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的学术归旨与服务精神
摘要 简要介绍《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的历史，分析这一重要刊物在现代图书馆学中享有盛名的原因，强调其学术归旨与服务精神对后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1 一班新生与一本新刊。
1928年9月15日，是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新生开学典礼的日子。这一届学生在校两载，1930年毕业。因为1930年为中国干支纪，年中的庚午年，这一届学生也随之称为庚午级。庚午级同学6男3女共9人，“来自八大学、籍六省”。他们都是大学毕业或肄业两年的学生，经过严格的考试，被录取到了这个全国当时唯一的图书馆学专业。现今的我们，白不难查到他们的姓名，因为这9个人的袖珍小班，曾联袂创办了一本以本校本科命名的专业杂志——《文华图书科季刊》(以下简称季刊)。创刊号上，诸同学个个上阵，或撰或译，无一缺席。作者栏中的陈颂、周连宽、曾宪文、徐家璧、李继先、陶述先、耿靖民、刘华锦、吴鸿志，就是他们完整版的花名册。凭借这本杂志的巨大影响，像这样的花名册，就比存于任何档案馆，都要传得久远，且别具意义。
创刊号出版于1929年1月20日，前后算来，庚午级诸同学从进校学习专业，到刊物正式印行，区区不过4个月的时间。照他们的老师沈祖荣先生的话说，“才走近图书馆学的宫墙，尚未睹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似乎还不具备“妄济图书馆学刊物之列?”的资格。然而，细细揣摩沈先生话中之意，他自不是要打击众弟子的办刊热情，更无意于给初试啼声的刊物泼洒凉水，否则，他也就不会爽快地答应同学们的邀请，撰写《我对于文华图书科季刊的几种希望》这种相当于“发刊词”的文字了。他替弟子们谦虚，低调入行，正是先生以退为进，寄望于被学界顺利接纳，是保护学生与刊物、仁心妙术的表现。对于创刊号上弟子们小试牛刀的九篇习作，沈先生倒没有流露出多少质量上的近忧，因为学生们讲得清楚，这些文章均得到了胡庆生老师、毛坤老师和沈先生自己的指导与把关。最让沈先生远虑的，还是他不愿看到初生牛犊的弟子们，办刊或凭一时冲动，担心他们“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因而在他提出的“七项希望”中，首要一条，便是提醒弟子，要做好被人批评的坏准备，要做足研究的真功夫，教导弟子耐心甚至比热心更重要。令沈先生感到欣慰的是，季刊“生气勃勃”地存续了九年，是民国时期少数几个办刊时间超过五年的图书馆学专业刊物之一。若不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我们有理由相信季刊还会一如既往地编印下去的。因为，当时季刊的影响力，正可谓如日中天，被时人公认为与《图 书馆学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齐名的三大图书馆学术刊物之一。
2 一所名校与一代名刊。
不同于《图书馆学季刊》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的全国协会背景，《文华图书科季刊》依托的主要是本校的师生和校友资源。1926年，当时还在上海国民大学读书的钱亚新，之所以选择报考位于武昌的文华大学图书科，是受他老师杜定友先生鼓励的结果。杜先生当时在上海国民大学讲授图书馆学课程，是国内知名的图书馆学专家。人们常说同行相妒，而杜先生却不立足于私见，关爱学生，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鼓励爱徒报考文华，令钱亚新一辈子感激不已。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华图书科的教学与科研实力，在海内深孚众望。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步德国、美国和英国之后，世界上第四个办图书馆学高等教育的国家，文华大学图书科首开国内先河，时为1920年。这时美国人韦棣华来华定居已有二十年，她早些年一手创办的文华公书林，经过苦心经营，已是建筑壮观、书籍宏富，尤积极致力于藏书之公开，不仅在武汉三镇，甚至在全国图书馆界堪称先进；先前她资助派遣的得力助手沈祖荣和胡庆生，都已先后从美国图书馆学校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回国。有了图书馆实体作依托，有了科班出身的留学生作师资，同时又有文华大学校长作支持，当这些办学条件一应俱全之后，韦棣华多年来办图书馆学教育、为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作育人才的夙愿，终于在1920年5月1日这一天成为了现实。时隔六年之后，钱亚新通过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地通过了考试，成为了文华的一名学子。