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自由主义及其现实困境
摘 要：自由对于每个人和每个国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于小农经济大肆其道，民族经济苟延残喘的时代，这将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变成了不能转为现实的精神乌托邦。即使这样，仍不能掩盖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奕奕光彩，如今回顾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依旧能感受到其深刻的当代价值。
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自由的问题本质上说就是人的问题。自由并不是脱离自然的规律，而是认识规律，掌握规律，运用规律，并最终落实到现实行动中的终将或趋向实现的活动。自秦朝封建大一统起，国家专制的味道极为浓厚，自由的缺失已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提出的自由主义思想，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无疑带来了积极的意义和强大震撼力。但是，保守的社会环境使胡适提出的自由主义的实现方法举步维艰。思想的可行性与现实方法的局限性同时并存，在当时中国特有的社会条件下，思想被架空，不能转化为现实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就成了精神乌托邦。
马克思将自由比喻为太阳，诸星体绕其公转，自由是生命中普照的光，如太阳般，由己发光，由己为他者闪耀光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衡量自由的尺度不应从外界去寻找，而在从本质上去界定，衡量自由的主体是人，衡量自由的尺度也是人。胡适就是这样一个追求自由真理的人。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于留美期间。他在留美7年（1910～1917年）中，全方位体验了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惯与家庭生活，师从杜威，受新大陆自由主义气氛的熏染，身体力行地参加了一系列反战运动，最终确立了对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思想信仰。其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禁锢了人们的头脑，奴性、麻木和保守成了中国人特征的代名词，人的个性几乎被消磨殆尽。胡适为改造国民思想，提倡和宣扬“健全的个人主义”，扬起了复归人性和重新确立人的个体价值。其特征，一是能独立思考，不轻信不盲从;二是强调个人对自己思想行为的结果负全责，“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1]衡量一个社会有没有思想自由的一个标志是看这个社会有无言论自由。他所说的言论自由不仅是狭义上的说话不受限制，更注重的是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胡适的这种思想，是说个人要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就要不受外力的影响，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2]总的来说，胡适关于健全的个人主义的论述，集中到一点，就是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在当时的社会，一种思想如果无法转化为具体的行为，那么这种思想本身也就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胡适在重视自由、争取自由的同时，意识到人民基本自由的保障来自民主政治的建立。胡适向往并推崇自由与民主，期望中国最终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他提出：“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3]民主政治的意义在于政治统治多数民众同意。一个国家的政权只有掌握在多数人手里，民主政治才会真正代表全民利益。他对中国实现自由与民主的艰巨性、长期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主张渐进主义，对温和渐进的改革情有独钟，反对急进而骤变的革命，赞同渐进而温和的改革。胡适所反对的是“暴力的革命”，他相信武力的风气一旦形成，单单凭借人人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摆平的，祸乱会越来越严重，一发不可收拾，武力只会产生暴力和破坏，而这种破坏是人类所不能承受的。胡适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彻底的改革最终将带来的只有专政，绝对的专政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绝对的专政带来的却是残酷和血腥，这就是改革的方式。改革就是不容异己，不容许自由的言论和思想。胡适宣称“争取更多更合理的民主，”[4]胡适认为通过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保障民权，民主政治是中国将来政治体制的发展方向。
容忍是胡适自由主义的第三个意义。这也是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特色。他认为“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会上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5]胡适所谓的容忍，就是允许少数人的个性自由。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多数人决定的一种政治原则，而自由却并不仅仅是多数人的利益问题，它涉及的是所有人的意志的问题，而其中特别尖锐的问题就是多数人的统治能否保证少数人的自由权利。现代社会里，自由与民主的真正保障是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不同层面表现形式不同。在文化思想领域，表现为知识分子之间应互相容忍的精神，论战的双方都能尊重对方的人格;在政治上，表现为容忍不同政见者及反对党的主张。改革社会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各行其是、各司其事”，分工合作才能成事。为此，胡适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
胡适强调一个国家的拯救须始于自我的拯救，主张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很多人批判胡适，认为他所坚持的“救出自己”和“为我主义”的观点是自私的做法。其实不然，当整个社会都在狂乱，救出自己也许是最好的出路。当时中国社会所缺少的正是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解放，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反面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实。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味道。胡适做到了“大胆的假设”，却没有做到“小心的求证”。他只注重自由主义理论的合理性与超前性，却忽视了它产生以及能否发展的社会历史前提。当时的社会现实难以容纳胡适的主张，他的自由主义理论无法摆脱与超越多重困境，从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首先，“和平渐进的改革”是胡适的一种脱离现实的政治理想。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中国历史的发展表明：其思想和价值观是单一的。相反，西方自由主义学说却提倡思想多元化、思想宽容和价值多样化。这种思维方式的贯性、思想观念的格式化、固有文化的深厚积淀都决定了自由主义理论难以逾越中国传统文化的屏障;从改革的主体方面来讲，统治者也不愿意去实行改革，中国社会历来的传统就是，只要人民没有威胁到统治者的绝对利益和政权，他们是不会怀着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念头主动地去进行改革的。这就注定了胡适的“和平渐进的改革”，还没有开始就要失败的结局。
其次，胡适在实践中无法化解自由与权威、民主与法制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最关注的自由是思想言论自由，这是由他们的人群特征所决定的，他们除了用笔杆子来抒发自己感情之外别无他法。胡适就是这么一个“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知识分子总有一股维护社会安定，帮助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使命感的责任心，但往往统治者并不买账，分歧层出不穷，最终局面只能僵持。胡适最终的结果就是既没有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又失去了民心。胡适痛斥中国缺少法律建设，以至于法治成了无源之水，“现在中国的政治行为根本上从没有法律规定的权限，人民的权利自由也从没有法律规定的保障。”[6]一种思想能否深入人心，最重要的是要看是否顺应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是否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显然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并不能解决燃眉之急。
第三，胡适自由主义理论实践中受挫，除了思想文化本身及社会政治因素外，还有经济因素。20世纪初，政治纷乱，封建小农经济形式仍大肆其道，民族经济在外国资本冲击下苟延残喘，这样的经济基础下产生的决不会是庞大的工商业阶层。经济条件的不成熟使自由主义理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自由贸易无法实现，赖以依靠的阶级力量相当弱小，根本无力担当起推进自由主义理论的历史重任。因此，胡适虽然为自由主义的宣传和推进奋斗不已，但因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太大，没法调和两者的矛盾而以失败告终。
小结：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在实践中受挫，只是说明了时代的局限使他难以摆脱厄运的规定，但丝毫没有抹煞自由主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历史价值。相反，自由主义思想内涵的光彩，随着历史的发展日渐显露出来。在经历了几十年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风浪，在中华民族遭受重重磨难的厄运之后，我们更多地体味到了独立人格、思想自由、社会民主和法治这些理论精神的重要性。而不管胡适是他自己的祭品，还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牺牲品，他所奋力开拓的自由民主运动，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J]独立评论，1935，第150号.
[2]胡适.什么是自由.[A].欧阳哲生.胡适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胡适.自由主义[Z].北平：世界日报.1948—09—05。
[4]胡适.中国小序[A].人权论集[C].新月书店，19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