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权力》杂谈 世界最强大的隐世家族

一个副县长,权力小于县委书记、县长和常务副县长,排名也在一个进入县委常委会的宣传部长之后。

但如果这个副县长是上级省市一位重要领导的至亲,那他正式权力之外说话的分量将增大许多。

长篇小说《雪城》写大量北大荒知青回城,在哈尔滨闹出风波,市长出面应对时,作者梁晓声夹议说:“一个市长,当他的城市也是省委所在地时,在这种情况下,他所面临的压力也就更大。

”   以上两说,纯属常识,应不“敏感”。

吴钩的《隐权力》一书,得知第一例涉及“隐权力”,第二例涉及“权力半径”。

近年来读过不少振聋发聩的杂文随笔集,《隐权力》是其中之一。

如果说《官场现形记》是以小说的形式反映清朝的“官场现行”,《隐权力》则是一本根据大量史据详细分析清朝“官场现行”的学术著作。

不过,这本严肃的学术理论著作,作者夹杂着大量风趣幽默的笔墨,笔者读该书时,多次被它逗得发出会心一笑。

如《隐权力的比拼》一文,写咸丰九年的左宗棠事件。

当时樊燮、官文“倒左”与潘祖荫、胡林翼“保左”,只是台面上的意见博弈。

台面下则是“隐权力”在较量。

“保左”一方通过郭嵩焘、曾国藩、王�运,说动权臣肃顺,再由肃顺影响咸丰皇帝,使“倒左”方败北。

尽管后来事实证明,左宗棠的确是晚清栋梁之才,但他的胜出,用作者的话说,完全不是当时的权力系统通过公开的弹劾与保举机制,从而有效地辨析是非、识别人才,而是“保左”方的隐权力大于对方。

嘉庆二十二年,福建巡抚王绍兰陷害布政使李赓芸,导致李在狱中自尽。

当时副省级官员在狱中自杀,那可是天大的事,于是惊动圣上,后果严重。

朝廷很快查明真相,冤案平反

后来有京官看到当地士民为李赓芸修建遗爱祠,便奏请朝廷赐匾旌表,但嘉庆皇帝坚决不同意,打了一通官腔。

吴钩书中把他翻译为白话:“你李赓芸是朝廷命官,因案被查,应当相信国家律法,如果无辜被冤枉,也应按正当程序如实申诉,朝廷必定明察秋毫,还你公道。

以死自证清白,那是山野匹夫、市井小民的行为。

你这样自杀,岂不是置公信于不顾,陷朝廷于不义?哪能旌表?”真是坐着说话不腰疼。

――你嘉庆到老虎凳里坐10分钟试试!   在《冤案是如何平反的》一文中,吴钩则以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为例,驳斥了嘉庆的昏话。

此案的平反,困难到什么程度,靠什么因素起作用?读者一目了然。

吴钩所写――从形式上看,杨乃武的确是在“据实控告”,结果也的确是“朝廷必为昭雪”。

问题是,这个“昭雪”的结果是“据实控告”产生的吗?如果没有吴以同、夏缙川――夏同善――翁同�――慈禧太后这一环环相扣的权力网络,帝国的司法程序还能发现杨乃武的冤情并给予平反吗?   上述两例,吴钩写的是博弈时“隐权力”的作用。

《食权者的分肥原理》一文,则是通过清代崇阳城造纸匠金太和领导村民“抗粮”的故事,写“隐权力”的转移。

在“张集馨一声叹息”中,作者还别出心裁地为我们制作了当年甘肃官场上的两个权力结构图――由于布政使张集馨处于这个隐权力结构之外,隐权力值等于零。

正式权力极大缩水,因此他这个名义上的第二把手只能徒呼诸事“竟不能专主,殊觉可愧”。

权力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然人人眼中所有,笔下所无。

更兼作者在该书中加以充分量化,以致《潜规则》的作者吴思先生都为之赞叹说:“作者独具慧眼。

‘隐权力’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许多社会现象,用到妙处,甚至可以凭借小学算术把这些现象算清楚。

”   一个正常的民主、宪政社会,隐权力应该受到最大限度的限制。

比如某大国总统的隐权力,就被限制到≥0,连他与一个“女临时工”在办公室偷欢的隐情都保护不了。

这是题外话,不说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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