说来也巧，庚午级进校的那年，钱亚新刚好毕业离校，一去一来，师兄弟之间也许一时不曾有谋面的机会，但这丝毫不妨碍包括钱亚新在内的诸多学长投稿季刊，成为母校季刊的重要作者。果然，很快，我们就在季刊第1卷的第2和第3期上，看到了钱亚新署名的文章，一著一译，分别是论文《杂志和索引》和译文《布鲁塞尔分类法》。随后，比钱亚新进校更早一些的裘开明学长、章新民学长的文章，也在季刊1卷第3期、第4期上出现了。刊物前后共发行了9卷36期，除创刊号外，几乎期期都能见到文华校友的文章。这种学术上的鼎力相助，是校友热爱母校，同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表现。而季刊也几乎期期不落地把刊发“本科消息”、“同门零讯”作为联络校友、加强情感、促进交流的重要方式。举凡同门聚会，工作变更，结婚志喜，乃至生儿育女，都在报道之列。那种浓郁而又和美的大家庭氛围，让今天的人读来，羡慕之余，更生感慨。这，也许只有像文华图书科这样的袖珍型专业，才会有的情形吧?。
确实，文华大学图书科格于资金的限制，学生人数一直不多。庚午级招收9人，人数已居往届之最了。而这一届的扩招，还得力于从1926年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所给予的资金资助。庚午级之后的级别，学生人数时有续增，然而，即便是到了1929年8月，文华图书科从华中大学独立出来，正式更名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后，学生人数最多时也不曾超过20人。随着从一科升格为一校，《文华图书科季刊》也在4卷1期上刊登了“更名启事”，正式更名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以归一致”。季刊先后九卷中，除了名称上的变化以外，在组织方面也有变革。从第2卷第1期起，季刊正式对外宣告成立“文华图书科季刊社”。组织上的常规化，是季刊志在久远的表现。而当1930年8月，钱亚新被母校聘回任教，不久即与毛坤一起，分别担任了季刊社的正、副社长，并任主编，从此以后，主编职务一直由本校教师担纲。编辑主体易手，说明学校对季刊的科研阵地作用更为重视了。事实上，季刊从创立伊始到最后终刊的九年当中，教师一直身与其中，扮演着顾问、指导、规划与学术带头人的重要角色。不仅每位教师都有文章见刊，个人作者中发表文章数量最多的也是授业解惑的教师们，毛坤21篇，沈祖荣14篇，钱亚新13篇，分列前三甲。教师的加盟，大大提升了季刊的学术水准，也把这个带有大学学报性质的季刊，带人了一代名刊之列。
倘若把文华的历届学生名录与同一时期季刊的作者队伍进行一番对比，不难发现季刊的主力阵容还不是诲人不倦的先生们，也不是走向图书馆界的校友们，而是在校攻读的文华学子们。庚午级在校。
时，季刊由他们一手创办，自不用说了，随后的各级，也总是他们的文章，占据着每期季刊半壁以上的江山。季刊的平台作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科研热情，尽管季刊从不支付稿费，但成果发表本身就是一帖鼓舞人心的兴奋剂。季刊为媒，学研相长，让文华的学生迅速成长为学者，并成为中国近代最为活跃的图书馆学术群落。这背后的原因，颇值得细究。
从时代大环境来说，文华的学子们赶上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最为快速发展的时期，而大发展也必然同时带来诸多新问题，这些既催人奋进，又促人深思。文华作为全国唯一的图书馆学高等学府，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意识中多多少少都带有某种天降大任于斯人之感，将个人研究所得诉诸笔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在文华酝酿为风气，是十分顺理成章之事。文华采用的是美国教学模式，所招收的“本科制”学生，都是经过严格考试，从肄业两年或毕业的各大学各专业中选拔出来，专业杂，来源广，素质好，堪称精英。而他们进校前的第一专业学习，既为后来的图书馆学登堂入室打下前期基础，也与图书馆学因以整CA，类知识为处理对象、天然地需要博采旁收的学科要求相契合。这一教学模式，犹见于现今的发达国家，而国内却已断档多年，不见迹象恢复，能不为憾事?这所学校从来就不以人多见长，规模上形同于旧时的一所书院。师生间朝夕与共，交往频繁，先生重视言传身教，学生注意请益问学，洋溢着浓郁的研学氛围，与重辩难、讲研讨的传统书院，确也有几分的神似。然而，这又是一所专业定位明确、学科性质鲜明的真正的现代高等学府。这里的教师专学专长。他们或曾留学海外，如沈祖荣、胡庆生，是中国图书馆学开启山林的鼻祖；或本门毕业留校任教，如毛坤、白锡瑞、徐家麟、罗晓峰、钱亚新、严文郁、皮高品等，是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传承有序的第二代杰出学人；或为通晓中国古文献学的传统大家，如讲授中国版本学的武汉著名藏书家徐行可，讲授目录学的著名国学专家、武汉大学国学系教授李笠，讲授金石学的专家易均室等。这里的学习环境一点也不封闭。