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与媒体责任】文化发展定义
２０１１年初参加了一个会议，主题是“文化大发展，传媒新机遇”，它喻示着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媒体担负着重要的责任。
我深以为然。
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进入新世纪，更是把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升到了整体战略的高度。
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党的十六大发出“深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动员令，到２０１０年７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２２次集体学习时提出“顺应时代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
因为文化具有便于传播、扩散和“潜移默化”的深度影响力，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将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按照他的解释，“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来源”。
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能够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得到普遍认同，甚至被吸纳或融合到其他国家的文化中去，这个国家与他国之间就会少几分敌意，多几分理解。
当然，能够广为传播并令对方愿意“接近”的文化，一定是民族国家文化中的精髓，它不是自然形成的，而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萃取、提炼过程，并且需要扶持与保护。
在这方面，许多国家都在进行有意识的尝试与探索。
例如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末期，欧洲理事会文化指导委员会就从欧洲文化中提炼出“创造性”的主题，“创造性”由此成为欧洲国家文化推广的一个主打理念。
２００３年，英国政府在中国开展的以科普为重点的系列活动，就打出了“创意英国”的主题；在２００４年的“中法文化年”中，法国也强调“把一个全新的、富有创造性的法国展现在中国公众面前”。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极为丰富的精神、智慧资源，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具有普世意义，符合人类文化或文明的共性要求，比如“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理念，“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的精神，以及人与万物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观等等。
我国政府关于“和谐社会”的提法，就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来的，它已经开始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以及国际舆论产生影响。
当然，“和谐社会”只是一个宏观理念，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发掘、提炼出来，形成传统与现代兼容的、具有亲和力的国家形象内涵，形成系统的中国文化传播策略，还有大量的文章要做。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硬实力和软实力是相互依存的，但是，二者不一定是正相关的关系。
事实上，软实力的强大有赖于“扩散”和“传播”，只有当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行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国家软实力才算是真正提升了。
目前，中国在硬实力方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去年，中国的ＧＤＰ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正在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
然而在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方面，我们与西方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距离。
小约瑟夫・奈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中告诉我们，国家软实力（包括文化影响力）是可以测量的。
他采取的方法是，根据国家所拥有的资源的多少，来衡量国家所拥有的权力的大小。
他把国家权力资源中的相关部分抽取出来，构成软实力指标体系，并对它们进行量化分析。
小约瑟夫・奈列举出的可以量化的美国软实力资源包括：美国所吸引的外国移民的人数；美国出口的电影和电视产品数量；在美国就学的外国留学生的数量；在美国教育机构中的外国学者数量；美国出版书籍的数量；美国电脑网站的数量；获得物理、化学和经济学诺贝尔奖的美国人的数量；美国人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等等。
他还通过几组统计数据来衡量美国的软实力，这些数据包括：２００２年世界上４３个国家对美国科技水平、音乐、电影、电视、民主思想、做事方式、理念与习惯等的评价；１９８２―２００３年西欧主要国家对美国有好感的人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等等。
当然，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资源量化分析方法，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一种参考。
即便如此，当我们借用这一参考指标进行自测时，也会发现我们在软实力或者文化影响力方面的薄弱之处。
而这一点已经成为我国在全球化格局中进一步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因素。
因此，如何以硬实力的发展带动软实力的提高，再以软实力的提高进一步推动硬实力的发展，全面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这方面，媒体以及新闻教育、研究机构也是责无旁贷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