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话阅读笔记
黄维樑。
余光中展示“英诗班上最美丽的教材”。
中国在一千年前开始有诗话，后有词话。自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至清代的《随园诗话》、《瓯北诗话》、《白雨斋词话》和二十世纪的《饮冰室诗话》、《人间词话》、《林以亮诗话》等。一般而言，诗话的特色是谈诗意、谈诗艺、谈诗人、谈诗事，篇幅可长可短，笔调不拘一格，却不必像现代学术论文那样附有详细注释和参考书目，那样讲究体例。词话也是如此。
余光中在其抒情、叙事、记游、说艺的散文中，谈诗艺、谈诗人、谈诗事的片段，或一笔带过，或三言两语，或字数上千，摘录编辑成册，大可名为“余光中诗话”。举例而言，从余光中2005年出版的散文集《青铜一梦》中，我们可摘录出一则则数百盈千字的诗话，如关于黄河的诗，关于英国诗人雪莱妻子对亡夫遗作诗篇的编印，关于拜伦、艾略特、余光中本人的讽刺诗，关于奥登的诗《美术馆》及其相关的名画。这几则诗话，或引其诗，或摘其句，切时切地切人，或感慨系之，或风趣說理，都是博雅的小品。有一则题材较为特别的，是《钞票与文化》一文中涉及诗人彭斯（Robert Burns）和西美内思（Juan Ramon Jimenez）的部分。
余光中对事事物物的好奇心饱满，曾自称为“艺术的多妻主义者”;在此文中他变为“见钱开眼”的“另类美学家”，“在铜臭的钞票堆里嗅出芬芳的文化”。他写道：
苏格兰五镑的钞票，正面是诗人彭斯的半身像，看来只有二十七八岁，脸颊丰满，眼神凝定，……握着一管羽毛笔，……反面则是一只“硕鼠”……匍匐于麦秆;背后的玫瑰枝头花开正艳。原来这些都是彭斯名作的题材。诗人出身农民，某次犁田毁了鼠窝，野鼠仓皇而逃。诗人写了《哀鼠》（Toa Mouse）一首，深表歉意……至于枝头玫瑰，则是纪念彭斯的另一名作《吾爱像红而又红的玫瑰》：其中“海干石化”之喻，中国读者当似曾相识。
这位诗学教授在作中、西诗歌的比较论述后，加上点睛的一句：“这张钞票情深韵长，是我英诗班上最美丽的教材。”在鼠年读《哀鼠》，我感慨系之。彭斯对野鼠仓皇而逃深表歉意，而一些国人杀食野生动物，以致对动物用极为残忍手段半烹半活而食之，以致引起疫症贻害全球，能不感到愧歉、感到罪过？
余光中曾三访西班牙，留下了三张西币，有一张是诗人希美内思：“这一张以玫瑰红为基调，诗人的大头，浓眉盛须，巨眸隆准，极富拉丁男子刚亢之美。”旁边有红白玫瑰花，反面也有一丛玫瑰，“最令我兴奋的，是右上角诗人的手迹：Illá va el olor de larosa！/Cóje la en tu sinrazón！书法酣畅奔放，且多连写，不易解读”。
余氏略通西班牙文，却解读不了这手写的一句，乃辗转向两位西班牙文教授乞援，得知诗意当为“玫瑰正飘香，且忘情赞赏！”“钞票而印上这么忘情的诗句，真不愧西班牙的浪漫”。文章题为《钞票与文化》，至此题旨深刻呈现。我想，这张“希美”的钞票，也应该是又稀有又美丽的教材吧。余光中有诗歌不朽的萦心之念，诗人诗句赫然现于钞票，至少可“不朽”数十年;这位中华诗人对苏格兰的彭斯和西班牙的希美内思不胜企羡？可惜海峡两岸印的钞票，从来没有屈原或李白或杜甫其人其诗。余光中喜爱“披头士”，不亲现代诗。
《青铜一梦》中《当我到六十四岁》一文提到两首诗：一为《露西在天上戴钻石》，一为《挪威森林》，二者其实是披头士（the Beatles）两首流行曲的歌词。《露西》第四句有“一个女孩子光彩多变的眼色”之语;余氏指出“露西”英文为Lucy，而“Lucy源出拉丁文lux，意为光彩，……此诗第四行说女孩眼闪七色，恐亦含此意”。他又说这首歌“迷情”、“梦幻”，其原名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三个实字的字头LSD即“迷幻药”，歌词作者有意拼合乎，只是巧合乎，引人猜疑。至于《挪威森林》一首，有词曰：“我有过一个女孩/或者应该说/她曾经有过我。”余氏谓此曲“扑朔迷离”、“诗句隐晦难懂”，原来作曲者蓝能（John Lennon）当时要写的是自己的一段婚外情。余氏又谓把歌名Norwegian Wood译为《挪威森林》是错误的，应作《挪威木料》方合。余光中在这里训诂字义、解说背景，显现传统诗学教授的本色。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称述上面两首歌的歌词时，用了“诗”和“诗句”的字眼。是流行曲而已，其歌词可称为诗？余氏白纸黑字称之为诗。《当我到六十四岁》一文的题目，就是披头士之歌When I Am Sixty—four的名字。余氏把此曲的歌词全译出来，冠于文首，并称赞此歌，说它“紧贴吾心”。凡此种种肯定，固然基于余氏的慧眼和宽胸，笔者认为也因为余氏对披头士的喜爱。余氏自言“后知后觉”，到1969年他四十一岁“才迷上披头士”。那一年，他在美国山城丹佛（Denver）当客座教授，“苦涩的岑寂之中，最能够消愁解忧的……是民歌与摇滚，尤其是披头士的歌”。
