不稳定因素也会迫使台湾领导人正视并且重视两岸的经贸关系,一来可以借此拉动岛内经济,二来又可转移岛内矛盾,如果策略得当,有助于维护“政权”的稳定。由以上两点原因,我们认为,台湾地区近几年对两岸经贸关系的高度重视是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的。 　　经过两岸长达30年的共同努力,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通邮、通商、通航的直接三通构想终于基本实现。马英九当局的两岸经贸政策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是积极正面的,两岸关系初步形成了稳定平和、良性互动的局面,并朝着互惠互利、实现双赢的正确方向发展。从这跌宕起伏的10年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两岸经济依存度的不断上升,即使政治关系降到零度,经贸往来依然如火如荼进行,不受政治因素所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岸经贸关系的日益加深是大势所趋,它必将逐渐拉近两岸人民的距离,为两岸未来的统一开拓路径。 　　 　　参考文献: 　　①根据“陆委会”1996年第5期《两岸经济统计月报》数据显示,1993年台湾对大陆“出口”依赖度为14.9%,1994年达15.7%,1995年又提高至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