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人
写作者。
文联是名副其实的清水衙门。
秀才人情纸半张嘛。
但是如果你要到文联办什么事，见人就称主席，大致不会有错。文联里面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主席。有大主席和小主席之分。大主席就是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主席、副主席；小主席则是文联下辖的各艺术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地、市一级的文联，最少也要有包括作家协会、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等艺术门类的七八个协会。每个协会主席、副主席至少也有五六位，一番加减乘除运算下来，你看看有多少主席吧。当然各协会的主席并不驻会，全是兼职的。为工作方便起见，文联的职工，大都兼着各协会主席、副主席的职。
就算人家不是主席，你称呼一声主席好，于你不过是一句问候语，又损失不了什么，还显得特别懂事和有礼貌，于对方而言，就可能心情大好，特别难办的事情，也有可能变得顺当和容易些了。
谁不喜欢被称呼为主席呢？
谁又不在心里暗暗地思谋着当主席呢？
搞文艺的人嘛，其实并不清高，反而是最世俗的。
但我当初进文联，却绝对不是想当主席，也不可能成为主席，哪怕是小主席。我是以文学期刊编辑的身份调进去的。
几乎所有的县级、地市级文联，都办有一份或拥有正规刊号、公开发行，或挂有内部准印证、当作资料交流的文学刊物。这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好像不办一份刊物，文联就不像文联似的。
当然，办这样一份刊物，现实的好处也是明显的。
对公，有可观可感的工作业绩，毕竟无论季刊、双月刊，还是月刊，一年下来，也有那么一大摞，厚厚实实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那里，可以对考核的人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那可都是文学刊物啊，上面登载的不是书记讲话或市长的调研报告，而是文学作品啊，都是精神食粮啊，是艺术啊！文学艺术，你懂多少呢？说句实话，就像陈忠实说的：你懂个锤子！
对私，尊姓大名期期有，而且都是印刷体，主编啊，副主编啊，责任编辑啊，听着都牛气，特别壮胆。还有更实惠的，编辑费啦，校对费啦，排版印刷发行费啦等等，文人嘛，想几个名词还不是小菜一碟。可以套两个小钱，酒吧、茶馆、农家乐去消费一下也是可以的。不像其他单位，想消费还要担风险。文联嘛，吃饭喝酒就是座谈交流啊，外出游玩就是体验采风嘛，都可以说得过去，也名正言顺。
我刚成为编辑，就参加了一个县级文联的成立大会。
是七月，人不动都浑身冒汗的季节。当然也是这个县风景最美的季节。
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了一匹黑马，其引起的轰动效果甚至超过了文联成立这条新闻：该县的一位农民，抱（确实是抱）来了三尺厚、180万字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手稿，庆贺县文联的成立。
省内所有媒体都被震到了。
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用大篇幅、长镜头、宽视频报道了这位农民写作者。在文联成立的三天会期里，他成了主角。而且由于各媒体的推波助澜，他在最后一天的选举中，当选为县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他妈的，全都是他的镜头、他的照片、他那三尺厚的手稿。我们文联专门为他成立了。
这有什么办法呢？新闻不就是追求人把狗咬了的突发性和独特性吗？全国每年不知有多少个县级文联成立呢，但一个农民耕地锄草之余，一笔一划地写出180万字的长篇小说，全中国几年也许才会出一个半个吧？像余秀华写出“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样诗句的农民，八百年才出了这么一位啊！
于是他成了新闻人物，成了一个从未发表过半个字的农民写作者，而且还当上了县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人人都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连县委书记都在电视台记者采访时面对着镜头感慨地说：真没想到我县人民的思想境界和文化素质如此之高，我县真是藏龙卧虎之地，高手在民间。
