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最经典的作品 [张爱玲作品的道家文化内蕴]
摘 要：张爱玲的作品中涵纳着哲学底蕴和氛围，此种观点有学者曾经提过，但却没有深究。
笔者通过梳理张爱玲的作品，认为张爱玲作品中的哲学思想，更多地倾向于老庄的道家思想，因为她的作品中充满着道家文化中对于世界“无”的重视和体认。
我们可以从张爱玲作品中充满了对人生悲剧性的清醒认识、充满了爱情的虚无感以及亲情的缺失感三个方面体会其中的道家文化内蕴。
关键词：张爱玲 道家文化 “无” 张爱玲的作品中涵纳着哲学底蕴和氛围，此种观点有学者曾经提过。
例如刘再复先生就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出“在本世纪中，张爱玲是一个逼近哲学、具有形上思索能力的很罕见的作家。
”“张爱玲的特点是《红楼梦》的特点，即超越政治，超越国民，超越历史的哲学、宇宙、文学特点。
张爱玲承继《红楼梦》，不仅是承继《红楼梦》的笔触，更重要的是承继其在描写家庭、恋爱、婚姻背后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困境。
表达出连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即超越空间之界与超越时间之界的永恒关怀。
”但是张爱玲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究竟是哪一种，对于这个问题却没有专家学者进一步探究。
笔者在梳理张爱玲作品之后，认为张爱玲作品中的哲学思想，更多地倾向于老庄的道家思想，因为她的作品中充满着道家文化中对于世界“无”的重视和体认。
老子在《老子・十一章》中提出： 三十辐共一彀，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老子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向世人强调万物都具有两种属性，即“有”和“无”。
但是人们一向只注重事物“有”的一面而忽略了事物“无”的性质。
老子在这里举了三个例子，车轮、房子和陶器。
车轮之所以称其为车轮，是因为它有构成车轮的最基本要素：三十根辐条汇集到一个车轴中。
但是人们往往只注重这些，忽略了那些看似无用的车轴中空的地方。
试想如果没有这些空的地方可以转轴，车轮不能成其为车轮，根本无法行使车轮的基本职能。
糅合陶土做成器皿，一个陶器的根本用途在于盛物。
如果我们只注重陶器由陶土制成的四壁和底，而忽略了陶器的中间必须是空的，那么一个实心的陶土疙瘩也无法行使陶器盛物的基本职能。
第三个例子就是房子，人们通常只注重房子“有”的性质，认为房子有四面墙和天花板、地板这六个面才算是房子。
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房子中间是空的。
如果房子中间也是钢筋水泥的话，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实心的钢筋水泥疙瘩，也就不能够行使房子供人居住的职能。
因此老子告诫我们无论是车轮、陶器、房子还是其他的天地万物，他们之所以具备各自基本的特征和用途，不光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同时具备“无”的性质。
道家思想就特别重视万物“无”的性质。
同样，作为道家思想另一位代表人物的庄子，对于万物“无”的性质的重要性也有着非常详尽的论述。
在《庄子・外物》中庄子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
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所用容足而，然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
” 惠子认为庄子的话没有用处。
广大的天地间对人们有用的只是容足的立锥之地罢了，除了脚下的这块地，其他的土地仿佛都是没有用的。
然而如果把这些立足以外的土地都挖下来送到黄泉去，那么世间仅剩的这块狭小的立足之地又有什么用处呢？”惠子只好回答：“无用。
”因此庄子向世人提出，有用和无用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缺一不可。
“无”为“有”界定了概念的边界，二者是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我们想要认清天地万物的本质，二者缺一不可。
否则就只能获得对于世界的片面错误的认知和理解。
细细梳理张爱玲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充满着道家文化中对于世界“无”的体认。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张爱玲作品中充满了对悲凉人生的体认 张爱玲对于世界本质的认识同道家一样，是悲观的，对人类后天创造出来的文明所持的态度也是悲观的；对人生的体认更是悲观而苍凉的。
她说：“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蚤子。
表面看来，人生是锦缎织就的，满眼的五色斑斓、流光溢彩，让人爱慕。
但是真正披上了这袭华美的袍，就要时时刻刻承受那些潜伏在袍子上、肉眼所看不到的嗜血的微生物的撕咬。