当时诗龄二十年，在台湾现代诗坛地位举足轻重、常为现代诗辩护的余光中，认为“最能够消愁解忧的寄托，不是文学，是音乐”，且“对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诗愈感不亲”。对缪思，他要叛逆、要变节了？1969年后，至2017年他去世，近半个世纪，事实是他没有背叛缪思，而是一直忠于她、拥抱她。当年余光中的寄托、沉醉于披头士等民谣与摇滚，一大原因是对现代诗——至少是相当一部分的现代诗——失望。在《夏济安的背影》一文中有这样的诗话：“济安对新诗的不满与期许，……说得十分中肯，他强调新诗最弱的地方在于音调，结果是既不宜诵读，更不易背诵，比起古典诗来，感染力差得多了。”。
在余氏看来，现代诗弱于音调，还败于晦涩难懂。笔者观察余光中，认为六十年来他对现代诗的情怀，可用爱恨交织来形容：他爱写现代诗，一生写逾千首，认为古典诗虽然美、善，现代诗才有现代气息，才能让诗人推陈出新。然而，他对很多现代诗的弊端也看得清楚，常有恨意，恨“现代诗”不成诗。2010年10月初在高雄中山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上，余氏借题发挥，说了重话：“什么大报设的现代诗奖，我不再做评判了。现代诗沉沦了，我不再读现代诗，宁可读古老的《诗经》、《楚辞》！”这番重话是名副其实的诗“话”，笔者这里才做了文字记录。
李元洛“探寻诗美的秘密”。
《文心雕龙·情采》说的“情”，是文学作品的感情思想;“采”则为作品的语言、形式、技巧。“剖情”之外，“析采”是李元洛《诗美学》一书极为重要的内容。诗文如果“繁采寡情”，极可能像《文心雕龙·情采》说的“味之必厌”。这是指文学作品本身的情采而言。李元洛这本书不是哲学、伦理、社会、政治的书，而是关乎美学的书，“析采”当然是其要务，是其主体。文学是形象的思维，文学中的诗歌尤其如此;这是从古到今、从东到西的不刊之论。“析采”包括对形象性的种种讨论。
“形象性”包含意象、象征、意境、比喻、通感、含蓄等概念，都离不开“象”这个大范畴。盲人摸象，固然只能瞎说;明眼人观大象，难免遗漏细节细处。李元洛明察秋毫，古今中外诗歌金库的库存、诗歌理论的玉屑，都由他来举例、明辨，以揭示“诗美的秘密”（本书第一章表述“探寻诗美的秘密”为写作动机）。史诗诗人荷马的《伊利亚特》，形象性充沛，如“像知了坐在森林中的一棵樹上，倾泻下百合花也似的声音”之句，诚然如倾泻一样，俯拾即是，李元洛捡而拾之。抒情诗人李贺同样形象性饱满，其《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等，金光闪烁，他同样珍而重之。连同如李商隐《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谜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那样锦绣斑斓的形象性语言都是贯串起来的金片玉屑，弥纶起来，以说明他的通达理论。
关于“意象新鲜”的诗，他说这样的诗，“一入眼就可以激发读者的新鲜感与惊奇感这两种特殊的审美感情，使他们在诗的审美活动中获得四月天一般的生机蓬勃的喜悦，而意象陈旧的诗，则丝毫也不能刺激读者的艺术感受力，如同万物萧索的冬日引不起春意葱茏的想象，只能使读者望而生厌”。关于比喻，李氏说它“不仅是一种辞格或一种诗艺，而且是想象之美的一种十分重要的表现形态，是诗美的一个重要范畴”。关于含蓄，它“是充满生命力的含苞待放的花蕾，它洋溢着春天的生机和潜力，（它）刺激读者丰富的审美想象……真正的含蓄，是对读者的理解和尊重，是诗人对读者发出的请求共同创造的邀请书”。可谓三语中的。李元洛神游诗国。
超过半个世纪的析诗、评诗、赏诗，《唐诗之旅》、《宋词之旅》等“诗旅”系列，以及《诗美学》的皇皇大著，加上对二十世纪中华新诗的评论专集，源源出版且畅畅流通，李元洛的诗歌导读兼顾时代、历史、作者生平和作品技巧，解说时中、西理论并用，出口则情采兼之而成章，他是五星级的诗歌导游。最近他的《诗国神游《古典诗词现代读本》推出，五星要加上一星了。