县委书记脸上特别有光彩。
除了真正生气的新任主席不高兴，真正有压力的我也不高兴。
市文联的大主席（也就是我们刊物的主编）当然也参加了这个会，他是个热心人，直接将书稿抱给了我，并向县上的领导说一定要认真审读，达到发表线的话，可以在我们刊物上先用连载的形式发表出来，以示鼓励和支持（我们刊物虽然只是地市级，但创刊已经三十多年了，有正规刊号，是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
说得特别真诚。
这部180万字、三尺厚的长篇小说手稿就到了我的手里。
看吧。初当编辑，就得到了这样的锻炼机会，打着灯笼都难找啊。那时候年轻，精力旺，眼神好，还要给领导和同事们留下一个好印象，才调入的新人嘛，应该这样。
那部手稿如果放到现在让我看，不说吹牛的话，连三个小时都用不上，我就可以说上八个小时不停顿，并做出准确而不失公正的评价。但当初不行啊，新兵蛋子一个，嘴上没毛，说话不牢，谁信？谁服？
汗流浃背35天，从头看到尾。除了手稿上那股挥之不去的、特有的、熟悉的（我也是来自农村的啊）、刺鼻的土炕味道之外，我还对书写用的纸张产生了兴趣。开头用的纸张是很正规的每页240字的绿色方格稿纸；中间部分是自己裁成16开的白纸；后面大部分纸张是用来包裹东西的麻纸，由于裁纸的刀不很锋利（也许是用切菜的刀或者割麦子的镰刀裁的），因而周边毛毛糙糙。这也就是180万字的一部书稿，会有三尺厚的原因。
最后，我利用一整天的时间，在电脑上用小五号字打了四页的阅读札记，归纳起来其实用三个字就成：不可用。用两个字也可以：不用。但是文人嘛，就是这个德行，字写得越多，好像就显得越有水平；文章越长，就越有能耐。就像这位农民写作者一样，不写就不写，一旦写，上手就是180万字。别说是农民，也别说是写小说，就是一个公务员，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到，还有香烟热茶伺候，让你抄写180万个字，也累死你！
这就没办法了。大主席愁眉苦脸：这可咋整？180万就不能精选出1800字发表一下？
我很恶毒地说：不能。要不，您再看一下？
大主席用不好的眼睛看我，说：我哪有那个时间？
就这样放下了。
但新闻记者和领导们却没有放下。
在我看稿期间，相继又有几家媒体整版推出了这位农民写作者勤奋创作的报道，包括他握笔思考的大幅照片，他在田间劳作，地头上摆放着书籍和稿纸、干粮、水罐的照片，看上去特别和谐，也特别有视角的冲击力。
更要命的是，省委分管文化艺术的副书记看到了这些新闻报道，就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带着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及各路记者，长枪短炮地下来，专门看望和慰问他来了。
农村我当然是熟悉的，农民当然也是亲切的，作为都是写作者，我对他也是同情的。他作为一个上门女婿，当然就更让人悲悯了。
这时正是夏收最紧张的时候，但是因为提前已经做了通知，也进行了必要的彩排，他没有去麦田里收割，而是趴在土炕上奋笔疾书。对各级领导和记者们的到来，表现出了恰如其分的惊讶、惊喜和惊宠。
当领导们问及他为什么在龙口夺粮的紧要关头不去割麦子而是在写作的时候，他很作家地回答：一个情节正写到紧要处，灵感稍从即逝，而麦子不会自己跑掉。领导们大受感动，掏出用牛皮纸信封装着的慰问金亲手递给他，又让随从搬出赠给他的书籍和电脑；记者们纷纷抢拍动人的场面，刷刷刷地记录着他为艺术可以不要麦子的精彩回答。
副书记仔细地询问了他是因为什么才当上门女婿的，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搞起写作来的，还问了他创作上有什么困难、目前写作的长篇的主要内容等等琐碎的事情，最后说：家庭贫困没有什么，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的；只上过小学也不可怕，高玉宝还写出了《半夜鸡叫》呢。鼓励他好好创作。宣传部部长也说，省上非常重视长篇小说的创作，正在出台激励长篇小说创作的政策，而且会向基层作者、农民作者倾斜，资助长篇小说的出版。
我一直试图靠到领导身边，希望领导们问一下我审读那部180万字的长篇的意见。但是我和我们大主席全被记者们挡在后面了，根本挤不到前面去。当然，省上的领导也可能完全忘掉了我们。他们面对的只是这位农民写作者，并没有面对作品。
恰在此时，他的岳父从田地里回家取水。他憨厚地笑着，骄傲地把慰问金塞到他岳父的手里，自豪地说：我说过精神最终会变成物质，我丈人从不相信。反而说我是耍滑偷懒，不好好劳动。现在，用这些钱请麦客子，或者雇收割机，不知能收多少亩麦子。