如果无法忍受这种无时无刻的痛楚，想要脱下这袭袍，那么从此你就没有人生了，只能走向人生的终结――死亡。
张爱玲的这个比喻之所以惊人，就是因为她以哲学家般的犀利清醒地指出人生的悲剧性本质。
在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张爱玲写道： 她在人堆里挤看，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头上有紫黝黝的蓝天，无尽头是紫黝黝的冬天的海，但是海湾里有这么一个地方，有的是密密层层的灯，密密层层的耀眼的货品――蓝磁双耳小花瓶、一卷一卷葱绿堆金丝绒、玻璃纸袋装着“巴岛虾片”、琥珀色的热带产的榴莲糕、拖着大红穗子竹佛珠、鹅黄的香袋、乌银子十字架、宝塔顶的凉帽；然而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还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
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只是无边的恐怖。
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
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
这段文字，明是描述女主人公葛薇龙的绝望心情，实则渗透着二十四岁的作者张爱玲对于人生的悲观与绝望。
张爱玲笔下的一切，无论是繁华富庶的国际都市香港，人潮涌动的湾仔市场，还是密密层层的灯和品种丰富的货品，纵然这世界挤挤挨挨地充满了这些触手可及的能够满足人们种种欲望的物质的东西，可是张爱玲却不是那种注重物质生活和感官享受的享乐主义者，因为她知道，生命和世界的终极是虚无和悲观，所以她绝望。
但是绝望的同时也只能抓住这些琐碎的、色彩斑斓的、物质的东西，仿佛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努力从这些物质的东西上面寻求一丝心灵上的温暖和慰藉，否则，这人生、这世界就真的没有办法去面对和延续了。
正因为认识到人生本质的悲剧性，所以张爱玲更注重悲凉人生中那些微小的快乐和短暂的欢愉，在她的眼里，刹那即为永恒。
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例如在散文《更衣记》的结尾，张爱玲写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市场里，满地的垃圾中间，骑着自行车，撒开车把手，很轻快地掠过。
张爱玲说：“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虽然只是瞬间撒开手，却因为是一次故意的放纵，那一刻的恣意任性与年少轻狂，就足够让平时谨小慎微、按部就班生活的人们体验生命中的自由与美好的驰骋了。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爱玲在散文《童言无忌》中提出“上海的牛肉庄是可爱的地方”，“白外套的伙计们个个都是红润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脚踏着板凳，立着看小报。
他们的茄子特别大，他们的洋葱特别香，他们的猪特别的该杀。
”在张爱玲看来，“上海的牛肉庄”不是充满世俗之气的地方，而是摒弃了人类文明之后的原始而简单、原始而淳朴的象征，这种向往原始的朴素之美的境界与庄子的天地大美思想也甚有渊源。
二、张爱玲作品中充满了爱情的虚无感 大多数读者和研究者都认为张爱玲写的是爱情小说，爱情故事。
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仔细梳理一下张爱玲的作品，会有让人毛骨悚然的发现。
因为无论是《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葛薇龙面对浪荡公子乔琪乔的彻底沦陷，《色戒》里女学生王佳芝对特务头子易先生的色诱，《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佟振保对有着红玫瑰般似火热情的王娇蕊的眷恋，还是《心经》中许小寒对于父亲许峰仪的畸恋，甚至那一段不惜倾覆了整座香港城才得以成全为夫妇的范柳原与白流苏的《倾城之恋》，纵然整篇都是爱情的桥段：相亲、跳舞、看电影、吃饭、接吻、吃醋，甚至婚礼……但是深情款款、无比缱绻的沪港两地爱情传奇故事背后却是爱情的永远缺席！这些红男绿女之间有的是利益的权衡、物质的盘算、极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可是爱情，却只是一个摆设罢了。
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中多处出现“墙”这一意象。
范柳原在对白流苏表白时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墙”在这里象征着古老的人类文明。
柳原和流苏两个在情场上非常精刮的人在文明的社会中彼此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不肯多付出一点真心，唯恐自己在这场爱情游戏的较量中处于劣势，甘拜下风，都不肯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骄傲和自尊。
