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热爱不辜负
期末临考前在教室里上自习，我嘴里轻轻念着，在笔记本上写着字。
女朋友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创作说唱歌词，她不可思议地笑了。
下载论文网 那是11年前的事了。
那时我对hip—hop音乐着了魔。
我看过电影《八英里》，就想着电影里穿着帽衫的艾米纳姆是自己。
我听龙门阵、黑棒乐队，听美国匪帮说唱，穿oversized衣服，留一头冲天的爆炸头。
在那所作风严谨的法律院校里，嘻哈文化属于旁门左道，我大概是校园里唯一的Hiphopman。
那年我总想象自己变成一个rapper，却从来没有找到入门之法。
这些年我一直想围绕说唱写点故事，也曾报过相关选题，但这个文化实在太小众了，又没有什么触发事件。
直到2015年8月，机会似乎来了，文化部下架了100多首网络歌曲，其中有很多是说唱。
我联系了那位主唱，我们面对面地坐下聊了3个小时。
其实我很想听到他坦白，从文艺自由或者政府行为边界的角度，禁令本身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但他并不认可，或者说，他根本不愿面对真正的问题。
出于种种原因，那个稿子最终也搁浅了。
我一直在等待，终于等来新的机会。
这个夏天，《中国有嘻哈》风靡全国，但早在节目筹备期，我就注意到了。
我不敢肯定它一定成为爆款综艺，但我觉得小众文化走向大众的过程，本身就构成新闻。
也是自那时起，我就开始了采访。
提前启动是有利的，7月前我就完成了大部分6强选手的采访―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的赛绩，据说后来他们的档期非常难约。
为了更多了解嘻哈文化，我还特地从淘宝买了一口金牙。
与艾福杰尼节目上戴的那款一模一样，唯一差别是它的售价只要45元，黄铜制造。
但因为看不懂英文说明，导致咬合不当，我的下门牙崩掉了一小点（我后来试图申请工伤但没有成功）。
我非常气愤，马上把金牙丢进垃圾桶里。
我还买了一个海盗帽，戴上它对rapper进行采访，我猜想气氛一定很融洽（他可能会喊我一声my homie！），但一次也没好意思拿出来。
我下载了2000首中文说唱，包括我以前完全不会听的类型，比如trap和方言说唱，把它们当成任务听，我一度听得要吐了。
我发现，以往对嘻哈音乐的热爱没有辜负，2015年那次未成报道的采访也没有浪费，因为它们都变成了记忆与经验，能让我问出更深入的问题。
也正是在采写过程里，我才真正搞懂双押、layback等技术概念，发现以前我写的那些说唱词完全不行。
比如我注意到rapper唱trap?r常常加入拉长的“skirt”，问是怎么回事，rapper们说那是模仿兰博基尼等豪车的刹车声。
我当然不舍得放弃这个信息，想办法把它融进稿子。
作为记者的特权，我可以全国各地去追踪感兴趣的人。
在重庆我和Gosh成员待了好几天。
Bridge坐在我前面的一个轮椅上―那真的是一个康复轮椅，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买它。
那感觉实在太神奇了，我躺在沙发上，身前是Bridge的拖把式脏辫，屏幕上，同一个拖把式脏辫在唱歌。
现在回想起来，仿佛是喝了好多啤酒另加雾都酷热的天气导致的一个幻觉。
“我觉得我的生活其实挺Hip—hop的。
比如读书的时候，坐上一辆公交车，我就带着伴奏，在那写词。
”Bridge说，“我看着路边的风景，想着一部影片叫《八英里》，我就觉得我自己是阿姆。
” Boom！就像跨越漫长岁月，同样的经历在不同的两个人身上出现了。
我内心充满感动，感到自己又年轻了一把。
这就是做记者的快乐吧。
短时间内，你可以进入到另外一种生活，体会过去所未见的人生。
它可能是你想要的，可能是你错过的。
只要够努力，就能浸入其中。
运气好的话，你还能找到那种曾有过但几乎被日常生活洗刷掉的感受。
猫有九命，记者有着更多重的生命体验。
我想，我永远也成为不了一个嘻哈歌手了，但至少我已经开始练习我的freestyle了，水平极其拙劣，但我相信我会一直进步（就像硅谷的技术发展在印度，没有什么可以把我禁锢，比赛还没结束他们为我提前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