司马迁修史，先寻访神州人物古迹。李元洛说诗，先游览华夏诗人胜地;《诗国神游》的数十篇“游记”，从屈原的《橘颂》到秋瑾的《赤壁怀古》都如此。历代名家大家的雋篇佳构，因李元洛的导赏，而加强了“经典咏流传”;其优雅的导游词，则应该是“朗读者”可选诵的篇章。下面不讲“游记”所及的李、杜杰作，只随意说说他对刘禹锡《秋词》（其一）的导游。诗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为了说明刘禹锡对“悲秋”情绪的颠覆，李元洛历举屈原、宋玉、李白、杜甫，以及法国马拉美、美国弗罗斯特的作品为证，“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新意明矣。
刘禹锡沦落朗州（今之湖南常德）十年，地荒凉人困厄，有悲秋的理由。他反其理而称颂秋天，李元洛就此指出其另类的生命品格、内在襟怀、铮铮风骨。现今常德有著名的诗墙，他多次游历过，诗墙正刻有这首《秋词》。几年前我有常德及其诗墙之旅，曾经的实地旅游，印证现今的书中神游，如李元洛此篇末所写的，“刘禹锡诗中那一只白鹤啊，仍然高翔在千年后的碧霄之上和我的心上”。经典“永”流传。李元洛一日鉴赏一诗。
花团锦簇的央视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年来大受欢迎，香港的一些朋友却对此不知不晓。为了让朋友“启蒙”，我略作介绍，并锦上添花地说，弘扬中国文化包括诗词的节目多着呢。例如，新近成为“先行示范区”的深圳，其卫视大型节目《诗意中国》轰然而起;主持人之一庞玮，本职主播新闻的，好像要努力不让央视的董卿专美。（最近看电视，才知道龙洋继董卿后成为新的主持人。）。
点击“回看”一查，东方卫视的《诗书画》小品，由曹可凡主讲，原来已有三百多集了。全国这么多电视台，大概还有很多类似的节目。我没有再查探，已可大胆评论：如此这般宣扬广播诗歌，西方的媒体无论用的字是poetry，还是poetrie、poetria与poeta，都没有这样的隆重尊荣。
我告诉香港的友人，书城里各种各样的诗词选集、导读以至辞典，更有百花齐放的缤纷。光是诗词的“年书”，就够人目迷七彩的。这些年书大多和年历一样，标明年份（如已来临的2020年），从元旦到大除夕，一年选载三百六十五首诗或词;每篇诗词都有注释或导读，附彩图或彩照，精印精装。
友人相询，我推荐李元洛的《一日一诗》。为什么？李是诗词鉴赏家，其“资历”是《唐诗之旅》等多本相关著作。就以1月18日刘皂的《旅次朔方》为例：“客舍并州数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又渡桑干水，却望并州似故乡。”李元洛解说题旨之外，还让我知道原来白居易和“三王”（王之涣、王昌龄、王翰）都是并州人。李书不标年，其优胜主要在内容，在文笔。请看，“战马奔腾出一个新的鼎盛王朝，旌旗飞舞出历史上的大唐时代”这些气魄十足的佳句，读古人好诗，赏今人美文，一举而两得。
香港的友人听罢，决定专程来深圳书城，选购诗词书籍和影碟，作为语文科的“教辅”。陶文鹏选诗词秀句。
诗词鉴赏家陶文鹏先生有新书，采摘诗词中隽秀独拔的句子，细细品尝。春天来了，我们看看书中一些春天的秀句。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陶氏体会到陆游“以乐景写愁情”，蕴含了“报国成空的惆怅落寞”。“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杏花又出现了，陶氏指出绿杨对红杏，工整清新;陶引述诸家对“闹”的解读，我可添一语：作为诗眼的“闹”字，让诗评界也闹起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陶氏点评曰“诗情、画意和理趣”兼具;我“添足”曰：几个“杏”字句中，这“出墙”句最有名气，因为涉及男女关系。
“春雨足，染就一溪新绿”——陶氏谓春被拟人化，成为“高明的丹青妙手”。“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陶引导读者想象：刺绣所据的梅花，一定“丰满、肥大、秾丽……”陶氏指出把春天比喻为十三岁的女孩学绣花，正象征春天的“天真烂漫，活泼调皮”。
陶氏表示欣赏“拟人化”的活生生写法，使得诗词中出现“戏剧性场景”，说春天是丹青妙手、是十三岁女孩，都是例子。我一向喜欢论文时中、西联想，不禁想起艾略特（T.S.Eliot）的理论：“一切的诗，包括希腊的小小抒情诗，都是戏剧性的。”。
饱学的陶文鹏其《点睛之笔》二大册，摘录诗词中春夏秋冬、日月山川、男女老少等数百佳句，深探诗情，精析诗艺，是传统《诗句图》和《秀句集》一类著作的开拓创新。古代陶渊明有言“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如今读到两大册精见迭出的“赏析”，陶文鹏诚为陶渊明的优秀传人。陶文鹏论写诗“如摄影”。