学校在常规课程之外，常为学生创造条件，邀请各路名家来校演讲。许多武汉大学、华中大学知名教授如周鲠生、时召瀛、燕澍堂、陈西滢、闻一多、曾定夫、林澄海、严士佳等，因为地利之便，文华学子得有亲聆謦咳之机缘。许多外地的图书馆学专家如陈友松、杜定友、袁同礼等，也因为专业联系，文华学子得以一睹大家之风采。自1933年下半年开始，这种演讲成为学校惯例，每隔两周的星期三下午，如期举行，定名为“群育讨论会”。演讲增长了学生见闻，开阔了学生视野，深受学生欢迎。这种专门却不一门、复合且融合、问学更研学的办学思路，使文华一直潮立于中国图书馆学近代化转型的风口浪尖，在近代轰轰烈烈的新图书馆运动中充当着至关重要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角色。我们说，培育人才、输出先进，学校教育影响于图书馆事业发展，作用可谓大焉。据1930年统计，文华的毕业生中，33人在国内图书馆任职，任馆长的29人，占总数的90％。以至于有人讲，认识文华校友，也就等于认得多数图书馆界巨头。而文华师生及校友积极著书立说、出版书刊，则可视为另外一种传播图书馆学的方式，影响同样不可小觑。名校与名刊的互济互动，共同成就了文华在近代图书馆教育史、图书馆学术史上的绝代风华。
3 切用的视角与服务的精神。
1930年，《文华图书科季刊》正式刊登了出版宗旨：“本刊以提倡图书馆学，研究实际问题，解决应用方法为目的”。又说：“本刊为促进图书馆之设立，改良图书馆之设备，提倡图书馆之应用”。纵观全部九卷季刊，这样的办刊宗旨得到了有力的贯彻与执行。作为一份高校办的季刊，自然不缺理论文章，如对国内外图书馆事业发展状况的介绍，对中外图书馆历史的钩沉，对图书馆与教育、图书馆与社会、图书馆与文化等关系的剖析等，但总体而言，季刊的风格并不以高深理论见长。强调图书馆学的实践性，不蹈虚、讲应用、求效果，才是季刊真正着力的重点。凡与图书馆实际工作相关的种种，诸如分类编目、阅览流通、参考咨询、索引编制、工具书使用、图书馆经营、图书馆行政、图书馆建筑等，无不在季刊的研究范围之列。
既为研究，就不能做井底之蛙。由于图书馆工作中那些实用的技术与方法，具有许多不分中外的共性因素，将国外的先进成果翻译介绍过来，为我所用，是一种既省时又省力的捷径。文华的教会学校背景，使得学生的英语水平相对较高。据钱亚新说，当初他报考文华图书科，“考试六门科目要五门用英文回答”。文华的教师中，就聘请了一些外籍教师授课，许多课程也直接用外语讲授。这些都促成了文华学子的外语优势。这样的优势延及于季刊，使季刊的翻译文章比例比当时的任何一家图书馆学期刊都要多，而且引进成果之新，涵盖范围之广，都为后世研究者所称道”。另外，季刊从7卷2期开始设立“英文之部”栏目，用英文撰写文章，向国外介绍中国的图书馆界状况及研究成果，反映了季刊的平和心态与国际视野，也是季刊经过数年经营之后，学术自信的重要体现。
尤值一提的是，季刊曾策划出版了两期翻译专号，一是6卷2期的《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专号》，二是7卷第3、4期合刊的《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概况专号》。这两期专号都是由教师牵头组织，联合在校师生及文华校友共同完成的。专号因翻译及时，又与中国当时的现实国情直接对接，深得校长沈祖荣先生的赞许。在《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专号》的卷首语中，沈先生评说道：“我国现时急需的就是普及教育，要使一般的民众都到图书馆里来，换句话说，就是图书馆务须负了先锋官的使命，勇猛地打进民众的阵伍，先以华佗的妙手回春的仁术潜心去医治一般的文盲，等他们得见了天日，然后效法解粮官的行动，奋慎地尽量的去填补他们的大欲。”“这本书，虽则是提及了各国的图书馆，可是特重于民众图书馆，可作我们的借镜，我们可以找寻许多的指示。”而对于《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概况专号》，沈祖荣先生也对原著不吝赞词：“此书的价值，最难得的，就是对于世界国立图书馆：(一)有一个整个的观察，不比从前见于各国图书馆杂志所载的，是片断的，零碎的，(二)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就是让我们考察某国国立图书馆，有他的创立时期，过渡时期，及现在达到繁荣时期，(三)有一个借镜的机会，欧美各国国立图书馆，他的建筑伟大，书籍宏富，经费充足，组织完善，供用裕如，己至无美不备，追其因素，不专是靠政府的提携，而得之于社会热心学术文化事业一般人士，捐书捐款，此种力量实占大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沈先生对这两个专号的褒扬，无不汲汲于能为我所用、可以从中找到启示的“借镜”上。
然而，由于各国图书馆所针对的图书结构各有特点，各国图书馆所处的国情环境也往往大相径庭，在淮为橘、逾淮为枳的情况所在多有，因而需要在借鉴的基础上，作本土化的嫁接与改进。沈祖荣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