在场的人全都认为他说得实在是太有道理了，连身居高位的领导及见多识广的记者们都深以为然。
只有他的岳父没有说话，给水罐里灌满水又走了。
然后所有人都走了。
回来后，大主席苦着脸对我说：怎么办？我们总得有所行动、有所表示才成啊！
我阴险地说：要不，咱们刊物在最后一期给他发一个短篇得了。
大主席展开脸，说：能整理出几千字吗？
我说：不用整理，我最近写了一个四千字的农村题材的短篇，直接署上他的名字就行了。
大主席沉吟了半晌，说：难为你了。
我也装着沉吟了一下，说：总不能让主席为难嘛。
落雪的时候，刊物出来了，那位农民写作者到市文联取刊物领稿费。大主席也没叫其他人，就我们仨，在一家小酒馆坐了一会儿，吃了饭，送给了他几叠文联印的稿纸，并说了些鼓励他多读书、多写作的话。同时也委婉地对他说了些劝告的话，无非是说作为一个农民，首先要把地种好，把妇人娃娃的生活搞好，先生存、后创作之类。然后，给他在宾馆登记了一间房子让他住下了。
第二天刚上班，他踩着厚厚的积雪来到文联，给大主席说：昨夜他太激动，太感动，以至于彻夜未眠，用送的稿纸，写了二十九首长诗，请主席和我斧正。
因为要赶早班车，他就踏着积雪走了。
纯粹是有病。我走出门的时候，听见大主席独自嘀咕。
翻过年的春天，因为生态移民，这位农民写作者搬迁去了黄灌区，此后不知所终了。
翻过年的春天，我意外地荣升了编辑部主任兼副主编。
传 奇。
在山城，老崔是一位传奇人物。
山城其实很小，但筑城的历史可不短。仔细阅读地方志，知晓从新石器时代这儿就有人喝凉水撒热尿，举着削尖的木棍戳野兽了。就说秦汉时期吧，已经设县筑城了。但再怎么悠久的历史，不还在地球上吗？因此没有什么可骄傲和自豪的。
山城周围，除了一条半死不活的河流，一座毫无名气的土山，其他的，就是大片的农田。农村包围城市，草木掩隐水泥，所谓城里人，往上推三代，都是泥腿子庄稼人。农业大县嘛。
老崔是个例外。
他不是本地人，甚至都不是本省人，他是北京人。虎背熊腰国字脸，毛主席般地梳着大背头。捉住他，不用拷打，直接让他说话，字正腔圆，满嘴京片儿。
嗯。普通话，北京人，首都来的。
自然高看一眼呐。
老崔不是农民，是技术工人。一个北京的技术工人怎么会跑到山城里来呢？因为国家周边不安宁啊。东南沿海被美国的军事力量所包围，第七舰队甚至开进了台湾海峡；整个大北方，和中国交恶后的苏联陈兵百万；日本、韩国、印度都不叫人省心，摩拳擦掌、蠢蠢欲动。
这多么危险，简直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啊！
按照东南沿海为前线，向西到京广线为二线，再向西的大西北、大西南为三线。将重要的高端科研单位、大型重工业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全部撤向西北、西南，建到深山大沟里，甚至搬进山洞里。
要准备打仗，打大仗，打持久战。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
自然，刚来的时候还不是老崔，顶多是个小崔，是个整天钻在山沟里生产枪炮子弹的小年轻，也很少跟山城的居民打交道。所有和他一起来的人都很少和当地人有什么交往。军工企业嘛，保密单位啊。695。本地人只知道山城东面的黄峁山深沟十八里建了一个695厂，至于这个厂有多少人，有什么设备，生产什么产品，没几个人知道。人家自己建有宿舍楼、医院、体育馆、图书馆、食堂、招待所、子弟学校、幼儿园……纯粹就是一个小社会，相当齐全。
就连吃的粮食都是专供。
只有蔬菜、鸡鸭鱼肉、日常生活用品来山城采购。
咦，这个人怎么这样眼生，从来没见过。
你是哪个单位的？
695。
干什么？
买菜。
1975年之前，基本上都是在国营副食品店采买。之后，渐渐地宽松起来，有了摊贩，凡是遇到这样的主儿，菜贩子都喜笑颜开。这些人基本上不跟你讨价还价，从来都是把小数变整数的。
一共多少钱？
三块八毛五。
给你四块钱得了。
找零钱麻烦。
外地人大气。爷们北京人，阿拉上海人，牛高马大东北人，白脸瘦小浙江福建人。全这样。
695厂的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甚至引领着山城的时尚和潮流。男青年的大背头，女职工的喇叭裤，手提录放机，胸挎照相机；买羊肉都是买整只，只要肉，皮毛归老乡；买鸡蛋是论筐买，你说多少是多少，不用数。最厉害的是这些整天钻在山沟里的家伙爱跳舞，男女抱一块，慢三、快四，探戈、交谊舞。
山城的女青年最理想的人生伴侣是695厂的技术工人，山城男青年最大的梦想是到695厂当技术工人。
695人的日子太红火了，厂里的效益太好了。