《点睛之笔》征引古今诗论家之语，如辛勤蜜蜂采百花之蜜，蔚然可观;刘勰、钟嵘、苏轼、方回、赵翼、仇兆鳌、纪晓岚、钱锺书、钱仲联、程千帆、袁行霈、李元洛等，列出来是长长的名单。现代名家中，钱锺书被征引最为频繁。所引钱锺书的诗话中，“如摄影”说不止一次出现。杨万里的七绝《小池》，陶文鹏摘的两句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其“点睛之笔”是针笔是工笔，细细剖析，细细缕述，包括下面的语句：“诗人犹如一位高明的摄影师，迅速按下快门捕捉到这一个稍纵即逝的特写镜头，从而既表现自然景物之间的和諧情景，又蕴含着耐人寻味的理趣。我们感受到诗人对微小的新生事物的无比珍惜与热爱之情，也体悟到新事物的生命活力。”。
接着陶文鹏引钱锺书《谈艺录》的说法：杨万里（诚斋）此诗“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纵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这则精彩的诗话，由钱言与陶语合成。杨万里的七绝，甚得陶文鹏青睐。另一首题为《晓行望云山》的杨诗，陶摘取的两句是：“却有一峰忽然长，方知不动是真山。”赏析时，陶再引钱“如摄影”说，指出诗人写景，在动与静、真像与错觉之间的妙趣，进而“揭示哲理”。
阅读《点睛之笔》一书，可圈可点之处极多，我这里突出“如摄影”说，有分教。当代一位叶先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说诗，喜欢用摄影或电影的镜头理论，分析中国古代写景诗（如王维的一些作品）的技巧，以为“洋为中用”、方法新颖;其实类似理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写成的《谈艺录》已率先用了。陶文鹏“深得风人之旨”。
《点睛之笔》“说诗”之册有霍松林的序，“说词”之册则有莫砺锋的序。霍教授赞其书“文采斐然，深入浅出”，莫教授誉其书“谈艺精微”、“探骊得珠”，两位都是陶的知音。我开卷悦读，随意览其春天秀句，突出其“如摄影”说;双目游观，又注意到陶文鹏对“反讽”手法的欣赏。
苏轼《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末二句曰：“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苏轼这两句，所写情景构成对比，隐含讽刺，用的正是反讽（irony）手法。我曾有长文《中国诗学史上的言外之意说》，文中通过中、西比照，论述反讽之道，指出其为中、西古今诗人爱用的技巧，有我国诗话所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妙处。
陶文鹏论过苏诗后，接着论刘克庄的七绝《戊辰即事》后二句：“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陶解释道：诗人对宋朝纳贡求和“悲愤填膺，……但他不是从正面抨击，而是旁敲侧击，反语讥讽”;此诗“找准角度，妙用讽刺，诗仅四句，却概括出深广的社会内容，而且委婉辛辣”。如此解诗，真是“深得风人之旨”。
解说杜甫《江亭》首二句“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时，陶谓可有三解，“三种解释都讲得通。细细品味这一联诗，在情景的抒写中又包含深邃的人生哲理”。陶之立论，可谓圆通，可谓深明“诗无达诂”之义。英美文学界数十年前兴起的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认为“多义性”（plurasignation）可以是诗歌艺术的一种美德;杜甫这两句、杜甫的《秋兴八首》、李商隐的《锦瑟》等诗，正有此美德。陶氏解说《江亭》后，接着讲的是陆游的名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读《点睛之笔》二大册，诗词诚然名句名联引不尽，解说则为柳暗花明又一篇。
几句题外话，《点睛之笔》如附索引更佳。一是作者索引：每个作者名下的篇目，一一列出;二是诗词题目索引。如此则阅读起来更为方便。我喜欢翻阅英国的著名选本《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此书即附有索引：一为作者索引，并列出每个作者名下的篇目。二为每首诗首行索引。此外，《点睛之笔》（李元洛的《一日一诗》亦然）最好有两个版本，即目前的厚重精装版本之外，另外把原书一分为三或一分为四出版，每册薄且轻，开本也比较细小，即走“袖珍本”路线，以便于携带，随时阅读。《英诗金库》属袖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