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信访维稳工作的辛酸

我是一名乡干部，在信访维稳工作岗位上干了将近三十年头，作为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行为被上访者、上级部门、新闻媒体等做着形形色色的解读。然而，当真正走进我们，你才会理解我们的无奈和隐衷。一个基层信访干部的生存状态，折射着体制的痼疾，也在砥砺着那些“习以为常”的神经。这，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一、干部“截访”的心路历程。

我在乡镇工作三十多个年头，从事基层政法、综治、信访工作20年多，30多年来在几个乡镇干过，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成为分管综治、维稳、司法、信访的副主任。自从分管信访以来，我天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代理教师王丁红(化名)等八人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老上访户，在省、市、区都没有相应的民转公政策，而且每个人都在解除合同后，都在多处学校应聘，也有自己创办的补习班，也有在当地中型企业上班，近两年他他几乎每年都要在重大会议召开时(如中央、省、市级“两会”等)上访。他到省上、市里，乡政府都要安排专人去接访，甚至中途截访。每次接访，我们都要安排数十人以上去省、市、区进行稳控，来回一趟，每次差旅费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上万元。

近年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每到全国“两会”等时期，乡里都要派出20多名干部24小时跟随王丁红等八人，一次耗时半个多月。如果一年下来有多个敏感期，每年单是稳控他们几个人的费用就多达数万元。如一不小心失控，还要到火车站、汽车站、机场分头堵截，堵不住就到北京接，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前几年全国两会、重大节假日及敏感时期，根据上级指示，王丁红等“不稳定重点人”一定要在监控视线之内。所在乡政府安排20人提前5天分别到其住处，工作单位进行监控。二十四小时轮流呆在他家门口，晚上天凉，就动用机关车辆开着暖风监控，一次因监控人上厕所，当我们过去时，王丁红不在家，这可急坏了工作人员。经过四处打听，得知他巳乘车去了省城，工作人员立即驾车追赶至省城，苦口婆心，管吃管住，报销路费，通过艰难的思想工作，才将其三次从省城劝回，由于要保证信息畅通，每2个小时要向领导汇报一次王丁红的去向，工作人员看不到他在房间里晃动，心里就发毛。由于不能惊动王丁红，只得托他的朋友亲自到房间观察一下方可放心。如此心神不安一连数日，直到敏感期结束，“看死盯牢”工作才算结束。

在我们乡，既有王丁红这样的群集上访案件，也有去市、区上访其它问题的个案，每到重大敏感日期，都需要专人监控。一旦失控，我们必须围追堵截，确保他们不进省上京，实在控制不住，一旦到了省城和北京，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信访登记机关“销号”(不被上级机关记录)，确保不被“一票否决”。

　　二、“一票否决”苦了基层党委、政府。

多年来，基层乡镇为了信访稳定工作，设立了信访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安排了一大批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前几年，信访部门是个群众的出气筒、社会的减压器。自从实行了信访“一票否决”制，上级信访部门成了“香饽饽”，只是苦了最基层的乡镇党委、政府。

有些群众上访，确实是由于个别政府部门或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的原因。有些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政治素质差，三言两语想把群众打发走，能一天解决的拖上一个月，更有甚者办事不公，恶语相加，激起了群众不满，造成上访案件。

不好处理的是，有些上访问题国家、地方没有政策，更谈不上解决，另外上级机关的个别接访者乱表态，致使当事人诉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切合实际，一个小问题多年得不到解决，成了大问题，最后诱发了越级上访。由于信访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但是对不负责、不办理的上级机关和部门却没有实质性的处理措施。慑于上级“一票否决”的威力，许多乡镇对上访人除了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围追堵截外，别无他法。有时，还得委曲求全，不得已做一些让老实人吃亏、“会闹腾的”赚便宜的事来。

最难解决的是一些比较棘手的群体性上访案件，在我们这里有一个村，村里有两大家族，每次村委会换届，双方都争得不可开交。如果一方上台，另一方就聚集人群挑毛病、找茬子，将问题都找到了“文革”期间，找到了十几年前的土地承包问题上。他们经常为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争执不休，乡政府领导换了多茬也难以解决。许多村民认为上访就能解决问题，上访就能引起更高领导的重视，致使我们的工作天天忙于接访，许多日常的行政事务根本无法开展。

我想要很好的确保社会稳定，一是要加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把群众反映的合理诉求能够解决的解决好；二是对国家、地方政府没政策，要求解决的问题，经解释做思想工作，仍然坚持越级上访的缠访户，要采取措施依法处理；三是要理顺信访渠道，采取区、乡听证会等形式多方参与，共同协调处理，最终给上访户一个明确的处理意见，只有这样我认为群众的上访诉求才能很好的得到解决，基层政府工作才能顺利开展，社会才能稳定。