因为中国对越南发起了自卫反击战。695厂生产的子母弹，专打越南的山地坦克。外层弹壳钻透坦克的厚装甲，里面的弹芯在坦克内爆炸，给越南的坦克以致命的打击。
老崔就是在这个时候俘获了山城一位漂亮的（不漂亮有什么资格跟695厂的技术员谈恋爱？）女青年做了老婆。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样短暂，古今中外都一样。
和平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
当时，三线建设仓促上马，散、山、洞（大分散小集中、靠山扎营、进洞隐蔽）的后遗症迅速地暴露了出来。不打仗，军工企业就是聋子的耳朵，成了摆设。中国裁军一百万，造那么多的枪炮子弹干什么用呢？总不能全都拿出去打兔子。几乎所有的军工厂都在转为民用企业。所以建设摩托、嘉陵摩托遍神州。
695的辉煌成为明日黄花。老崔造子母弹的双手，开始制造锰钢自行车。
一辆26式百合牌锰钢自行车市场售价168元，内部价不详。老崔年轻漂亮的老婆有一辆，经常在傍晚骑着自行车来山城工人文化宫跳交谊舞。有时候吧，时间晚了也就不回去了。从山城到黄峁山沟口要十里地，又没路灯，不安全呐。
简直就是一眨眼，695厂被首都钢铁公司有条件地接管了。有技术、有门路、有关系的人全都退潮似的回了北京，成了首钢的工人。
老崔没走。有老婆，有孩子，在山城已经买了住房，根扎深了，挪不动了。
老崔的妻子对不能去北京耿耿于怀。
人家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呢？
到北京去，只能给我上户口。买不起房，你住哪儿？没户口，儿子在哪上学？哪里的黄土不埋人？我觉得这儿很好。
没什么好。就是路宽一些，人多一些，楼高一些而已。我是北京人我还不比你清楚？
695厂已经成为山沟里的一片废墟了。所有没能去北京的人，都买断了工龄，自谋出路了。
难不住老崔。老崔有技术。
他用买断工龄的钱开了一家电焊铺，专门制作防盗门。
八十年代中期，社会治安很不好啊。
因此老崔实际上还是赚了几个钱的。
都装在他那脸冷心硬的老婆口袋里。
然后，老婆就不见了。
他真的成了老崔了。人高马大，两手黑黑。头发已经乱披了，头发上沾满了细铁屑。忙完了电焊铺子里的活，还要忙儿子的吃喝拉撒睡，支付校服打架费。这时候的老崔，甚至可以连续一周都不洗脸。每到吃饭的时候，就提着几个馒头，匆匆忙忙地走进山城的小巷子里，去安顿儿子和他的肠胃。
大概就是这时候，老崔才写起诗歌、练起书法的。
人们只知道愤怒出诗人，不知道苦闷也可以出诗人。
中国申奥成功后，老崔很激动，连夜完成了三首祝贺申奥成功的歌词，第二天跑到邮局，郑重其事地贴上邮票，寄往他的家乡北京，很快就收到了北京奥申委的回信，对他这样一个普通公民的爱国热情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和感谢。
老崔在妻子离家出走后第一次脸上有了点颜色。
实事求是地讲，老崔的钢笔字写得还是不赖的。
但他力求创新。
也许是电焊的火花激发了他的灵感。他用钢条写字，他用枯死的树枝写字，他用石头写字，他甚至用烧红的焊条写字，但他就是不用钢笔、毛笔、铅笔写字。
太传统。
儿子却绝不传统，这个小学念了八年、初中念了五年、高中只念了一年、经常打架斗殴的21岁的小伙子，就跟他的母亲当年一样，去向不明了。
孤身一人的老崔，真的是老了。连电焊铺都不开了。
他的眼角经常堆着两块眼屎，眯起原本很大的眼睛，一副昏昏欲睡的表情，像南极企鹅一样缩着脖子扭着腰挪步，徘徊在山城的大街小巷。碰到熟人，动作很快地掏出一张名片。待熟人仔细地看完名片上的内容后，他认真地询问对方：
你知道我现在的身价是多少吗？
多少？
他不说话，向对方伸出一只巴掌。
五百万？
错！五个亿。
甩一甩散乱的白发，径直地走了，留下熟人像个傻瓜一样站在街头，摇着头想不明白。
老崔死后多日，邻居闻着味道不好才被发现。因为没有家属，没有单位，民政部门是按照老崔留在家里的一本破旧的电话簿上的号码，才通知了他的几个朋友为他在火葬场送别的。其中就有和老崔一块儿从北京来到山城、厂子解散后自谋生路开了修鞋店的老张。
伤感地看着老崔变成了一股轻飘飘的青烟，老张差点走不回自己的修鞋店。进了门，才发现老崔活着的时候为了宣传，做的一张喷绘，还支了架子立在他的店里。那上面密密麻麻地印着些字：
中国三线战略建设的见证者。
中国子母弹的制造者。
中国锰钢自行车的研制者。
中国申奥歌词的写作者。
中国三十六种书写材料的首创者。
……。
老张轻声地将它念完，重复了三声老崔的名字，然后很仔细、很认真地将这张喷绘从架子上取下来，慢慢地卷了起来。
老张知道，身价五个亿的老崔死了之后，这座山城，将不会再有传奇。
责任编辑 李国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