可是，香港陷落了，这座繁华都市的毁灭，使柳原和流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她不再是一个急于获得一张长期饭票的空有一个名媛身份的遗老小姐；他也不再是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流连于情场而不想受到任何束缚的花花公子。
虽然在流苏心里，那一面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的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
但是经历了战乱的两人已经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也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的活个十年八年”。
因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她把自己的作品经营得非常好，一方面通过情节和叙事来描绘爱情故事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细节，好像这人生都被爱情铺排得满满当当。
可是另外一面，爱情故事的背后却是作品的主题内涵中挥之不去的爱情的虚无感。
每个读者和研究者从张爱玲作品的字里行间都能够感受到张爱玲对于爱情的绝望！张爱玲对于爱情也是人生一样的态度，悲观而虚无。
但是正因为对于纯粹爱情的悲观和绝望，所以她才要在爱情的一招一式、一鳞一爪这些细枝末节处抓住那一丝丝稍纵即逝的美好和温存，来温暖一下自己和读者们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已经被残酷的现实磨砺出的一颗颗冰冷如铁石的心。
三、张爱玲作品中充满了亲情的缺失感 张爱玲笔下的亲情与儒家的血浓于水的亲情截然不同，她所表现的不是儒家文化“仁者爱人，亲亲为大”的亲情关系，而是道家文化基于天然人性立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无情”。
这与她自己的经历有关，父母离异，张爱玲“跟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用，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头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
正如张爱玲后来很冷峻地说“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她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考验”。
正是在金钱上，张爱玲看到了母爱的限度。
因此张爱玲的作品中丝毫没有把子女与父母的亲情放到儒家温情脉脉的家族框架下，而是把人性天生的自私自利表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多少恨》中的虞老先生，年轻时轻薄浪荡，败光家产之后，抛弃妻儿，独自流浪去了。
而当女儿虞家茵经过多年的苦苦挣扎，就在要获得一份弥足珍贵的感情和一种稳定生活的时候，虞先生又找上门来，为了偿还自己的赌债泼皮般地纠缠着女儿和女儿的恋人，终于逼得家茵为了在爱人面前维护自己的自尊而远走高飞。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最基本的父女亲情。
小说《花凋》中川嫦生了肺病，父母都舍不得出钱给她治，“明儿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她想吃苹果，父亲竟然很冷酷地说：“我花钱可得花得高兴，苦着脸子花医药上，够多冤！这孩子一病两年，不但你，你是爱牺牲，找着牺牲的，就连我也带累着牺牲了不少。
不算对不起她了。
肥鸡大鸭子吃腻了，一天两只苹果――现在是什么时世，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我看我们也只能这样了。
再要变着法儿兴出新花样来，你有钱你给她买去。
”郑川嫦的母亲也很自私。
她因为害怕被丈夫会拿走自己的私房钱，因此宁可装作没钱也不肯替女儿治病。
纵然是这样，她还要把自己人生的失败归咎于川嫦这些孩子们身上：“可怜做母亲的一辈子就这样牺牲掉了。
”有了这样的父母，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张爱玲给自己的女主人公取名为“郑川嫦（正穿肠）”了。
二十一岁的川嫦终于在最美丽的华年里“一寸一寸地死去”。
① 刘再复：《也说张爱玲》，见许子东、梁秉钧、刘绍铭编：《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② 刘再复：《张爱玲小说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见许子东、梁秉钧、刘绍铭编：《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参考文献： [1] 许子东，梁秉钧，刘绍铭编.再读张爱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４. [2]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